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特色
毛泽东是一位不倦的读者和多产的作家。他还是一位对党政军事务的日常处理有着巨大影响的务实的政治家。结果，他留下了大量复杂的文字、演讲和决策纪录。这些记录揭示了一位经常处于矛盾和思想斗争中、不断改变想法、并精于现实权力政治的人。 [2] 毛泽东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思维，在他的作品中也很难找到逻辑推理的例子。他酷爱矛盾，也乐于找出潜在的冲突与逆流。因此，在几乎所有对毛的思想的概括中，都可以找出个别不协调的例子或例外。
尽管存在这些矛盾，毛政治生活中的某些根本关切和基本的长期趋势却清晰可见。如果用大量的特例和例外来贬低对这些思想的讨论，就会忽视这些思想对塑造毛领导下的中国的历史以及此后中国发展的遗产所具有的重大影响。
毛泽东的思想自然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包括他的华中农村背景以及他后来在20世纪10年代末的北京知识界中的边缘化角色。他认为自己精通中国历史与文化，但却选择了一种充满风险与暴力的生活。以个人生活为例，他不顾习俗，解除了在传统的父母之命下与第一任妻子的婚约。显然，他深爱着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但国民党逮捕了她，并于20年代末将她杀害。他的第三任妻子在长征途中精神崩溃。后来，他与奔赴延安参加抗日的上海女演员江青结婚。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于40年代在中国西北执行政治任务期间遇害。毛唯一的身心健全的儿子在朝鲜战争中死于美军的轰炸。据说，长征途中毛把两个女儿托付给农家。果真如此的话，后来没有一个被找到。因此，毛的许多家人直接为他的革命事业付出了健康和生命的代价。按照中国文人的传统，毛自己做诗并品评同事的文章，他极为鄙视那些从未冒着生命危险去实现自己目标的坐而论道的政客和专家。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孱弱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剥削造成的，他从阅读马列著作中得到了对这一现象的系统解释。但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内部的积弱使国家无力应对外来侵略。毛认为，这些国内问题在本质上是文化方面的。儒家基于人际关系的身份认同概念排斥了更大范围的阶级认同和强烈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对于激励国民采取有效行动是完全必要的。他还认为中国人一般都太宿命、太消极。他把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归咎于儒学的精英主义成分和等级社会所滋生的依赖感。
像大多数伟人一样，毛泽东既是他所在社会的产物，也是这个社会的叛逆。因此，他对传统文化和政体的抨击也带有某些非常传统的色彩。例如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支持年轻人“造长辈的反”，这在儒家思想中是不可思议的。但与此同时，他又鼓励把自己的著作作为革命的范本，这与中国古代把背诵儒学经典作为政治升迁和社会美德的钥匙的传统如出一辙。的确，毛强调能动主义并拒绝旧事物（他最喜欢的口号之一是“破旧立新”），这绝非儒家思想的精神。但从这个以及其他事例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抨击中华帝国的遗产时，毛也受到传统的影响。
总体来说，毛试图推动中国前进，把人民作为改造国家命运的有力工具。实际上，毛一生中都发现自己客观上一直处于权力劣势地位，因此他必须求助其他人与他协调行动。1949年前，他不断遇到火力远比自己强得多的敌军。1949年后，他试图在美苏主导的世界中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因而，他几乎将所有的政治手段都集中于由弱变强，以战胜他面临的挑战。
1949年以后的中国国内政治是个例外，在这个舞台上，毛成为权力中心。身处主导地位后，毛开始自大起来，以至最终似乎脱离了现实。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不接受其他任何权威。 [3] 他继续不断地构思议题，并根据1949年以前他所制订的方案来设计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包括政治运动、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提倡平均主义和自力更生，所有这些方案将在下文做出阐述。但是，在持续的表象下面却蕴含着自大的毛病和似乎日趋严重的偏执，它使原来用来改造和授权人民并锤炼党的这些为人熟悉的方式变成了使人民和党服从毛的个人意志的工具。这种转变历经多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最终完成。
意识形态挂帅
根据完善的儒家模式，毛泽东认为正确的思想是正确的行为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特别强调意识形态问题和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毛没有把意识形态当作为其实际行动进行理论装饰的工具；相反，他把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宣传视为他领导的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此外，毛泽东权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他掌握着确定中国正确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决定权。
我们不清楚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不再相信自己的革命理想，并悲观地将他的意识形态作为对付敌人的一个武器。现实也许比毛作为专横者所表达的任何一个观念都更精妙也更具悲剧性。毛也许认为只有自己知道国家面临的危险以及转败为“胜”所需的措施。到20世纪50年代末，没有人敢对他说真话。他的战友们有理由考虑：毛虽然一直在寻求真相，但却无情地对付那些说真话的人。在他越来越脱离实际的内心深处，毛一再诉诸他1949年以前制定的方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其结果是流血和悲剧多于进步。
还不曾有一本著作可以被称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总结和要义。最接近的是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军队政治部门在北京出版。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期间，它成为全国的必读书。不过总体而言，毛泽东思想包括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至1949年）中的文章，以及1949年后他的许多政治报告与文稿。因此，它是一个活的、不断演进的学说原则。它内容广泛而缺乏明确的界定，使得毛实际上在任何特定时期想要把国家引向任何方向，都可以从中引经据典来支持他的行动。
尽管具有上述固有的灵活性，但这种意识形态却值得认真对待。毛认为，仅靠正式的政府行政管理机构是不可能领导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他必须要向人民灌输某些原则，使他们信奉某些权威，这样才能使他不仅巩固政权，而且改造他所领导的国家。此外，在一种技术与人才的不足极大地限制了领导者获取信息及分析政策选择后果的能力的政治体制中，意识形态将成为确保下级干部服从的一个重要工具。
人民意志论
马克思主义传播一种被称为唯物论的变革的哲学理论，主张物质世界的基本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特别是指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人的意识以及主要的人类活动范围。列宁对这个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了修正，更充分地发掘出政治鼓动与革命运动对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功效。毛泽东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尽管他一直自称为唯物主义者，但他毕生的活动都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被适当地动员起来的群众实际上可以战胜任何物质困难，以实现他们的目标。例如，基于这种信念，在20世纪50年代即使中国还处于以农业为基础的落后经济状态下，他却制定出高级社会主义方式来治理中国。又如我们将看到的，在1957年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认为，只要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实现“大跃进”。
毛泽东相信人民的意志能产生巨大的力量，认为动员人民同心协力应对问题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哲学主张被称为“人民意志论”。中国共产党不同寻常的生存、发展和胜利，使他愈发对这一理念深信不疑。
因此，毛泽东思想的大部分内容是由塑造人民意志并用这种意志来承担支持毛的目标的各种方法组成的。这些方法包括群众路线、运动、斗争，以及平均主义或俭朴生活。
群众路线
儒家思想认为，统治者因精通经典而知晓该做的事情，因此知识贫乏的民众只需听命于统治者，毛泽东对儒家的这一主张深恶痛绝。这种观念造成了民众的消极和领导者的保守，它与毛泽东主张的对革命成功具有关键作用的积极社会和强有力的领导恰恰相反。毛把自己描述为一个相信人民固有的智慧和力量的平民主义者。他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他的如下信念，即他比所有的人都更了解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中国农民的心声。
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中共制定了被称为群众路线的领导原则，它把党的先锋作用和群众的积极参与结合在一起。其基本理念是与群众有直接接触的干部应始终保持与民众的密切联系，了解他们的基本愿望和关切。这些干部要向上级报告了解到的情况，以使领导者对民众欢迎和愿意执行什么以及不欢迎什么有充分的理解。然后，高层领导以其对历史规律和中国总体状况的更全面的了解来做出适当的决策，以一种强有力的但能被群众接受的务实方式推进革命。当新的行动命令下达时，地方官员将设法让群众一起来贯彻，以达到群策群力的效果。毛泽东用一句精辟的话概括了上述全过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种群众路线的方式可以削弱独断的两个弊端：一是不了解民众情绪，二是造成民众对政治的冷漠，认为自己对领导者没有影响力。但这种方式不会危及党的集权统治，因为它避开了关于群众可以反对高层权力部门统治的一切观念。不过，它的确倡导了群众的政治能动性，并要求政府官员倾听群众呼声，定期走入群众中去。
在实践中，1949年以后形成的政治体制严重地侵蚀了群众路线。地方官员为避免暴露群众对他们工作的不满而经常谎报民情。民众越来越不愿意对那些实际上挥手间便能毁掉他们生活的官员说真话。诸如真正独立的报刊这类信息来源的匮乏，意味着对全国各级机构（工作单位、镇/公社、县、市、地、省，以及国家部委）提供歪曲报告的鼓励，它进一步使最高层无法得到真实信息。这种状况发展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悲剧，如1960-1961年最高层领导高估了农业产量。结果，他们征收了太高的农产品税——事实上，税收高得使3000万农民在领导层充分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之前已被饿死。 [4]
尽管有群众路线上的这些失误，中共却认真地将此理念作为治理的一种方法。中国官员一直感受到“深入群众”和“向群众学习”的压力。有时，这项努力采取一种实际要求的形式，如1958年通过的一项规定要求军官每年下连队当兵1个月,而最高层领导人则采取亲自蹲点的方式直接听取群众的呼声。
每位最高层领导人往往都有一些用以定期检验政策方向及效果的定点地区。刘少奇通常去天津，例如，1949年他在天津会见各类工商业人士，考察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赢得工商界信任方面的状况。刘少奇选择天津，一方面是因为他曾在那里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妻子王光美出身于天津一个显赫的商人家庭。 [5] 陈云则去他的出生地——上海附近的青浦县。在“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时候，他曾到那里与农民交谈，了解他们对这场大规模运动的真实看法。 [6] 因此，群众路线有助于使高层领导确信他们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对行政官员最严重的指责莫过于“脱离群众”。
通过群众路线将集权领导与民众参与相结合，毛泽东认为他就能动员中国民众去改造这个国家。简而言之，群众路线是毛关于通过“人民的力量”（用毛泽东的话，就是“群众力量”），人口众多的中国民众可以战胜那些造成中国贫弱的重重障碍的人民意志论的关键。反过来，群众路线的方法也可以用特定的手法和议题在民众中激起热情、使命感与狂热。于是，运动和斗争的方式以及平均主义的问题便开始嵌入新中国的政治体制中。
运动
运动是指通过动员群众全力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其广义的目标是社会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前一类运动旨在转变民众对一些重要问题和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例如，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类群众运动寻求激起民众对当局认定的阶级敌人的仇恨情绪；后一类运动被用来变革基本的生产方式——如农业集体化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并说服人民用超常的努力来改进其经济工作。通常，特别是在50年代，这两类运动合而为一，用来改革某个经济部门的生产结构，激起民众对该部门以前的精英们的仇恨，激发对新体制的热忱和为其成功而努力工作的意愿。这类例子可见于1950-1952年的土改运动、1955年夏季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到60年代，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大革命”，也包括“四清”和其他一些运动）越来越集中于社会政治变革，对促进生产则较少关注（见表3.1）。
多年来，大多数运动都遵循了一个基本模式，无论其目标如何。 [7] 即使这些运动旨在破除常规的官僚主义对某些问题的控制，以便全力进行直接处理，但这种规律还是出现了。运动通常开始于围绕某些宽泛的主题（如反腐败、促进农业合作化、查出那些有“右”倾思想的人等）而进行的动员。在最初的这个阶段，民众获得学习的文件并被组织起来进行集中的高强度的学习。通常，报纸、广播、杂志及各级官员会激起民众情绪，神秘（但含糊）地警告说社会上潜藏着对国家安定的严重威胁。在早期动员的这个阶段，民众通常会放下手里的工作，集中精力搞运动。因此，在这类社会政治变革和结构转变的运动中，经济通常都会被打乱。
表3.1毛泽东时代主要的全国性运动
到了某一时刻，当局会发出运动第二阶段开始的信号。在这个阶段上，运动变得更加具体，集中火力于作为运动惩罚对象的特定个人和群体。他们将遭受严重的痛苦，在各种“斗争”会上受到巨大的身心折磨。他们被要求“坦白”罪行，并恭顺地祈求群众的原谅。在这个狂热的阶段，诸如农业集体化这类结构变革运动将会试验性地开始推行。
在第三阶段，运动变得更具明显的强制性，因为运动中被揪出的对象将受到正式处罚。在很多情况下，处罚是采取长年在狱中进行劳动改造的方式，虽然可能还包括从公开处决到简单规劝其改进思想等一系列方式。
尽管有其特定的目标——且目标大不相同——但历次运动一般都强调一套相互关联而又各具特色的重点。在几乎历次运动的“高潮”时期，反对知识分子、平均主义和人民意志论都会出现在显著位置，正如那些文化水平不高但谙熟政治动员的干部们所做的那样。尽管在不搞运动的平常时期，中国一般会重视技术、利用物质刺激，强调计划的必要性并处理客观难题，但在运动期间，整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则反其道而行之。这种大幅的政策摇摆的影响很大。例如，那些平常表现出众的人在运动中却处境艰难；同样，那些在运动高峰期变得意气风发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在平时却不那么得意。久而久之，运动周期对职业变迁的影响既会给某些发动下一次运动的干部带来可观的既得利益，也会给另一些使国家摆脱用政治运动作为治理手段的干部带来同样可观的好处。
在毛泽东看来，运动可以达到几个目的。通过周期性地在正常官僚程序外处理问题，可以防止官僚主义膨胀成为毛泽东实现更激进目标的巨大障碍。某些运动如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专门针对党政干部的。利用集中学习和具体的社会目标，有助于以毛泽东的价值观来教育民众。以他在延安的经验，毛泽东强烈地相信压力与斗争是动员群众打败敌人的必要武器。他发动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可怕运动，是要把它们作为更正规的党的宣传和压制措施的必要辅助手段。这种处理重大问题的风格也更适合那些1949年以前在革命斗争时期入党的农民干部的政治能力。他们像大多数农民一样不习惯官僚程序，却更喜欢“户外”政治。
毛泽东使运动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直到1976年他去世前，中国几乎每年至少都要经历一场大运动。许多运动给亲历者留下了深重的创伤，以致在当时和后来接受访谈的中国人一般在确定事件的年份时多用它与某个政治运动的关联（如“‘三反’‘五反’运动后”，“‘四清’之前”，等等），而不用日历年份。如果问某人在1957年中做了什么，他的记忆也许是一片空白；但若问他在反右时（反右运动开始于1957年6月）做了什么，回答则是明确而清晰的。官员们也生活在另一场政治运动将要降临的持续担心之中。因此，毛泽东广泛地运用延安时期形成的运动手段的作法严重地影响了1949年以后国家政体的步伐、风格和本质。运动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核心理念：他可以充分地发动群众去实现他为他们设定的几乎一切目标。
斗争
毛泽东鄙视儒家思想中以和谐作为绝对社会价值的理念。孔子的著述诞生于社会和政治动荡的年代，他认为，如果人人都清楚并接受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权利和义务的话，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就能够保持稳定。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观念造成了中国由那些向后看的精英们支配的局面，他们的错误统治使中国无法屹立于20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
毛泽东并不完全排斥和谐以及达到和谐所必要的温和的说服与调解手段。但是，他也的确相信紧张状态和一种性质上更为激烈的现象即斗争的绝对价值。所谓斗争，指通过破坏和暴力打破以往统治的直接对抗。他认为，对于一个在性格和文化上过于消极与逆来顺受的民族，斗争能够赋予它勇气与品格。通过斗争，中国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潜力。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出使人们参与个人斗争、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的形势。世界上大多数政治领袖都努力确保其国民过安定生活，而毛泽东却不断地激起社会动荡作为他深思熟虑的统治计划的一部分。斗争成了毛泽东人民意志论的关键。
大体上说，斗争是在严重违背社会习俗的情况下直接针对个人的政治动机明确的行动。它常常使以前享有崇高威望的人身败名裂。斗争绝不是一种非个人的行政程序，它是高度个人化的、直接的、暴力的和公开的。例如，“斗争”老师的学生要在学校集会上面对老师进行谴责，控诉他们的具体“罪行”，宣布不再受他们从前的老师的蒙骗，并要求对老师进行严厉惩罚以示“划清界限”。他们还可能殴打老师，在老师的脖子上挂诽谤的牌子羞辱他们，一度还把老师关押在阴冷的密室中数月之久折磨他们，等等。
斗争的总体目标是要以这种戏剧性的创伤方式来打碎以往普遍的社会禁忌，使参与者（包括行动者和打击对象）再也无法重建他们以前的关系。毛泽东使斗争成了永久体制中的一部分，在这种体制中，某些人一再成为受害者，每当群众被煽动起来时，他们就被揪出来斗争。这些不幸的人通常是“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即资本家、地主或富农等被划为底层阶级的人。
毛泽东采取斗争手段的部分原因在于赋予人民一种掌权感，以使他们动员起来突破革命变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他也把斗争的工具当作对付根深蒂固的儒家观念的重要武器，后者认为社会认同应建立在个人的社会关系网之上。毛泽东毕生都在为改变儒家传统所造成的社会形态而奋斗，在这种社会里，不同社会关系网中的个人不可能在一起工作。毛泽东认为，这需要把大量的个人团结到他们能够参与其中的诸如工人、贫农等广泛的社会群体中。
斗争有助于社会认同的改变。斗争的目的是在通常属于同一个社会关系网的人之间制造出社会和政治鸿沟。于是，如在1950-1952年土改中，许多农民发现他们斗争的地主也是他们的亲戚。通过暴力和打破其他社会禁锢，斗争削弱了旧的社会关系网，而毛泽东也希望斗争能够在参与者的心目中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认同。
斗争大会通常是激烈的。在毛泽东当政的27年中，许多人直接死于政治斗争。而遭酷刑、监禁及重创者更多。此外，“斗争对象”的近亲通常也受到伤害，除非他们与受害者“划清界限”，如妻子被要求与其“反动”丈夫离婚，子女辱骂并殴打他们的“落后”父母。毛泽东不认为暴力和死亡是应当避免的教训，相反，其亲身的革命经历告诉他：他能够征服敌人；只有在暴力的基础上中国才能进步；革命需要一个先锋和领导的利刃。他相信，人民在冒险与暴力中领悟了生命，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掀起无情的风暴来摧毁他的敌人，并给人民灌输他坚定不移的信念。
平均主义
毛泽东政治规划中的一个最经久不衰的主题是平均主义美德，对他来说，平均主义主要是指简朴的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极为贫穷的国家里，没有一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方法，只能让平均收入向最贫穷的人看齐。毛泽东经常颂扬贫穷和俭朴的美德。他认为，穷人在旧社会没有什么既得利益，所以更愿意建立一个新社会。他不断忠告他的共产党同事们要生活俭朴，因为这样可以缩短他们与群众的距离，也因为他觉得贫穷可使人的道德更高尚。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并差别巨大的国家，不可能使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均等，土质、降雨量、基础设施状况、运输条件、教育水平等差异如此之大，生活水平悬殊在所难免。在这种状况下，毛泽东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以强有力的措施来弥补这种地区差距的社会，以便在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推行平均主义。因此，各种促进收入平等和杜绝铺张浪费的措施目的在于保持各村和工作单位内部经济差距的最小化。诸如鼓励单位领导与雇员广泛讨论某些问题的这类与群众路线有关的措施，则旨在缩小全国各地甚至包括高度等级化的各级政权体制中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尽管毛泽东本人享受着规定的津贴，但他对其他人的奢华和物质享受极为反感。毛认为，平均主义是落实群众路线的关键——因而也是他改革中国的全部理想的关键。没有平均主义，他就无法充分发动群众，如果不能充分发动群众，他的有关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人民意志论的方法就不能成功。毛泽东对平均主义的信奉极大地影响了其部下和民众的生活。
反对知识分子的做法
在20世纪10-20年代的中国，毛泽东只是一个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不论在“新学”还是“旧学”方面，他都受过扎实的训练，但未获得高等学历。他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接触到中国最进步的政治思潮，但没有成为这所著名学府的教授或学生。毛泽东一生都在做传统知识分子所做的一些事情：写诗词，出版书法作品，品评同事的作品。他在演讲与文稿中大量引用古代历史、哲学以及当代国内外的思想。但是，他毕生嫌弃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医生、科学家、工程师、记者，以及学者和作家。 [8]
对毛泽东来说，知识分子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方式。他们的知识把他们与旧观念和实践联系在一起。更根本的是，毛泽东轻视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念了一些书就自以为有了高深的学问而摆架子。因此，他们犯有毛泽东政治体系中的三大原罪：他们没有卷起袖子深入民间了解真实情况；他们是一些说“不”的人，对于毛泽东认为只要适当动员群众就能成功的行动，他们不断地指出技术上的限制；他们高人一等的姿态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毛泽东也清楚地知道帝制中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尽管他们效命于皇帝，但却抑制皇帝肆无忌惮的行为，以维护社会的道德准则。即使是对忠诚的这种微小偏离，毛在他的国家中也不会容忍。 [9]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厌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成为批斗大会的主要对象。在群众运动期间，他们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并遭受种种其他的羞辱。他们的思想时常被嗤之以鼻。早在1958年5月，毛泽东就对他的知识分子政策远超过秦始皇而感到自豪：“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你(知识分子)骂我们是秦始皇，你错了，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 [10]
毛泽东反对知识分子的做法与中国引进的苏联模式直接冲突。苏联模式强调充分利用技术专家，同时严格控制艺术家和有创意的知识分子。在苏联帮助下制定和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中国按照苏联模式重视技术专家。但在该计划末期的反右运动之后，“大跃进”期间（1958-1961）激烈反对知识分子的做法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实际上把高素质的专家排除在了除主要军事项目的大多数重大决策之外。
毛泽东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延伸到了他的科学观。他经常坚持要进行“科学”探索，并总是宣称党的见解有“科学”性，但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了解作为自然科学方法核心的重大探索。毛泽东把科学看作选择性的经验主义；即他非常相信从一个或几个案例的试验中以及从对这些试验结果的总结中提炼出的一个思想。他认为这些总结和从中得出的经验是科学的，因为它们经过“实践”的“检验”。毛认为这比知识分子信奉的科学更可取，因为后者来自于脑筋的操练。不断用科学方法来质疑以前的研究结果的正确性是与毛泽东的科学观完全背道而驰的。对他来说，“科学”在于确认而非质疑；他认为，多数知识分子采用的方法无法确立“科学”效力，他不允许任何人对这个观念提出挑战。
在反对知识分子方面，毛泽东发现自己与党内大批农民干部是一致的。对于这些农民干部来说，知识分子代表着他们从事的革命所要改造的基于城市的精英文化。他们不会让这些城市精英以只有让知识分子掌权并身居要职国家才能迅速发展为借口，来窃取胜利果实。在1956年首次提出、后来成为1957年政治运动基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统一战线的宣传经常说共产党致力于与知识分子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知识分子却受到毛和党内农民干部的鄙视，最终注定蒙受了巨大的苦难。
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使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所有的政府都会在公共政策上出错，但很少有国家遭受像中国这样的因迫害知识分子而出现的巨大失误，它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类悲剧是难以估量的。
矛盾与统一战线
毛泽东把世界看成是存在于紧张和冲突中的各种力量的一个复合体，其中某些冲突比其他冲突更重要。一个有力的领导者要理解隐藏在事务中的冲突——毛的术语中称之为“矛盾”——并采取策略从冲突中获得好的结果。找出并解决即将到来的基本矛盾是制定有效战略的关键。
毛泽东一再指出，必须按照有利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条件，全力找出并解决当前形势中的主要矛盾。一旦这个矛盾解决了，注意力就应转向找出新力量组合的核心中的新矛盾。在处理每一个主要矛盾时，毛都调动起他所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他认为，次要矛盾也值得分析和注意，但关键始终在于理解和有效地处理主要矛盾。
正是这种观点，以及苏联的建议，使毛泽东在1936年西安事变中采取了出人意料地放过蒋介石并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策略。总体而言，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事业所遭受的巨大挫折负有主要责任，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也被国民党杀害。他个人有充分理由不相信国民党。然而，在1936年底，他和莫斯科都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利益间的矛盾比国共间的矛盾更重要。因此，他将后者让位于前者。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国共间的潜在矛盾再次成为主要矛盾，毛也因此改变了战略，而这一次则违背了莫斯科的意愿。
由于把政治与生活视为一连串无休止的斗争，因此毛总是着眼于划分人和群体的事务，以便他利用这种划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把世界看成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他决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毛泽东与儒家传统完全不同的矛盾与斗争观念其实渗透于他的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各个层面。毛从不满足于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
毛泽东从矛盾论中发展出了一套统帅一切力量在关键冲突中取胜的成熟策略。这些策略统称为统一战线工作，事实上1949年后中共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统战部。其基本思想很简单：党员一直占人口少数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得到广大党外人士的支持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在分析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后，共产党人必须设计出一个能够得到大多数群众支持的方案，以取得所期望的结果。这就要求了解广大目标群体的态度，反过来这又需要依靠群众路线。它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将其真正目标隐藏于精心设计的言辞之下，以赢得党外群众的积极支持。 [11]
例如，当日本的威胁成为主要挑战时，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强调反日民族主义，甚至规定可以接纳地主，只要他们表现爱国。 [12] 日本投降后国共冲突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中共开展了把一切地主作为阶级敌人并粗暴地对待他们的土改运动。 [13] 尽管西方人可能认为这个变化是前后矛盾并具有讽刺意味的，但毛及其同事们则把这看成是自然和必要的。政策及政治行动总是根据对运动面临的主要矛盾的认定而变化。
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着统一战线策略，尽管多年来合作的伙伴和支撑它的问题已经发生过很大变化。这种灵活性在毛泽东思想中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但在中共统治的数十年间，它也使一些中国人感到苦恼和讽刺，因为他们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被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成为它残酷打击的对象。
阶级和阶级斗争
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部分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他关于阶级的思想似乎更明显地来源于他对马列主义的接触，尽管他也赋予了这种观念以独特的中国式的改造。
马克思认为，可以根据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主导生产方式（如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中的不同群体或“阶级”参与生产过程的方式来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过程中的矛盾所产生的主要阶级间的冲突。列宁把无产阶级政党发展为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增添了现实政治层面的内容。
很难想象出一个比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中国更不容易进行阶级分析的社会了。当时，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很不普遍，而传统欧洲式的封建主义已不复存在。主要角色是那些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框架中没有位置的地方军阀。甚至蒋介石似乎也主要是代表他本人和国民党，而非当时中国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 [14] 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大多是离开土地的第一代人，并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个人联系。在农村，强大的宗族关系与想象中的阶级划分相抵触，宗族组织管理着村里的各种事务。由于中国人理解的社会关系强调尊卑有序的个人关系网，因此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阶级定义肯定让许多中国人感到非常不切实际。
但对某些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有道理，因为它提供了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解释，也以“科学”的方式阐明了中国如何才能削弱帝国主义体系，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国家。它提出的实现这个目标的办法是斗争，这与毛泽东以阶级分析方法来解读历史和中国属性的思想倾向完全吻合。
毛泽东最初进行阶级分析是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为基础的，在农村，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在城市，他不仅进行了传统的阶级分析（如划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且还把资产阶级划分为其利益受到帝国主义侵害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有矛盾心理的（小资产阶级）或完全支持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
在早期的这个阶段，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不完全合乎正统，这也许是受到中文翻译“无产阶级”一词的特色的影响。马克思使用这个词的原意有明显的城市意涵，而中译“无产阶级”的意思是“没有财产的阶级”。这个差别也许很容易使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不断地宣扬贫农——即农村的“没有财产的阶级”——的优秀革命品德时，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共产党人。
尽管翻译问题可能方便了毛泽东早年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非正统诠释，但到20世纪50年代末，他对阶级分析概念的运用与最初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已很少有相似之处。其结果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战胜国民党不久后的1950-1952年间，中共进行了一系列群众政治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其间，他们划定了城市和农村每个居民的阶级成分。这些运动为1956年完成的农业集体化和城市经济国有化运动拉开了序幕。随着私有财产被消灭，阶级成分问题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和混乱。
毛泽东以一种独有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判定政治态度（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可以决定阶级地位。例如，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根据人们在百花齐放运动中的表现把数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这些人大多直到1979年才摘掉右派帽子。毛泽东还坚持认为，如果政治态度不改变，阶级成分就会被继承。大部分在50年代初因年龄太小而不能划定阶级成分的人会继承他们父母的成分，而且无论穷富与否，它将世代相传。这种方法制造了永久的贱民群体——那些在50年代初划定的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地主、富农、资本家，等等）及其后代。
此外，重大政治运动中的斗争对象也被贴上了带有世袭性质的阶级成分的不良政治标签。例如，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斗争对象后来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从此，他们及其后代都受到谴责。
即使中共使用的“阶级”概念几乎完全失去了马克思的原意，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念一直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政治的核心。毛泽东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根据阶级来区分敌友，他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永不休止的阶级斗争的战场。每当他的同事们对潜藏的冲突不甚警觉时，他就告诫他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分析构成了毛泽东的斗争、矛盾、统一战线，甚至群众运动理论的基础。毛泽东的阶级观念的后果之一是在中国形成了一个等级社会——即具有与个人经历和前途吻合的永久世袭地位的社会秩序。很少有中国人会考虑允许其子女与出身不好的人结婚，因为这些人容易遭到政治打击和个人毁灭。在一个把进步定义为需要同敌人做不懈斗争的社会里，出身不好的人成了永远的敌人。此外，中国大批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能干的商人和有能力的农民陷入了这种永久的阶级压迫的有害氛围中。当“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党内同志被打成“资产阶级代理人”时，阶级斗争最终转向了政治精英。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主题，它并不意味着中共或中国应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相反，毛泽东的另一句箴言“独立自主”却更准确地表达了“自力更生”的基本意涵。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在中国推行了自力更生的观念，除了1949-1958年“大跃进”开始前中国严重依赖苏联的这段时期之外。1958年以前，中国从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此后中苏关系的逐渐疏远导致了1960年夏苏联突然停止援助。苏联的突然转变大大加重了“大跃进”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可怕灾难。
为了应对他所说的苏联的背信弃义及其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未来要遵循自力更生的国家战略。在此后外交政策的实施中，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历经曲折，以尽量减少对任何单个国家的依赖。例如，只要有可能，中国就会从多种渠道获得某项商品的供应，即使这会提高价格并造成国内物流的复杂化。
在国内经济上，毛也把自力更生视为一种美德，除了矿业、冶金、铁路等核心经济部门外，这些部门由国家通过全国计划实施严格的行政控制。特别是在1958年后，毛鼓励全国各地都做到自力更生，此后几年他加强了政策力度以促进实现这一目标。这不仅要求全国各地发展适当数量的小型工业，而且需要各地努力种植足够的粮食以实现自力更生。由于各地地形与气候条件不同，这后一项政策因要求一些完全不适宜的地区种植谷物而使它们付出了巨大代价。
毛泽东信奉自力更生的部分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来自延安时期他在这一政策上所取得的成功。在他的思想中，自力更生与其他所期望的目标密不可分，这些目标包括简朴的生活、与客观困难作斗争、通过顽强的努力获得信心，以及群策群力。
现实与战略的考虑也在毛泽东自力更生的观念中发生了作用。例如，他认为，采用退入内陆地区、然后从安全的根据地发动攻势来消耗敌人的方法，中国就可以成功地抵御美国或苏联的攻击。这要求内陆地区在与沿海和国外的贸易被阻断的情况下仍有能力维持战争及自身需要。此外，中国幅员辽阔，加上交通设施不发达，不利于广泛的大区之间的贸易，因此有必要做出一些努力来推动各地区自力更生。
所以，自力更生的观念既有合乎规范的成分，也有实用的成分。某些分析家把这个词错误地解释为“完全独立”。然而，对自力更生的真正考验是一个社会能否在逆境中坚持下来。“独立自主”的能力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主要力量，而且这段时期的许多对内对外政策都留下了他赋予“自力更生”的崇高价值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