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环境
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环境质量的下降。人口众多、经济增长迅速以及有限的自然资源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困难。例如，现在中国面临着比今天的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可比阶段上更加广泛的环境恶化问题。 [1] 中国如何在长期的发展中应对增长最大化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取得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公民以及从某些方面来说还有全球社会都将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温室气体（促进全球变暖的气体）排放国。 [2]
要获得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控制，就要求北京给予集中关注并投入大量资金。不幸的是，环境保护科学尚不精确，导致各种环境现象的众多过程的相互作用极其复杂，改变一种或几种这类过程的效果通常很难确定。在中国也像在其他地区一样，在科学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很难说服政治领导人投入资源。
关心人类健康也许能激发出一些环保措施，但环境恶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一直是争议很大的问题。例如，中国空气中悬浮颗粒比率的显示一直很高。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每立方米空气中含60-90微克悬浮颗粒为可接受的范围。1995年中国大城市中悬浮颗粒的平均总量为大约每立方米空气400微克，比10年前的700微克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安全水平。 [3] 这些数字都在世界最高之列。 [4] 1981-1989年对广州和上海进行的国际环境监测从未发现每年的平均值低于90微克。而北京、沈阳和西安的这个数字从未低于220微克。 [5] 这种状况几乎肯定与肺病的发生有某种关联。慢性阻塞性呼吸道疾病是中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发病率比发展中国家总体平均水平高出2倍。截至1995年，据保守的估计，城市空气污染导致每年有17.8万人过早死亡，室内空气污染又将11.1万人增加到这个可怕的年度死亡名单中。 [6]
但是，尽管日益升高的慢性肺病死亡率确与空气中悬浮颗粒水平日益升高的状况相一致，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可能是由于因医疗服务系统和饮食的根本改善而活得更长也更健康的人们越来越长期地增加使用烟草产品所导致的。每种因素对这个结果产生影响的实际程度——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还需要做大量更深入的研究。
究竟是什么负面作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这些作用到底有多大？这类激烈的争议以及补救环境伤害的昂贵措施，通常在政治上都不具有吸引力，因为后者顶多是在很久以后才能得到回报。在任何国家中，很少有领导人愿意降低现有的生活水准去让他的继任者获益。当公众的态度并未对环境问题持续地给予高度关注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这正是中国的情况。
于是，许多环境问题在政治上很难处理。环境基础科学包含了大量的灰色地带，补救措施不确定并且开支庞大，回报要很久以后，而且——更为困难的是——问题通常并不完全属于当今政治管辖范围之内。尽管许多人谈论这个问题，但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预先采取行动来阻止环境伤害，或制定严格的综合计划来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
既然有这些困难，为什么要考察中国的环境状况呢？因为中国的状况在许多方面已经到了一个危机的阶段。广大的人口稠密地区极度缺水。水在中国北部如此珍贵，以致政府决定以预算240亿美元的代价修建所谓“自长城以来民用工程最伟大的功绩”的设施，将水从中国中部调往北部。 [7] 如果没有这个规划和相关的资源保护措施，北京本身到2010年将因缺水而遭到严重破坏。沙漠在扩展，过去种植的森林植被正在被摧毁，癌症和肺病在增加，这个国家的重要地区的环境可能恶化到数百万人将被迫出外讨生活的地步。
缺水和污染、可耕地的流失以及其他环境挑战，正在把一种可观的直接成本强加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损害的估计各不相同。世界银行的结论是，1997年环境恶化使中国每年付出600多亿美元的代价，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8%。瓦克拉夫·斯米尔教授认为，1997年的实际数字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8%。 [8] 即使世界银行较低的估计数字也意味着环境代价与中国庞大的GDP增长幅度大致相当。即使中国在政治上依赖经济高速增长来保持社会稳定，这些令人不安的数字对国际社会也会具有重大影响。不幸的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和动力对于全力处理这些环境问题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