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贝卡里亚
意大利的道德和习俗一直保留着暴力和懒散、血仇和情爱的混合状态。14岁的莫扎特于1770年在博洛尼亚写道：“意大利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国家。”他远没学到午睡的哲学。他的父亲于1775年持着此种看法：“意大利人于世界各地皆为地痞流氓。”
莫扎特和歌德两人皆对意大利的犯罪情形作过评论。莫扎特在那不勒斯写道：“乞丐们有他们自己的队长或首领，这些乞丐首领只做到保持乞丐们安分守己，即可按月从国王那儿获得25杜卡特的银币。”歌德写道：“最使得陌生人惊悸的是暗杀行为的时常发生。今天的牺牲者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施文德曼（Sch-wendemann）……和他搏斗的刺客刺了他20刀；而当警察走上前来的时候，这个恶棍企图自杀。在这里，所发生的情形通常不是这样子，谋杀者通常逃向最近的教堂，一旦到达那里，他就非常安全。”每一所教堂给予罪犯“庇护所”——只要他停留在它的屋顶下，就可免受逮捕。
法律宁可靠着严厉的制裁以阻止犯罪，而不愿意靠着警察的效率。在个性温和的贝尼狄克特十四世统治下的意大利法律，诽谤罪即处以鞭笞之刑，而且有1/3的犯罪被处在大型船舰上服5年苦役之刑。对他人人格的诽谤，即使只讲实话而不讲其他，仍可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贴于公共处所的讽刺诗文却仍然众多而不曾减少）。秘密携带手枪处以同样的刑罚。在许多地区，借着逃脱到邻国或由于法官的慈悲留情或由于教堂的庇护，而能够规避这些处刑的敕令，但是在几个实际案件中，它们被严格地执行着。一个假扮教士的人被处以绞首之刑。另外一位偷走一件教士的法袍而以1.25法郎出售的人，亦同样被处以绞首之刑。另外一位写信指控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勾结玛丽·克莱门蒂娜（Maria Clementi-na Sobieska）之罪的人被处斩。直至1762年，囚犯均一个接一个地被处以车磔之刑，或被绑在马尾，而被刺的马拖着他们在地上疾驰。我们应该附加说明较为令人开朗的一面，就是有些团体筹款去支付罚金来保释囚犯们。在法律的程序和处刑双方面的改革，自然地成为人道主义者的启蒙运动和摆脱残酷神学理论的基督教伦理学所产生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部分结果。
就本世纪内最有效的法律改革的要求是来自米兰的贵族们这一点而言，实为意大利的一项荣耀。贝卡里亚侯爵为耶稣会会士们和哲学家们的结晶品。虽然富有到可以过着懒散的生活，他却不断地致力于哲学方面的写作和实际改革的事业上面。他压抑着不去攻击人民所信奉的宗教，却直接地和犯罪与制裁的真实情况相遭遇。他对于米兰诸监狱中孕育疾病的那种脏乱，以及听到囚犯们讲述他们为何沉沦于犯罪，及他们曾经如何地受到审判的情形而感到震惊。他发现法律程序之杂乱无章，对嫌疑犯和证人所施用的不人道的苦刑，在审判上的那种专断的冷酷严厉和慈悲放纵，以及处刑上的野蛮和残忍各项昭彰的恶名，他为此感到沮丧不已。约在1761年，贝卡里亚加入一个他们称之为“拳头”（“Dei Pugni”）的社团，他们发誓一方面要去行动，一方面要去思想。1764年，他们首先模仿艾迪生的《旁观者》日刊而发行一份名为“咖啡”的评论杂志。并且在同一年，贝卡里亚发行其历史上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之论文》（Tratto dei delitti edelle pene）。
他开卷便谦逊地宣称他正追随波尔多议会“不朽的议长”所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的领导。法律应该以理性为基础，它们基本的理性是不要报复犯罪而要保全社会秩序，它们应该永远地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Ia Massima felicitàdivisa nel maggior numero”）为目的，这是边沁25年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的著名原则。以其一贯的坦率，贝卡里亚承认受了爱尔维修的影响，爱尔维修于1758年所出版的《论精神》（De I'Esprit）一书中提出过同样的公式。（它于1725年之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所著的《美和美德之观念》[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一书中已经出现过。）贝卡里亚说道：为了使社会获得益处，使教育普及而深入，以期减少犯罪行为，将此诉诸制裁更为明智，因为凭着观念的联想，制裁可能使一位临时做坏事的恶棍成为一根深蒂固的罪犯。每一位被告应该在宣誓公正无私而有能力的法官们面前接受一个公平而公开的审判。审判应在控告之后立刻开始。不应该按照犯人的犯罪意图的比例来酌情定罪刑的轻重，而应该就其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实际损害来酌情定罪刑的轻重。残暴的制裁孕育出残暴的人格，甚至于在非罪犯之大众中亦然。刑讯永不能被使用，一位习惯于痛苦的罪人，可以好好地忍受刑讯而被认为无罪，然而一位神经敏感的无辜的人，可能被迫于刑讯而招供任何事情而被判为有罪。教堂应该不再被允许去当做罪犯们的庇护所。死刑应被废除。
这本小书于18个月之中发行了6版，并且被译成22种欧洲语言。贝卡里亚称赞由莫雷莱（Morellet）所译的法文版本较原版好。伏尔泰对莫雷莱的译本写了一篇匿名的序言，并且反复地承认贝卡里亚对他自己在法律改革方面的努力产生了影响。大多数的意大利诸小国立刻改革它们的刑法法典，并且几乎整个欧洲到了1789年都废除刑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在其领土内废除刑讯这一点，是受到贝卡里亚和伏尔泰的感召。腓特烈大帝已经于1740年废止刑讯，除了叛国罪之外。
1768年，贝卡里亚被任命为米兰的巴拉丁学院（Palatine College）的法律和经济方面的讲座教授，此一讲座显系为他而设立的。1790年，他被提名为伦巴底的法律学改革委员会的委员。他的讲演为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Malthus Thomas Robert）在分工、劳力和资本间之关系，以及人口与食物供给间的关系等几个基本观念奠定了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在他身上复活，就如同启蒙运动在意大利复活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