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国家和社会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探讨一直主要集中在国家。我们的分析描述了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中国体制，而要了解这个国家，关键在于了解最高政治领导层的优先考虑及其政治运作，以及领导层应对社会问题时所借助的复杂的机构网络。在这个分析中，“社会”更多的是国家行动的目标，而较少成为影响国家的思想和动机的源泉。当然，这个考察注意到了国家重塑社会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当国家超越这些有限性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如大跃进脱离实际的政策所导致的饥荒。它也承认，社会的某些组成部分可能反抗国家，但总体架构一直是，社会看不到它与国家的区别，或有任何办法向国家提出重大要求。但是，1/4世纪的改革已经改变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参数。
改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这类影响显而易见。改革极大地扩张了大量人口的信息和交流能力，它使远高于以前的生活水准成为可能，并极大地放松了对个人行动的政治束缚。它所导致的实际上的、风气上的和心理上的变化程度让每一个长时期访问中国的人都感到吃惊。
更让人难以琢磨的是，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使市场力量能够贯穿于城市和大部分农村社会，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力量的影响更具革命性。它改变了前进所必需的技术类型，单位与个人的关系性质，教育和机会等基本事务的承担方式，以及政府在定义和保证公平社会上的作用。
改革还创造了一个极其活跃而不同的社会。毛泽东把中国人固定在他们居住和就业的地点上。单位制实际上消除了城市的职业流动，而户籍制度对地域流动有同样的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工资增长都消失了，大多数职业晋升的机会也不见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改革开放了中国社会。1亿多人从农村转入城市就业，户籍制度本身因受到极大冲击，在未来10年中将逐渐消亡。在城市里，私营与合资企业的创立，以及政府和国有企业规模的缩小，极大地扩展了职业的流动性，尤其是给加入劳动大军的青年创造了新的机会。在毛泽东领导下，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进程都主要取决于其阶级出身和出生地，如今，人们有了进行个人选择的严肃机会，它可能显著地影响未来的前程。结果，生活方式、财富和前景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总的来看，中国公民已经认识到，他们必须积极主动地表明并追求其利益。因此，他们已经成为消息更灵通、自我意识更强、也更活跃的中国公民。如今，官员们利用民意调查和其他方法来更好地理解公众想法的复杂倾向。他们认识到，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治理，需要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