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个人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对革命后的中国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因此把1949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这一时期视为毛泽东时代是恰如其分的。毛泽东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作用实际上意味着他的个人理念深刻地塑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
到1949年胜利时，毛泽东的地位已无人能及或无可置疑。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在14年的时间里，从长征战略撤退的艰难处境走向打败日本人和国民党的胜利。一次又一次，他做出的总体战略决策被证明是正确的，他的基本策略也被证明是成功的。在人类历史上这场最伟大的革命的旋涡中，他成为最高智慧的源泉。1949年以后的年代中，他的判断可以在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讨论，但即使是他手下最有权的部长也无法有效地反对这些判断。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致一位外国学者把这个时期的决策称作赶潮流效应的典型例子。 [1] 即其他领导人总是试图体会出毛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意向，以便尽早跟上毛的步伐。
甚至毛的主要政治职务——中国共产党主席——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其他的执政的共产党，在党的总书记（即首席行政官）之上设主席职位。在中国，主席的作用没有明确界定。他是确保党行驶在正确路线上的人，也是总体战略的决策者。就像帝制国家中的皇帝，这个职位的权力和责任不受任何法律和行政约束。除担任这一关键职务之外，毛还是军队的领袖（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的象征性领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直到1959年辞去这个政府职务）。
毛运用了他的权力来寻找一条快速工业发展的道路，但他的做法却造成了许多悲剧，并减少了他从中国民众中得到的投资回报。他效法苏联经验确立了中国体制，因为斯大林在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实现了重工业的快速增长。于是，他在中国先是发起了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后又发动了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些狂热的、乌托邦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完全脱离了现实，并使上百万人付出了生命代价。
造成毛与现实如此脱节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权力深深地植根于被中国人广为接受的这个传统，即要靠一个英明领袖来取得成就，而不是靠监督施政、限制特权和任期。任何一场革命都可能推出权力不受限制并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早在1949年以前就依靠其可行性调查、广泛咨询、了解中共面临的现实前景并采取行动的能力而获得了成功。具有讽刺和悲剧意味的是，在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27年里，他完全改变了上述做法。尽管他依然秉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念，事实上他却越来越骄傲自大，以致几乎全然不顾国家的实际情况而采取行动。
在实践中，毛泽东采取了很多手段来确保他对中央决策的主导权。例如，在为期几周甚至有时几个月的被称为中共工作会议的中共重要年度秘密会议上，毛泽东保留了在每次会议结束时做讨论总结的权利。 [2] 他的总结——有时与会议主题相去甚远——成了会议的正式结论。以同样的方式，他在1953年3月下达了一个指示，其大意是未经他本人事先阅批，任何以党中央名义发布的文件均无效。 [3] 20世纪60年代，他鼓励个人崇拜的发展，使自己成了神一样的人物。
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进行严格监督并做出（而不是批准）决策。毛泽东实际上的确不时地介入了中国国家日程中的各种事项，但他认为自己对3个问题领域特别有资格做出决断，他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影响都是持久的和有决定性的。这些问题是：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促进中国革命的政策（当然，这又与从文化到经济的许多问题相关），以及农业政策。毛觉得自己最缺乏了解和最不擅长的领域是城市经济，这个政策领域将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使他受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