·提埃波罗
使欧洲人一度相信已重返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人就是提埃波罗。任何一个夏日都可见到学生和观光客行列进入符兹堡大主教住宅，观赏楼梯与天花板的壁画，此为提埃波罗于1750年到1753年所作，乃18世纪意大利绘画之巅峰。他们去观赏伦敦国家画廊里的圣克莱门特的三位一体显圣，欣赏其富有技巧之构图，其简洁描绘，其微妙之光度处理，其辉煌之色泽。这真是提香的作品吗？也许是，假如提埃波罗不是如此漫无目标的话，他可能已进入巨匠之列。
或者他可能由于大量财富而受障碍，他是位威尼斯富商的幼子，其父死时留下可观的遗产。英俊、爽朗、玩世不恭的提埃波罗“对任何低俗的事物立刻加以贵族式的嘲笑”。1719年，他正23岁，娶弗朗切斯科·瓜尔迪的妹妹西西里娅（Cecilia）为妻。她为他生了4女5男，后来其中2人也成为画家。他们住在萨塔·瑞恩塔（Santa Trinita）教区一所精致的房子里。
他的天才大为发挥。1716年，他展示他的《以撒的献祭》（Sacrifice Isaac），虽然残酷但雄浑有力。在此时期，他显然受到皮亚泽塔的影响。他也研究过韦罗内塞的风格，并采用华丽的服饰。强烈的色彩和感人的外形之曼涅那·巴丽卡（Maniera Paolesca）。1726年乌迪内的总主教邀请他装饰其教堂和宫殿，提埃波罗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选出他的主题，但其处理并非完全圣经化，莎拉（Sarah，即亚伯拉罕之妻）之面目，来自文艺复兴时代的纸牌，皱纹之间显现两颗退化的牙齿，天使却是个有一双诱人喜爱的美腿的意大利运动员。提埃波罗似已感到这是个可以嘲笑天使和奇迹的世纪，他可以让其幽默玩弄受尊敬的传统，而和蔼可亲的大主教纵容了他。但这位艺术家不得不小心从事，因为，在天主教世界教会仍为绘画酬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另外一个来源是为教会之外的俗人装饰宫室。（1731年）在米兰的卡萨里·达格那尼（Casali-Dugnani）宫，提埃波罗以壁画道出西庇阿（Scipio）将军的故事。这些并非典型的提埃波罗风格，因为他还未形成其人物的特殊风格，而在未确定的空间里毫无束缚而轻易地活动，但它们表现出一种技巧，在意大利北部引起一阵骚动。到1740年他发现他的天才，完成米兰的克莱瑞奇（Clerici）宫的天花板和宴会厅之装饰，有些人认为是他的杰作。这儿他又选取《世界的四部分》（The Four Parts of the World）、《太阳的轨迹》（The Course of the Sun）以及《阿波罗与众异教神祇》（Apollo With the Pagan Gods）等。他愉快地离开了基督教传说中的忧郁世界，在奥林匹亚山的高峰嬉戏。他可以使用希腊罗马诸神作为画中人物，在无法律约束、无严厉禁锢甚至没有预为设计之学术规则的领域中逍遥自在。如同多数的艺术家，他们的道德法则已溶入感情的炽热之中，他内心是个异教徒。更有甚者，一个健全的躯体即可能具有坚毅完美的心灵，因此，它本身可能是精神的实体。提埃波罗推出的男神女神们，穿着薄纱，满不在乎地裸露着，在天空中嬉戏，在星球间追逐或在云端做爱。
回到威尼斯，他再度皈依基督教，他的神话意识遂在宗教画中消失，他为圣罗科（San Rocco）学校作了一幅油画《哈加和艾斯麦尔》（Hagar and Ishmael），甜睡中的小孩体态优美，甚为著名。在格萨蒂（Gesuati）教堂——后改称为多米尼克教派的罗萨里奥（Santa Maria del Rosario），他以“玫瑰经”的内容作画。为了卡米尼信众会（Scuola dei Carmini）或卡梅利特尔派教士（Carmelite Monks），他描画《卡尔玫山的圣母玛丽亚》（the Madonna of Mount Carmel），此画几乎与提香的《天使报喜图》（Annunciation）相匹敌。为了圣阿尔维斯（St.Al-vise）教堂，他描绘三图，其中《背十字架的耶稣》（Christ Carrying the Cross）一图，充满强壮人物，肖像描绘极为生动，提埃波罗将之归功于其原始信仰。他的想象力在宫墙上自由奔驰，在巴巴罗（Barbaro）宫中他展示了《弗朗切斯科·巴巴罗的鼎盛时期》（the Apotheosis of Francesco Barbaro），此画现存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为总督府画了一幅《海神献与维纳斯海洋之富源》。他为帕帕多波里（Papadopoli）宫奉献了两张令人愉快的速写，描绘狂欢节的威尼斯——《小步叶舞》和《江湖浪子》。他为拉比阿（Labia）宫装修壁画，绘述安东尼和克丽奥帕特拉（Cleopatra）的故事，场面雄伟，光辉夺目。一位画友高龙纳（Girolamo Mengozzi-Coloona）用帕拉底奥式（Palladian）的光艳描绘建筑物的背景，一道墙上是两位统治者举行会议，对面墙上是他们的盛宴，天花板上一群野蛮的飞人代表着天马、时间、美感以及阵阵微风——此等飞人被愉快的小矮人吹得团团转。在会议中，埃及女王克丽奥帕特拉穿着鲜艳的服饰，显露出冠上双珠，打算去诱使从船上下来的一位疲惫的罗马执政官，停下来愉快地休息。在这灿烂的盛宴中，她把一颗无价的明珠投入酒杯中，安东尼为这粗心大意的财富大为感动，一间包厢里的乐师漫不经心地奏着七弦琴，使欲焰倍炽更令人迷醉。此一杰作，令人回想起画家韦罗内塞，并足以与其作品媲美，这亦为1752年雷诺兹临摹的作品之一。
这种大题材的作品，使提埃波罗地位大为提高，声名飞越于阿尔卑斯山之外，腓特烈和伏尔泰之友阿尔加罗蒂伯爵（Count Francesco Algarotti）在欧洲为提埃波罗大为宣扬。早于1736年，瑞典驻威尼斯公使报告其本国政府称，提埃波罗即是装饰斯德哥尔摩王宫之适当人选，“他充满机智和热忱，易于相处，洋溢着理想；他是光艳彩色的天才，且制作奇速；他作一幅画比别的画家调色还要快”。斯德哥尔摩已够美了，但似乎还差得远。
1750年一个较亲切的邀请到来——符兹堡的君主主教格赖芬克劳（Karl Philipp von Greiffenklau）邀请提埃波罗到他新建的行政宫殿，为皇家大厅作画，提供的费用使这位年老大师为之心往。他随带24岁的儿子多米尼柯·提埃波罗（Domenico）和14岁的儿子洛伦佐（Lorenzo）于12月抵达该地。在巴塔萨·纽曼（Balthasar Neumann）所设计的光辉绚丽的王宫中，他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什么绘画在那灿烂夺目的建筑之中，能引人注意呢？提埃波罗在此地的成功，是其一生事业之顶点。墙壁上他描绘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的故事——他在1156年于符兹堡与勃艮第的贝亚特丽斯（Beatrice of Burgundy）约会过——且在天花板上展示了《带引新娘的阿波罗》（Apollo Bring-ing the Bride），画中的阿波罗沉迷在骑着白马愉快的群神的欢乐之间，柔和的光芒投射在活跃的有翼天使身上以及淡淡的云朵上。在天花板的倾斜面，他绘上一幅题名《婚礼》（the Wedding）的作品，那些俊美的面貌，威严显赫的人物，花团锦簇的帏幔和衣袍，更使人忆起意大利画家韦罗内塞的威尼斯而非中古遗风。主教甚为愉快，把约定好的工作范围扩大，包括大楼梯的天花板及教堂祭坛后方和上方两片饰物。他在堂皇的楼梯上面，绘上了大陆及奥林匹亚山——他想象中的快乐的猎场——以及庄严的主角太阳神阿波罗正在天空中绕行。
富有而疲乏的提埃波罗于1753年返回威尼斯，符兹堡的剩余工作则留给他的儿子多米尼柯·提埃波罗去完成。不久，他被选为学院院长，其性格如此和蔼可亲，甚至他的敌人亦喜爱他，并称呼他为本·提埃波罗（Il Buon Tiepolo）。在他晚年，他仍不能拒绝所有的要求。我们发现他在威尼斯、特雷维索、维罗纳、帕尔马等地作画，并受“莫斯科维”（“Muscovy”）宫廷委托制作大油画。我们几乎不能再期望他有另外的伟大作品，但在1757年他61岁高龄时，他从事装饰维琴察附近维拉别墅（Villa Valmarana）。高龙纳绘制建筑装置，多米尼柯·提埃波罗在宾馆设计部分图画，提埃波罗则在别墅亲自挥动画笔。他从《伊利亚特》（Iliad）、《埃涅阿斯纪》，《疯狂的罗兰》（the Orlando Furioso）、《解放的耶路撒冷》（the Gerusalemme liberata）等史诗中选取题材，他任灵敏的想象纵情奔放，在光辉中失去色彩，在无穷中失去空间，让他的男女群神自由自在地漂流于最高的天际，超乎一切忧虑与时间之上。歌德对其壁画惊讶叹道“真是欢愉与勇敢”。它是提埃波罗在意大利引起的最后一次骚动。
1761年，西班牙的查理三世邀请他到马德里新建的王宫中作画，这位疲惫的巨人以年龄作为借口，但国王求助于威尼斯参院使用其影响力。时年已66岁的他，很勉强地再度带着他那几个虔诚的儿子与模特儿克丽丝汀娜（Christi-na），再次离别他的妻子。因为她喜爱威尼斯的娱乐场所，未同他前往西班牙。我们在西班牙的一座鹰架上又将见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