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费耶里
在这个时代，没有但丁，但在诗韵方面有帕里尼（Parini），在散文方面有菲兰杰里（Filangieri），在戏剧、散文和诗文方面有阿尔费耶里。
帕里尼从赤贫中力争上游，靠着抄稿件过日，而于1752年开始发行一小册的无韵诗。他担任神职以维持生活，甚至还须当家教以填饱肚皮，因为意大利有太多的教士。他的贫困使他的笔锋指向讽刺诗。沉思着许多意大利贵族之懒散和铺张奢华，他构想着将这种贵族生活描绘于一代表性的一天中的念头。1763年，他以《早晨》（Il mattino）为名出版他作品的第一部分；两年之后，他以《中午》（Il mezzogiorno）为名，写出其作品的第二部分；他完成了以《傍晚》（Il ve-spro）和《晚上》（La notte）为名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作品，但尚未出版前他即去世。综合这四部分而形成实质的讽刺诗，而他将它命名为《一天》（gior-no）。佛密恩伯爵借着任命这位诗人教士为米兰政府公报的编辑和巴拉丁学院（the Scuola Palatine）的纯文学教授，而表现出他真正的高贵。帕里尼欢迎法国革命，而拿破仑给他一个在米兰市委员会中的职位以为报偿。他于1757年至1795年间所作的抒情诗列于意大利文学的次要古典作品当中。在翻译作品方面，我们受到他的微弱影响，如同在这一首作为情人而写，而非作为一位教士而写的十四行诗中一样：
在柔软的翅膀上，使得有益的睡眠加速，
无声无息地飞过暗淡的夜晚，
一连串的梦浮现脑际，
直至疲累而躺在床上安静地休息：
我的菲莉丝，她温柔的头到哪儿去了呢？
丰腴的面颊贴在柔软的枕头上面；
当身体在睡觉之际，她的灵魂在驰骋着，
从你的迷人处孕育出你的倩影。
那个形影似乎印在我自己的形影上一样——
客厅如此暗淡无光以致遮掩了它的面孔——
她可能会受到感情的激动而醒转过来。
假使是这样子，那么你将成就你的慈怀，
我将编织双层的罂粟花花圈，
并且幽默地放在你的祭坛上。
让我们在这首诗之外，节录菲兰杰里在1780年至1785年间受到贝卡里亚和伏尔泰之启迪而出版的《立法学》（La scienza della legislazione）一书中的一段话，以作为意大利启蒙运动的成果：
哲学家不应为制度的创建者，而应为真理的使徒……只要影响人性的罪恶尚未被根治，只要谬误和偏见允许这些罪恶存在，只要真理局限于少数人和特权阶级之中，而遮蔽于大多数人民和诸位君王之外，只要是传播真理、维护真理和阐扬真理还未成为哲学家无可旁贷之职责。纵使他所散播的亮光在他自己的世纪和人民中并无任何用处，然而它们在另一国度和世纪中必然有用。每一处和每一代的公民的哲学家，都应把世界当做他的国家，把地球当做他的学校，而他的学生们将是他的后嗣。
这一代由阿尔费耶里总结为：反抗迷信、颂扬怀抱异端思想的英雄们，指斥专制，为法国革命而欢呼，由于过度激烈的法国革命而撤回其欢呼，并且为意大利之自由而大声疾呼——所有这些均注入于一种为法国所禁止的罗曼史和贵族的忠贞之中。他于《维多利亚·阿尔费耶里自撰的一生》（Vita di Vittorio Alfi-eri……scritta da esso）一书中记载这一热情洋溢的生涯，并且继续记载到他临死前5个月为止。它是一本伟大的自传，跟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地暴露真相。它以一种驱除敌意的口吻开始写道：“谈谈自己，更进一步写写自己，无疑是非常喜爱自己的一种结果。”因此才不会有谦和的假面具，也不会有不诚实之迹象。其中记述道：
我于1749年1月17日生于皮德蒙特阿斯蒂城的一个贵族家庭，我的双亲高贵、富裕而且备受景仰。基于下列理由，我注意到这些情况是幸运的情况：出身贵族家庭这一点给了我极大的便利，因为它使得我在不招惹做人基本原则的玷污和惹人嫉恶的动机之情况下，能够为了贵族而蔑视贵族身份，能够揭露它的愚行、它的恣意妄为和它的罪恶……富裕使得我不受腐化，并且保有自由的心志去纯为真理而作贡献。
当维多利亚（阿尔费耶里）还是婴孩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去世了，他的母亲改嫁。这位男孩孤寂一身，暗自沉思，在8岁之年思索着要自杀，却不能够想出任何安逸的自杀办法。他的一个叔父领养他，并且在他9岁时，送他到都灵艺术学院去受教育。在那儿，他被当做仆人一样地受到欺侮。他的老师们设法打破其一意孤行的意志，以作为陶冶他成为男子汉的第一阶段，但是他们的专制激发了他的高傲和争取自由的渴望。他说：“哲学课就是要送人到教室中站着直直地去睡觉的时间。”当他14岁时，他叔父去世，遗下一笔大财产给他。
在事先获得撒丁岛国王的允许，以作为出国游历的先决条件之后，他于1766年出发做一次3年时间的欧洲漫游。他热爱各式各样的女人、法国文学和英国宪法。阅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使得他所继承的神学思想遭到破坏，而开始憎恨罗马教会，虽然他在最近吻了教皇克莱门特十三世的脚以示崇敬，他说克莱门特十三世为“一个值得尊敬而具威严的好老人”。在海牙，他死心塌地迷恋于一位结过婚的妇人。她对他微笑，接着便走开了。他再度想到自杀。他正处于多愁善感的年龄，自杀的念头时常浮现。他再度发现期望中的念头比实际上实现的结果更美好。他回到皮德蒙特，但是由于陷入一种政治及宗教上的守旧和服从的气氛中而闷闷不乐，因此他又于1769年恢复了他的漫游。
现在，他游遍德国、丹麦和瑞典——他告诉我们说他喜爱那儿的风景、人民，甚至冬天。然后前往俄国，他发觉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仅为一个戴上皇冠的罪犯，因而轻视俄国，拒绝进觐她。他对于腓特烈的普鲁士也一样不欣赏，他急忙地继续前往勇敢的荷兰共和国，以及前往正在设法教导乔治三世处于超然地位而置身于政府之外的英国。他和一位英国女人私通，在一次决斗中受了伤。他在西班牙染上梅毒，而于1772年回到都灵去接受治疗。
1774年，他的病情已经恢复到足以和一位比他大9岁的女人从事第二度伟大的罗曼史的地步。他们因争吵而分离，而他凭着写作一本名为《埃及艳后》的剧本已将她忘得一干二净。还有什么样的剧情比具有两位执政、一位皇后、一次战争和一条小毒蛇这个剧情更能吸引人呢？这部作品于1775年6月16日在都灵被推出，连续两日两夜赢得观众的喝彩。然后他撤回它，作了一些修改。他现在“带着一种高贵而得意洋洋的炽热心情以渴望获得声名”。他重新阅读普鲁塔克的作品和意大利的古典作品，并再度研究拉丁文以便钻研塞涅卡所编的悲剧剧本，在阅读上述这些作品的过程中，他为他的戏剧找到了主题和形式。他将重返古代英雄们和善神们之描述，如同温克尔曼已经重返古代艺术之研究一样。同时，他在1777年，正在写作一篇以《论专制》（Della tirannide）为名的论文，但它包含了对于国家和教会如此炽热的指控，以至于他无法出版该篇论文，它仅于1787年中付梓。一股近乎宗教的狂热鼓舞着他：
意大利衰弱的原因不是紧迫逼人的贫困……不是奴性的懒惰，不，这些原因都不是指引我的心智，以利用笔尖攻击错误的帝国而达到真正崇高的荣誉的原因。一位凶猛的神，不得而知的神，从我的幼年，就一直在背后鞭策着我……除非我写下严苛的文辞去摧毁那些专制者，否则我的自由意志将无法得到平静与停歇。
他为专制者所下的定义为：
所有那些人，他们靠着威迫或欺诈——或者甚至于靠着人民或贵族们的意愿——以获取绝对的政权，并且相信他们自己将是或者是超越于法律之上……专制一词必须被运用于任何此类的政府，它负有执行法律之责，而可以借着免受处罚之保证，以创制、破坏、废除、解释、阻挠或暂停这些法律。
阿尔费耶里认为除了荷兰共和国、英国和瑞典的立宪君主国而外，欧洲的其他各国的政府皆为专制政府。受到马基雅弗利的影响，他将罗马共和国理想化，并希望革命将很快地在欧洲建立许多共和国。他认为一位专制君主之下的大臣能够做的最好事情，将是激励君主采行过分专制的措施，以令人民反叛他。在人民反叛的最初几年内，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以防止专制的复活。这一解释使得革命合理、正当。他说：
因为政治上的意见，像宗教上的意见一样，不使用很大的暴力，便永远无法使它们彻底改变，所以每一新政府最初总是不幸地被迫去采用残忍而严厉、有时候甚至是不公平的措施，为的是要说服或者可能是要强制既不期望、不了解、不喜爱革新的措施，也不赞同革新措施的那些人。
虽然他自己是一位贵族而被称为柯第米利亚伯爵（Conte di Cortemilia），阿尔费耶里却咒骂世袭的贵族制为专制的一种外形或工具。他将同样的诅咒应用于一切有组织而得势的宗教上。他承认“基督教对于使得世界风俗习惯柔和这方面的贡献并不比别人少”，但他指出在信奉基督教的君主的统治下，“从君士坦丁到查理五世”，产生了“许多愚蠢而无知的暴行”。总而言之：
基督教与自由几乎是不相容的……教皇、宗教裁判所、赎罪券，告解（忏悔），一成不变的婚姻以及教士们的独身生活——这些是系住国家这根锁链中的六把锁，它这根锁链绊系着国家，比国家的锁链绊系着人民要紧密得多，以至于它（这根锁链）变得越来越重而更牢不可破了。
阿尔费耶里如此憎恨专制，以至于他规劝别人不要在一个专制国家里面结婚或者生小孩。但是他却利用意大利的丰富思想，于1775年至1783年间，创作了14部悲剧。所有这些悲剧皆用无韵诗编成，在结构和形式上皆属古典的性质，并且以一种矫饰的热烈感情去痛斥专制，而推崇自由之高贵凌驾于生命之上。因此在名为《狂人的阴谋》（La Congiura dei Pazzi）的悲剧中，他同情阴谋者推翻洛伦佐和美第奇族的朱利亚诺（Giuliano de'Medici）的企图；在名为《布鲁托第一和布鲁托第二》（Bruto Primo and Bruto secondo）的悲剧中，他对于塔昆和恺撒的受到暗杀，并不给予任何怜悯。于《菲利普》（Filippo）一剧中，他同情卡洛斯（Carlos）而反对西班牙王（菲利普）；然而，在《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皇后》（Maria Stuarda）一剧中，他发现苏格兰的叛军首领们较这位信奉天主教的皇后更为专制。受到他人认为他曲解历史以屈就其戏剧主题的批评之后，他为自己辩护道：
除了此种恶意的口舌而外，将听说……我从未描绘任何事物，除了描述专制者之外，于太多的、缺乏甜言蜜语的篇章中。我浸染毒素的血红的笔，总是写出一成不变的言辞，我鲁莽的剧作女神并未将任何人从罪恶的奴役中唤醒，却使许多人大笑。这些抱怨将不能改变我从事于如此一个庄严目的的心志，也将不能阻挡我的才华，虽然对于这么一个伟大的需求而言，我的才华是微弱而不合宜的。假使在我们之后能诞生一批不会掌握住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自由，而存在于自我之中的真实人们，那么我的言辞也将不至于散布在空中而虚无缥缈，不受人理睬了。
他热爱阿尔巴尼伯爵夫人（Countess of Albany）的情操，仅次于追求自由的热情。身为斯托尔堡·捷敦（Stolberg-Gedern）的亲王古斯塔夫·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之女，她于1774年嫁给查理·爱德华亲王（Prince Charles Edward Stuart），绰号为“年轻的虚伪者”（“the Yonng Pretender”）。他现在称自己为阿尔巴尼的伯爵（Count of Albany）。从前因英勇而被昵称为查理亲王（Bon-nie Prince Charlie）的他，现在已将其注意力移转到吃喝和妻妾们身上，以忘怀其失败。由法国宫廷安排的此次婚姻，非常不成功。显然，对此，伯爵夫人本身也难辞其咎。阿尔费耶里于1777年邂逅她，因同情她而爱她。为了无须厌烦地呈请国王批准其每次的越过国界以接近她，自由地帮助她，与她同命运，他放弃他在皮德蒙特的公民身份，移转他的大部分财产和房地产给他的姐妹，而于1778年迁居佛罗伦萨。当时，他正值29岁。
这位伯爵夫人以一种遵守公共礼度的谨慎的微妙感情来回报他的爱情。1780年，当她的丈夫由于常常酗酒而使用暴力危及她的生命时，她隐居于一座修道院中，后来迁居于她在罗马的一位亲戚家中。阿尔费耶里写道：“我像一个遭受遗弃的孤儿一样停留在佛罗伦萨，并且就在当时，我完全相信……没有了她，我将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几乎完全无法写出好的作品。”不久，他到了罗马，被允许常常去探望他的情妇；但是其情妇的亲戚在牧师的指示之下，反对他设法废止她的婚姻而做的努力（因此他在《论专制》一书中庄严地恳求离婚）。最后，这位亲戚禁止他再去拜访伯爵夫人。他离开罗马，并且设法以旅行和养马来排遣自己的苦闷——这些马匹就成为他的第三个宠物，仅次于文学和其情妇。1784年，她赢得了合法的离婚。她迁居到阿尔萨斯（Alsace）的科尔马（Colmar）。阿尔费耶里到那儿和她相聚，并且自此之后，他们未经结婚而在一起同居，直至她丈夫的去世允许他们结婚时为止。阿尔费耶里以一种狂喜描述他的爱情，此种狂喜令人回忆起但丁所著的《新生命》（Vita Nuova）一书。他写道：
这是我第四度也是最后一次的狂热爱情，是……和我最初三次的结合大不相同的。在那些结合当中，我并未发觉自己受到任何由理智所平衡，并掺和着意志的强烈感情所激动。这一次的感情的确不大火爆和狂热，但显示出更为经久而深入心坎的力量。我的强烈感情产生此种力量，以至于它……支配着我的每一情绪和想法，并且自此之后，它将永远存在我的心中随生命而终止。我发觉她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女人，因为她不仅不像所有平凡的女人一样成为我获得文学上声名之障碍物——而且她建立有益于社会的事业，使别人觉得思想比不上她而受到贬损——对于她所有的每一良好行为，使我在她身上找到勇气、安适和好榜样。承认并欣赏她为奇宝，我对她可真是心悦诚服而五体投地了。诚然，我的看法无误，因为在12年多之后的今天……当她所具有的短暂的美貌（这些美貌并不能代表永恒的她）随着时光而消逝之际，我对于她的强烈感情却成比例地增加。但是，将感情专注于她身上，我的心灵却是愉快的、柔和的，并且渐趋佳美。我敢斗胆地说，她的心灵也是和我一样的，并且她可以从我这儿获得支持和力量。
在此种情况下继续受到激励的他，写出了更多的悲剧和一些喜剧，以及应景诗。他已经写出5首抒情诗，定名为《自由的美洲》（America Libera）。1788年，这对情侣迁居巴黎，在那儿，他监督莱茵河上凯尔镇（Kehl）的博马歇（Beau-marchais Pierre Augustin Coron）印刷所发行他的作品。当巴士底监狱陷落之时，一直渴望着自由的阿尔费耶里欢呼这次大革命为创造世界上较为欢乐的一代的曙光。但在不久之后，法国大革命的过度，使得具有贵族式的自由观念而要求免于暴民和多数人统治之自由，如同免于国王和教皇们统治之自由的一位人士（指阿尔费耶里）产生厌恶的心理。1792年8月18日，他和伯爵夫人利用两辆马车载着带得走的东西离开。他们到达城门时，一群民众挡住他们，并且质问他们离开的权利何在。阿尔费耶里说：“跳出置于暴民之中的马车，威胁地挥动我的七张通行证，并开始咆哮和争吵……这总是震慑法国人的方法。”他们继续驰往加来和布鲁塞尔。到了那里，他们才晓得在巴黎的法国革命当局已经下令逮捕伯爵夫人。他们急忙地继续驰往意大利，定居于佛罗伦萨。现在，阿尔费耶里写出一本名为《米瑟嗄洛》（Misogallo）的剧本：“充满着憎恨法国和其生性恶劣的奴性群众的气氛。”
1799年，法国革命军攻占了佛罗伦萨。阿尔费耶里和伯爵夫人避难于乡间的一所别墅中，直至入侵的军队撤离为止。这些年来的紧张和刺激，使他的身体衰弱并且变得老迈。1802年，53岁时，他结束其自传而谈及自己已经老迈了。在将他的一切财产遗留给伯爵夫人之后，他于1803年10月10日逝世于佛罗伦萨，被葬于圣塔克鲁斯教堂（Church of Santa Croce）之中。1810年，伯爵夫人在那儿为他建立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就在卡诺瓦（Canova）纪念碑之旁。她为这位意大利的伟大人物抚坟悲悼，并于1824年追随其爱人于九泉之下。
意大利推崇阿尔费耶里为意大利的先知（Il Vate d'Ialia）——使意大利解脱外国和教会的支配，而获得自由之意大利解放、改革和统一运动（Risorgimen-to，乃意大利自18世纪末叶至1870年之改革、解放和统一之运动）的先知。他的戏剧，虽然粗糙而且单调，却已经对于在他之前的富有情感的意大利悲剧作了令人鼓舞的改进。从他的《菲利普》（Filippo）、《扫罗》（Saul，乃使徒保罗之原名）、《米拉》（Mirra）诸剧中，这位意大利的中心人物已经为马志尼（Mazzini Giuseppe）和加里波第奠定了基础。他所著的一本论文《论专制》，并不限于在国外发行，1787年发行于凯尔，1800年发行于巴黎。而且于1800年，印行于米兰，于1802年、1803年、1805年、1809年、1848年、1849年、1860年分别陆续印行于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中。它成为意大利改革、解放与统一的巨献，就如同佩恩于1791年所发行的《人类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一书成为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思潮的巨献一样。阿尔费耶里开启了意大利境内如火如荼的运动，可谓为拜伦之前的拜伦，传播着解放人类心智和解放国家的思想。在他之后的意大利必然是自由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