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政权的组织及其结果：从外部观察
1949年3月，当获胜的毛泽东从位于北京西郊的香山向北京城进发时，随身携带了两部传统中国治理名著：《史记》和《资治通鉴》。 [1] 他打算深入地汲取先人的智慧，来发展自己的治国技巧。他还从一个极其相异的源泉中去寻求建议：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想让中华帝国与苏联的经验相结合，建立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事实上，中华帝国与苏联的体制有一些共同点。它们都强调中央集权化控制和官僚施政，都利用意识形态来支撑政权的合法性，并坚持认为领袖体现了正确的思想，未给私人、个人利益，或有组织的国家反对派留下存在的余地。为了使高层领导人实现最大限度的控制，它们都有意地鼓励不同官僚机构之间的竞争。 [2] 当然，二者也不尽相同，例如，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内容极不相同，中华帝国体制也不像斯大林体制那样寻求经济增长的最大化。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采纳苏联模式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激烈的动荡，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1978年后的改革。然而，这个政权早年所确定的某些正式体制结构却保持下来，虽然实际议题、政策和权力的分配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直至进入20世纪90年代，那些在20年代加入共产党的人依然保持着对中国的控制。只是到了90年代末期，该体制的某些基础建设材料才开始发生变化。
本章依据旁观者的观察和中国官方组织结构图的勾画来介绍这种政治体制。正如第三章所言，中国的体制被划分为3个全国性的机构系统——党、政府和军队。其中每个平民系统包括4个主要的地域层级：中央、省、市和县(见图6.1)。在党和政府系统中，这些层级大致按这种相同的方式组织起来，尽管党的机构相对同级政府机构来说，总是行使最高权力。本章首先详细考察它们的运作，然后提出这种结构产生的某些固有的矩阵问题，最后解释不同时期对这些问题及相关问题采取的解决方法。
图6.1 国家行政的地域层级
- 市依据其规模和重要性，有不同级别。北京、天津、重庆和上海4个市，
其级别相当于省。这4个市和其他大城市下辖有郊区县。
由于党已在实验如何以最佳方式将政府与经济联系起来，因此县级以下的政治组织已变得复杂多样。北京已在不同阶段被不同行政级别的自然村所包围。目前，在县和村之间主要的行政单位被称作“乡镇”。2000年，中国声称有45000多个乡镇。 [3]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发展迅速，当时北京开始鼓励地方政府发展乡镇企业。
中国人工作的地方叫“单位”，直至最近，它都是城市政治结构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90年代后期以来政治上的一个主要变化是，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城市工作单位正在失去其政治作用，而党和政府正在朝着城市政权的居民基础移动。但是，工作单位过去的历史和现存的遗产在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任何分析中，以及在对以新“社区”为核心的城市治理方式的解释中依然十分重要，必须加以考虑。 [4]
正如所有主要国家的政治体制一样，在中国，权力分布的真实状况和治理方式与正式组织图表和已公布的程序规章所体现的情形很不相同。因此，第七章解释了中国政治体制中隐藏的内容，以及体制内的参与者如何看待这种体制。第七章的内容绝不能与本章的内容分离开来。这两章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另一章，哪一章都无法解释清楚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