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使权力：1949-1976年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发展曲折起伏，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危机中蹒跚前行。简言之，它不是一种寻求培育稳定发展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普通政治体制。它是一种具有巨大能量和惊人的不稳定性的超常体制，其领导人决心实现高速工业发展，同时致力于根本性社会变革。
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政治领导层每5-10年就对其战略做出重大调整，这常常给中国民众造成了令人惊愕的影响。而每个战略都大量采取新战术来应对以前的战略所带来的问题。因而，每个战略都延缓了中国向发展稳定的政治进程和治理制度的迈进。本节简要地概述所采取的每个重大战略，采纳这些战略的考虑，以及造成的后果。
对任何一个时间段进行分期都难免牵强。例如，经济或军事的重大发展可能与精英政治或其他领域的发展不同步。但在毛泽东时代，战略上的急剧变化牵涉的范围极广——例如，同时影响到经济、军事政策、外交、文化和社会诸方面——这使对这个时代的分期简单明了。基本的分期如下：1949-1956年，经济和政治恢复以及基本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1957年，否定与反思苏联模式；1958-1961年，“大跃进”；1962-1965年，恢复和精英分歧加剧；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1970-1976年，“文化大革命”后期和接班人问题上的斗争。
从胜利、经济恢复，到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4] 这是这位纵横全国、奋斗了近30年的革命运动领袖的非凡论断。这也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论断。
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巧，但党和革命的未来则取决于它治理中国城市的能力。然而，城市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大量的新挑战，因为革命运动主要是由通常不识字和不熟悉城市舒适状况的农民所支持的。他们把城市视为反动的中心，西方帝国主义、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基地。
因此，中国可以从农村来占领却只能从城市来治理，这意味着前几十年所积累的经验不够用了。革命运动高度分散和军事化的性质不适于管理大城市中心和全国经济的任务。
因此，像所有革命运动一样，胜利给中共带来了危机。它把党的任务从熟悉的领域转向了陌生的领域。共产党人不得不把攻击当权者的战略转变为自己行使权力的战略。由于中共成为“统治集团”，它面临着大量新的难题。
背景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这是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紫禁城的入口）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毛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是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其他中共高层领袖，以及许多将其支持和声望给予这个新政府的杰出党外人士。
经过鸦片战争后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和清朝灭亡后约37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准备接受一个能够实现强大政府、国家团结和真正独立的革命运动。许多人对共产党的计划感到担忧，更多的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大多数人愿意看到中共实现毛泽东充满信心的宣言中所蕴含的承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们愿意为实现这个诺言做出巨大牺牲，也愿意在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名义下不计个人得失。在所有中国人对未来的期盼中，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空前的支持。
但他们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中国城市经济一片破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摧毁了大部分工厂，并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国内贸易。20世纪40年代末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民心沮丧，生意实际无法进行。城市与农村市场阻隔，大部分城市间的交通断绝。 [5] 许多城市的状况如此糟糕，以至于《纽约时报》来自天津的报道说，当地资本家盼望共产党接管，因为这样可能有利于做生意。
城里人与农村人一样厌恶战争。经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反抗日本占领和最后的内战，民众渴望和平与安宁。此外，内战使上百万男子加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而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渴望返乡成亲，享受经济恢复的果实。
的确，中国在近代历史中饱经磨难，致使中共继承了一个被从几个方向上深刻撕裂的社会。日本的占领产生了许多汉奸，如今他们担心报复。20世纪40年代末到处蔓延的腐败毁灭了很多人的生计，却养肥了另外一些人。中国大地上几十年的军事冲突使数百万中国人在不同场合相互拼死厮杀。在此前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不同地区一直处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下。要整合这种破碎的局面，使国家走上光明的复兴之路，需要有高明的技巧和一个强有力的人。
因此，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中，中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必须创建政治制度，实现经济恢复和增长，进行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并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其中，经济恢复是第一要务，没有什么比抑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重新运转能让中共更快地赢得城市民众的支持了。这种形势给中共领导人提出了如此多的要求，使他们最初几年在很多领域都采取了雷厉风行的行动。这个新政权以强有力的开端迎接了它面临的诸多挑战。
初展雄风
中共领导层迅速采取了组织民众、特别是动员中国青年的行动，以营造一种积极的新时代感。领导人最初有四大优先选择：加强他们与苏联关系的地位；建立一个能够管理城市并统一国家的治理机构；恢复城市经济；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同时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改来偿还欠农民的历史旧债。由于压力来自各方，他们不得不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同时推进。
与苏联的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在1949年面对的是一个冷战已成型的两极世界。美国和苏联都不承认在这种国际体系中实行中立的可能性。面对选择，中国决定与苏联结盟，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首次出访。他的目的地是莫斯科，他在那里停留了近3个月，以详细讨论中苏关系。 [6]
历史纪录暗示，晚至1949年春，至少有一些中共领导人曾考虑过选择美国的可能。尽管这些暗示很撩人，但却不明显，而且当时正进入极端反共的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政治环境，也不利于与疑虑重重的北京领导人发展健康关系所需的那种微妙而灵活的外交。无论如何，1949年华盛顿的政治现实要求继续支持已撤至台湾的蒋介石军队直到某个时候，也许是1950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台湾并结束中国内战之时。 [7]
苏联人与中国人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他们承诺提供一定数量的财政援助。更重要的是，他们派遣了很多顾问，最终还提供了大量的图纸和文件，从而使中国从苏联已取得的工程和技术进步中获益。他们还在治理结构以及计划经济下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技巧方面指导中国。莫斯科与北京正式结盟，承诺在中国遭受攻击时提供军事援助。不过，苏联人也要求享有进入中国一些地区和港口的特权，以及建立一些联合公司以开发中国矿产资源的权利。此外，中国在所有重大国际事务中必须站在苏联一边。
所有迹象表明，毛泽东诚心诚意地想得到苏联的建议，并认真地对待这些建议。1949年以前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成功地为中国独特的夺取政权之路所做的辩护。然而，一旦他赢得了全国胜利，他就把斯大林及其同事看作是唯一懂得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
与苏联的关系把中国共产党人放在了与美国争执的地位上，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则导致华盛顿与北京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 [8] 美国对朝鲜战争做出的反应之一是派遣第七舰队去防止解放军跨过90英里宽的台湾海峡、歼灭台湾的国民党残余。这个行动标志着华盛顿把朝鲜的举动视为苏联指使下的一系列扩张共产主义势力行动的一部分，但其结果却使美国卷入了中国内战，美国从此未能再从这种局面中完全脱身。
中国起初担心美国对中国东北的威胁，随着主要由美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被派去援助韩国并在1950年秋有效地击退了朝鲜军队后，这一担忧加深了。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更加剧了北京的忧虑，他在未经授权的讲话中建议联合国军继续推进，以进入中国、毁灭中国革命的成果。结果，毛泽东扭转了几乎所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极度不情愿，于当年10月派军队进入朝鲜，这支军队被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减少其官方色彩。 [9]
从1950年末到1953年中停战,中美两国军队在朝鲜半岛血战，使彼此结下了深仇大恨。美国对此做出的反应之一是加紧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最大限度地切断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这不仅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迫使中国更坚定地倒向苏联阵营。此外，美国正式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因而阻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包括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内的所有非共产党国际组织。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上述政策才改变。
在1949-1950年夺取的那些城市里，中共迅速采取行动来遏制通货膨胀、发展城市经济。新政府没收了从前由国民党经营的企业，努力恢复其健全的运营基础。他们还普遍地营造一种重视商业的气氛以恢复城市经济，并利用他们对工人的影响来确保劳动纪律。他们以严厉的手段迫使囤积居奇者交出藏匿的大宗商品，然后在需要平抑物价时把这些商品投放市场。他们与商界头面人物开会，以确保其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他们把实际上已一文不值的国民党货币兑换成新的“人民币”，而后于1950年通过紧缩预算和税收措施大量回收流通中的现金。 [10]
这些措施的结果是，到1950年底，中共抑制住了使城市居民混乱和沮丧的恶性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只要内战停止，传统的城乡和城市之间的贸易恢复，经济多少都会重新运转。但是，主要由陈云和周恩来制定的这些协调措施对经济恢复大有助益，也使中共赢得了实行强有力的改革政策的高效、积极的领导者的声望。随着国民党官员的溃逃和解放军士兵的接管而出现的腐败急剧减少的状况也加深了民众最初的好印象。
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遏止美国支持的联合国军前进步伐的能力大幅提升了中共的威望。这标志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军队在面对西方国家军队时，第一次没有遭到屈辱的失败。尽管许多中国人对中共的长期目标和中苏结盟感到不安，但根据各方的说法，到1951年，大部分城市居民都沉浸在骄傲与希望的情绪中——一种中国人久违了的感觉。
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心里想的当然不只是改革。1950年中期，他们发起了一连串的群众运动，每次运动都针对一部分人，这些运动将在短期内大幅改变中国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些运动包括土改（始于1950年6月）、镇压反革命（1951年春）、“三反”、“五反”（1951-1952年之交的冬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51-1952年之交的冬春）、农业合作化（1955年末至1956年），以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5年末至1956年）。第一个运动使农民受益并在农村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结构；其后三个运动削弱了城市社会力量；最后两个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农村经济。
如第二章所述，中共自江西苏维埃时期以来已在不同时期进行过土改试验。的确，到1949年中共胜利时，华北和东北的广大地区都经历过这一过程。1950年6月，刘少奇宣布为全国其余地区制定了土地改革法。这个新法律旨在把所有农民分成不同阶级，并把地主阶级逐出这个体制。通过这种方式，中共在农村用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取代了旧的农村精英，同时偿清了农村游击战时期对农民的旧债。
1950-1952年的土改运动不仅涉及农民，还包括一些城市居民。中共把城市青年组成土改队赴农村进行土改，其中很多是暴力的。尽管数据不同，但在土改期间似乎至少有80万地主被杀。 [11] 这些针对农村上层人士的直接暴力行动改变了农村社会关系的性质。 [12] 甚至几十年后，许多接受采访的农民对这种暴力行为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仍然记忆犹新。土改导致的土地重新分配试图保护富农经济，以使农业不致减产（见表4.1）。消灭地主阶级大幅提升了中共对农村的影响。把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或雇农的相关过程，也为后来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13]
除了再造中国农村的土改之外，1951年早春中共还将注意力转向了城市。它发起了针对城市两类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类是前国民党时期留任的公务员（中共留任了许多前公务员，特别是警察）；另一类是在很多城市地区活动的秘密社团，这些社团是多年来控制着城市交通和城际交通系统的帮派组织。镇反运动用铁腕手段铲除并摧毁了其目标，大量的公开处决标志着这是一个短暂而又激烈的运动。
尽管镇压反革命运动带有戏剧色彩，但后来的采访显示，它似乎没有引起运动对象之外的人的过多关注。这一运动并未大规模地动员城市居民，它的对象是人数相对较少且又特殊的群体。 [14] “三反”、“五反”运动则大不相同，它在1951年和1952年之交的那个冬季震撼了整个城市社会，也是中共与城市民众间关系的一个根本转折点。 [15]
“三反”、“五反”运动似乎出于两个动机：一是中共为进行朝鲜战争需要额外的资金；二是党的领导人开始忧虑渗入城市党员队伍的贪污问题。后者是一种自然现象。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曾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他知道在中国城市中主要靠拉关系来运作，而其中的关键是送礼和给好处。他也知道1949年时大部分农民革命家从未进过城，从未见过自来水或抽水马桶，担心他们会被在城市里获得的物质财富冲昏头脑。
表4.1 土改前后各地区土地拥有状况
资料来源：土改前：Edwin E.Moise,Land Reform in China and North Vietna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3),pp.28-29;土改后：Ibid.,pp.138-139.由于数据取自几项调查的平均数，因此总和不等于百分之百。
- 总人口百分比。
** 总土地百分比。
*** 各阶级人均土地持有量与农村总人均土地持有量之比。
§ 指数包括贫农和雇农。
到1951年末，腐败的迹象已足以敲响警钟。中共因此发动了针对党的城市基层干部的“三反”运动（反对浪费、贪污和官僚主义），以及针对城市工商业者的“五反”运动（反对贪污、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贪污是把这两个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运动采取了延安时期形成的所有方法：发动群众、学习小组和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内的思想改造、下放、奖赏坦白和检举者，等等。
一位天津商人把这个运动描述为他一生中创伤最深的经历。此前，他欢迎中共，认为它是积极的改革领袖。1951年，他开始为逃税而与地方税务局拉关系，并像所有的企业一样保有两套账本。他还买卖黄金，这是币值不稳时期的寻常做法。运动期间，他在一个学习小组里被隔离了三个月，出来时已变成了一个大烟枪（以前他从不抽烟），此后再也没有戒掉这个习惯。
这位商人在学习小组期间，政府官员把他工厂里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用一名技术不熟练的青年工人作为积极分子。此后，这位商人再也无法与工人们愉快相处，而且每个人都怕那位积极分子。运动结束时，这位商人不得不为过去的错误行为支付一大笔罚金，数额大得使他只得向政府借款来支付给政府。他的“违法行为”在以前被认为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中共宣布这些行为是犯罪，要受到追溯性的惩罚。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名义上还是这家企业的经理，但实际上要接受那位积极分子的指导，并且再也别想掌握实权。1955年末，当有机会把企业减价卖给政府时，他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他的经历是中国工商业者的一个典型。 [16]
1951年9月到1952年晚春，中共又进行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项运动动员大学生批判他们的老师，并使大学课程设置脱离了欧美模式而采用苏联体系和教科书。运动中采取的思想改造手段使许多教职员工的身心受到重创。 [17]
1952年中期以后，群众运动曾放松了一阵子。社会各阶层——农民、城市干部、商人、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已经历了刻意违反所有传统社会关系准则的动员手段所造成的冲击。每次运动都迫使人们去挑战和指责那些按照传统标准而应该服从的人：农民反对村里的头面人物；学生反对老师；工人反对工厂主和经理。的确，这些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迫使受害者提供与其关系最亲密的人的材料，由此，传统的社会纽带便从一种安全的联系变成了一种潜在危险的根源。到1952年末，中国社会中的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个人经历中明确地区分出改良与革命。
对中共来说，接下来的一件大事是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在苏联的指导下，中国设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它进一步充实了国家主要经济各部的结构。此后，苏联专家与北京密切合作，制定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实施的正式时间为1953-1957年。总数约150家由苏联援助的新企业构成了该计划的核心。这个新的国家机构将设法集中国家所有的资源，将其投入这些关键性的企业。 [18]
农业改革是个棘手的问题。中国的农业产量一直不高，而土改并没有为生产率的长期增长打下基础。此外，国家也没有适当的方式来获取农业盈余，用以投资工业发展。 [19] 根据苏联的经验，答案在于农业的集体化。
中国向这个目标的推进分成了几个阶段。从1953年起，农民受到鼓励去建立互助组。互助组一般是把劳动力联合起来从事耕地、栽培、播种、除草和收割等农业活动，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互助组只是把在农村行之已久的标准做法正式化。从1954年起，农民被极力鼓励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要求把牲畜、农具和土地交给合作社，农民则从合作社的利润中获得报酬。报酬的一半根据为合作社付出的劳动付给，另一半则以交给合作社的土地、农具和牲畜为基础。毫不奇怪，富农一般不愿意参加合作社，甚至许多中农也不愿放弃土改中分得的土地。
1955年初，中共允许那些想退出合作社的人退社。北京被利用这个机会退社的人数之多所震惊。这引发了党内最高层关于农业集体化的一场辩论。苏联的实践证明集体化是建立大规模农业单位的最好方法，它足以让国家能够最有效地获得农业盈余。但是，由于中国人均农业产量太低，北京一方面需要创造更多的农业盈余，另一方面要设法获得其中的一部分来发展城市经济。 [20]
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毛泽东主张农业合作组织应扩大土地面积和活动规模，使农民自己要求引进机械化耕作方式来满足新的需求。毛泽东认为，通过农业机械化，农业产量将会提高。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的公认接班人刘少奇认为，中国应首先引进更多的机械化。机械化在耕作方式上引起的变革会让农民认识到合并土地和劳动力的重要性，这样他们就会自愿参加合作社。这场辩论反映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重要问题：毛认为政治运动可以为快速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而刘认为政治努力应当受现有经济生产方式和水平的制约。毛赢得了这场争论。
1955年中期，这个问题到了重要关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于7月5日-30日举行，通过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交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该报告期望逐渐实现农业集体化。7月31日，毛泽东召集省、市及更低级别的党的领导人开会，要求实现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它掀起了所谓的农业集体化“高潮”，到第二年春天92%的农户被纳入合作社（见表4.2）。次年，毛泽东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两者间存在着重要差别：在高级社里，社员的收入只按他们付出的劳动，而不按他们投入的资本，它剥夺了农民中其余的较富裕阶层的优势。 [21]
此后，毛经常会见省及省以下党的领导人以寻求对其雄心勃勃的计划的支持，这些计划在北京却激发不了毛的战友们的热情。他把这些会见看作与在第一线工作因而最了解国家实情的人保持接触的方式，但在与这些官员的会面中，毛总能随心所欲。地方干部对这位主席多有敬畏，大多竭尽所能地培育与毛的关系。
表4.2 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公社* （入社农户百分比）
资料来源：Mark Selde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Socialism (Armonk,N. Y.:M.E.Sharpe,1988),p.1.
- 公社是1958年引入的规模极其庞大的农村组织。
省级党的领导人大多来自农村，他们不信任中央的那些更为城市化的技术专家，并天然倾向于地方分权和群众动员。因此，毛在对各省的不断巡视中找到了热切的听众。
在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给了城市资本家将其企业廉价卖给国家的机会。经历了前几年的创伤后，多数人都立刻出售了企业。在上海，当地纺织厂老板实际上组织了从黄浦江沿岸到位于昔日英国上海银行大厦的市委所在地的游行，请求市政府接管他们的企业。游行途中，他们高举彩旗，沿途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在共产党人学习如何经营企业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留在原企业中担任经理，但几年后，就没有多少人留在领导岗位上了。
到1956年年中，中共已经在朝鲜与联合国军停战，恢复了城市与农村经济，启动了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农村和城市居民创建了社会主义组织。在城市和农村经济中，私有经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中国已经奋起并组织起来，向着社会主义的未来迈进。 [22]
接管时期的政治
从1949年到1954年的这个年代，也见证了游击队式的中共军队和党转型为一个执政的精英集团。这个过程包括了许多决策，如各种职务的任命，如何在条件各异的全国各地建立管理机构，以及如何安置内战后留下的庞大军队。
中共组织政权的基本方式是在过渡时期建立一种适度分权的机构，目的是在条件允许时再把它集中起来。中共把全国分成6个大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并分别设立党、政、军机构进行管理。各区最初都实行军事管制，条件许可后再转为文官治理。 [23]
由于组织结构如此，中共承认实施政策的时机须因地而异。例如，“三反”运动在东北地区开始于1951年初秋，当年初冬扩展到华北和华东，而后才推行到全国其他地区。建国初期，大部分政策大都照这种模式分地区分阶段实施。
这种体制反映了中共游击战和根据地的经验。每个大区都在一支由游击战时期中共的部队组成的“野战军”的统辖下，由一两位党内重要人士来领导，他们通常身兼数职，使他们可以有效地控制该地区的所有活动。例如在重要的东北地区，一位在20世纪40年代末升至中共高层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高岗同时担任着中共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的首脑。实际上，他是东北的“总督”。
从1952年到1954年，中共逐渐把这些要人调出这种大区政治机构，把他们分派到各省或中央。但在哪些人可以就任北京高层职务的问题上产生了嫉妒和紧张，从而导致了党内高层出现第一次严重不和。
总的来说，建国初期的政治策略大多有利于内战结束时占领了各个地区的解放军正规部队和干部，而不利于在敌后战斗了多年的地方游击队。后者被认为与地方的关系过于紧密，而毛泽东热切关注的是建立一个忠于中央的政治机构。很像是清朝时期那样，一种不允许官员在其家乡任职的“回避制度”开始实行。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员们被派往远离故乡的地区去任职。几十年后，政府机构明显地与1948-1950年间横扫中国的各野战军打成了一片（见表4.3）。 [24]
作为一种惯例，中共在建国初年还延揽党外杰出人士进入新政府。这些人为党的工作带来了声望和技能。中共向他们承诺，将在国家恢复并站稳脚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10月，新中国成立5年后，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正式宣布政府过渡时期结束，并建立以国务院为首的新中国常设治理机构。它把前些年担任过渡时期政府要职的人留任，并正式废除了1949年建立的地区党政军机构。从此，中央将直接领导各省。中国成功而迅速地实现了统一，虽然在此过程中曾有大量的流血。现在，中共领导人必须决定要采取的长期发展路线。
表4.3 内战结束时各野战军及其地区分布
从成功到危机：1956-1957年
1949-1956年初的这个时期，在用集中的暴力手段打击斗争对象方面已经出现了失误和问题。此外，在这个时期结束时，物质困难仍使全国大多数人处于极端贫困状况。例如直到1956年以前，全国每个县政府还没能都拥有一部电话。 [25] 但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深化的精神压抑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显然减轻了。
新的北京精英集团也许还要有许多“破”才能实现其社会主义的“立”，但很多中国人认为，这比他们多年来被迫受的苦要好得多。用毛泽东的话说，在国际上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在国内，在一个意识形态强大的政府领导下，中国也重新恢复了团结感。
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政治领导人通常不会去改变一个取胜的程式。然而，到1958年中，中共领导层对其治国方式做出了重大转变。这个急剧的改变源于早在1956年初就潜伏在表象下的四重重大压力，它最终把毛泽东及其战友推到了“大跃进”的不幸道路上。
压力之一涉及毛泽东自己在体制中的作用。毛的地位实际上不受任何法规的制约。在处理意识形态与政治、大国关系、农业及社会改造等问题时，他感到极为自如。他对官僚主义程序感到恼火，对城市工业和财政的细节缺乏了解或耐心。然而，在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府工作的重心转到了城市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细节上，这是国家而不是党或军队的专长。换句话说，1949-1955年的成功产生出一个不需要毛泽东的体制，但这位主席却找不到一种摆脱日常领导工作——用他的话说，就是“退居二线”——而又能确保自己领导党和国家的方法。
另一个压力是让毛泽东颇感苦恼的苏联式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中央计划体制支持了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程序的规则化、工作的专业化，以及各经济部门和地域之间在声望、收入、奖励结构和权力上的不平等。在健全的斯大林模式中，政治体制还要寻求剥夺“落后”的农村来为道德上和政治上优越的城市居民服务。这种价值观、优先选择和工作方式与延安时期的经验截然相反，也使毛感到沮丧。如果没有关于工业发展资金来源的第三个潜在压力，毛也许会忍而不发。
苏联援助项目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援助在财政上采取了低息贷款而非直接赠与的方式。1956年，中国还贷总额开始超过苏联新提供的资金总额。此前中国能够依靠苏联提供大部分净投资，而1956年以后中国不得不主要靠自己来筹措这笔资金。这需要找出推动国内资金形成的新办法。最终，毛感到危机迫在眉睫，必须采取激烈的新方式来应对这一发展进程。
第四个压力来自农民出身的干部和城市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一再进行政治教育，知识分子仍把来自农村的干部视为土包子。而农民干部则把知识分子看作自视清高者和“资产阶级”。 [26] 然而，苏联模式却给了城市知识分子的管理和其他技术以很高的奖赏。农民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不可避免地把苏联模式的命运与社会分裂联系在一起，而社会分裂曾酝酿了中共革命——也被这场革命所深化。 [27]
随着农业合作化和城市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毛泽东决定解决知识分子与党的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中共高层领袖中文化水平最高的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1月举行的关于知识分子工作情况的会议上，首先就此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要求对有技术和创造能力的知识分子给予更好的待遇和尊重。
苏联国内状况的发展也鼓励了中共改善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努力。1955-1956年苏联文学解冻以及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戏剧性地诋毁斯大林的讲话在中国造成了连锁反应。前者只是恰好让中国人在缓和对知识分子的压力方面遵从了苏联的领导；后者却造成了更深远的反响。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谩骂式攻击使中国人深感震惊，也使毛泽东极为尴尬。毛曾高度评价斯大林，并在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时发表了一篇颂扬这位苏联领导人的文章。 [28] 此外，赫鲁晓夫的讲话实质上警告了某位固执的领导人不要自行其是，这正是在毛泽东亲自发起对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 [29] 最后，赫鲁晓夫的讲话导致了东欧动荡，据说，也使1956年下半年中国国内形势更加紧张。毛开始怀疑赫鲁晓夫的智慧和领导才能。
因此，在1956年3-4月间，毛泽东开始对治国方略和政策重点重新进行彻底评估，并在许多中央部门和国务院部委召开了34次专门汇报会。最后产生了一份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框架文件。总的来看，这份文件要求缩减军费、在中国经济管理上实行更大的放权，以及进行其他改革。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开始修正苏联模式，以使之更符合他自己的价值观和重点。
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一次会议，这是自1945年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来的第一次党代会。 [30] 大会通过了新党章，等同于党的新宪法。几乎可以肯定是对苏共去斯大林化的回应，新党章提出中共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没有像往常那样被提到。
影响更长久的是毛泽东试图解决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一直认为巧妙地利用紧张关系是促进自己的目标实现的一种方式。但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却贬低关于在社会主义实现后党“群”矛盾仍将存在的观念。然而，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清楚地表明，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中仍可能爆发激烈冲突。
1957年2月末，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31] 提出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的利益冲突问题。他把矛盾分为两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断言，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讨论得到解决。他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少数矛盾是“敌我矛盾”，这意味着它们无法通过理性的讨论而得到解决。处理“敌我矛盾”，必须通过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来消灭“敌人”。
毛的讲话旨在激励知识分子去处理和减少“人民内部矛盾”，但在经历了前些年的多次政治运动后，知识分子依然谨小慎微。1957年春，毛泽东极力鼓励知识分子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指出党员干部的错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在学术问题上共产党人不要求每人都接受一种正统观念。
1957年5月，大坝最终决口，知识分子对傲慢无知的官员们的不满倾泻而出。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有关中国是否应继续与苏联保持如此密切的关系以及中共是否应继续垄断政治权力的根本性问题。实际上，1957年5月，中国知识分子在试图恢复其作为政治体制中正统道德框架的忠诚守护者的地位。批评的势头一旦发动，便愈演愈烈，地方党员干部发现自己已处于日益严厉的抨击中；工人也开始通过罢工和其他有组织的行动来表达自己在经济上的不满。
这场运动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57年6月8日，主要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为百花齐放运动画上了句号。社论说，“右派分子”利用新自由来攻击党和破坏革命。社论认为，这是一场“敌人和人民之间”的敌我斗争——一场只能通过专政力量来解决的斗争。反右运动迅速展开，它对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32]
反右运动最初的对象是所有在百花齐放期间提出批评的人。但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下，无数的“右派”帽子被扣在了遭到匿名检举的人头上。的确，全国的地方干部都接到了他们应在本单位揭发和批判的右派分子的分配数额。 [33] 1957年夏季和初秋的运动期间，约有40万城市居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并被关进牛棚或下放到农村从事重体力劳动。 [34] 从夏末起，运动矛头转向了农村，那些对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提出批评的人成了斗争对象。
反右运动造成了两个重要后果。首先，到1957年底，一个人要有极大的勇气才敢反对北京向激进的政治、经济政策的转变。更重要的是，革命失去了相当多的工程师、教授、经济学家和科学家的技术专长，而这些可能是成功实践苏联发展模式的关键。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来自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大学，而不是党的机构。毛泽东已明确地转向支持农民干部，而不是批评他们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后者，应用于快速经济发展的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而不是党的管理）方式将难以持续。
后果几乎立即就显现出来了。1957年7月在山东青岛举行的中共领导人会议上，要求更多的行政放权以及加强党对经济干预的倾向出现了。10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更明显地加速了这一倾向。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领导人就即将于1958-1962年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方法进行辩论的时候。毛泽东及其同事们决定继续快速扩张国家工业基础，并将提高钢产量作为重中之重。但是，必须找到新的资金来源，苏联支援可能达到的水平也需查明。
1957年下半年，日渐激进的政治气氛产生了一种兴奋感，并提供了重大变革发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去年冬天主要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对顺利地进行使毛泽东确信：民众强烈地支持党，并能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源泉。问题在于找到释放这种能量的钥匙。
1957-1958年之交的冬季是对解决中国日程上的这些新问题的方法进行实验的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于11月赴莫斯科，目的之一是要弄清苏联是否会向中国提供新的重大援助。同时，北京实行了新的行政法规，要求在经济管理上大幅放权。 [35] 在农村，一场关于如何在不增加大量投资的情况下扩充灌溉设施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解决的方法是大量动员农村劳动力，这反过来又给扩大和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带来了压力。
到1957年11-12月，形势如何发展仍不明朗。但中共高层中弥漫着一种激进的复兴情绪，这种情绪既来自以前的苏联领导方式带来的种种令人警觉的问题，也来自认为只要释放中国民众的潜能就能创造奇迹的一种日益增长的爆发感。这激发了毛泽东和党在1958年发起了“大跃进”，一种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激进的新方法。最终，它成了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任性行动，造成了包括数百万中国人死亡的悲剧性后果。
“大跃进”和大倒退：1958-1961年
1958年春夏的一系列政策计划促成了“大跃进”。这种发展经济的非常方式源自上述趋势：对知识分子的清洗；文化水平不高的激进分子的地位上升；找到积累国内资金的新途径的需要；日益增长的对发动群众可能产生的效果的热情；以及对苏联发展战略的社会政治后果作出的反应。
“大跃进”在任何特定时期都不是一种成熟的战略。相反，它由许多计划组成，并给社会各部分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准确地说，它不是一个一体化的战略，而是一种总体精神和一系列基本的政策重点。
“大跃进”背后的基本理念是，通过整个社会在几年的集中时间里付出超常的努力，中国就能够跨越正常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个理念是基于以下的想法：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生产潜力，通过组织和努力，就能把他们的劳动转化为资本。
大跃进战略靠的是动员农民在不从城市经济中汲取资源的条件下实现自给自足。此外，他们还要给城市经济提供粮食、工业原料甚至钢材。因此，农民被号召去扩大灌溉、制造农业机械、发展教育、参与军事活动，并在没有国家财政新的投资的条件下养活自己。本来，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期望莫斯科能提供大量的新援助，以将其全部用于加速城市工业的发展。尽管1958年苏联的援助确实增加了，但日益加剧的中苏摩擦——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偏离了苏联模式——不久就让中国人明白了他们不能指望苏联给予更多的帮助。这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农民为资助工业发展而承受的负担。
一项需要广泛动员群众的战略在本质上更适合于党的机构而不是政府机构去实施。因此，“大跃进”方式极大地扩大了党的作用，而削弱了政府的作用——也大幅分散了在此过程中的政策实施。 [36]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领导人曾指派国务院主要负责经济发展，但当他们采取“大跃进”方式来加快工业发展时，他们转而更多地依靠党本身。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参加的南宁会议上批评了周恩来总理。毛的讲话凸显了他对旧体制的不满。他抱怨国务院专家的政策计划定得太细，以致送达他时让他面临两个难题：一是计划没有给新想法留出余地；二是它们在技术上复杂得让他看不懂。毛指出，近几年他只是批准计划，而无法努力完全弄懂它们。 [37] 随着转向大跃进战略，毛把这种专业化的国务院体制撇开，重新亲自处理所有重大事务。
“大跃进”在很多方面是延安精神的翻版。它强调平均主义、试点方法、思想热情、发动群众，以及运用组织和意志力来实现技术上“不可能”的目标。“大跃进”藐视技术上的限制以及就此提出忠告的专家。它的精神被恰当地概括在一句重要的口号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最终，正如后来的一些中国作者所言，为了“多、快”的目标而牺牲了“好、省”。
毛泽东准确地评估了中共能在全国产生的巨大反响。中共已经有效地震慑了所有的反对派，并在中国民众中赢得了能干的显赫名声，因此中国在1958年开始展开全国范围的狂热运动。以前的工作习惯、甚至已有的社会组织基础至少曾一度急剧地改变了。
1958年8月，这位主席要求所有农村居民都加入“人民公社”。这是些庞大而集中的农村组织，旨在促进农村地区的行政管理与经济生产的密切配合。毛想要设计出一种农村单位来直接管理那里的各项重要工作，包括：农业和小工业的生产和营销；为基础建设提供劳动力；医疗服务的提供；教育和安全。人民公社最初为这些任务的完成提供了钥匙。在1958年的后几个月里，整个农村都实现了公社化。尽管情况各异，但到1959年时每个公社平均约有2万名社员。人民公社成为农村地区国家最基层的行政单位。
在公社里，众多社员曾一度连续数月长时间地从事艰苦劳动。的确，如此众多的“土高炉”之类的新的制造业活动开展起来，以致在1958年秋中国实际上经历了农村劳动力的严重短缺。甚至农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层面也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发生了变化。农民捐出炊具去熔炼，以此为土法炼钢作出贡献，并在公社食堂吃饭；有些公社在争论是否应完全取消货币。“大跃进”在很多方面等于是农村生活的兵营化和军事化。
“大跃进”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农业部门。在军队，中国人决定放弃苏联的教范而制定自己的规范。他们还让所有的军官每年下连当兵1个月，以进一步实现平均主义。军队也开始深度介入国内经济建设和大规模民兵组织的发展。通过这些做法，“大跃进”扭转了解放军自朝鲜战争以来的专业化趋势，恢复了某些游击战争的传统。 [38]
在工业上，“大跃进”把技术人员撇在一边，造成工人使机器连轴转却不进行维护的现象。工人和经理间的工资差别被消除，无业城市居民被纳入小生产和商业组织。教育体系以半工半读方式吸收了大量新生入学，但却牺牲了教育质量。 [39] 甚至政府官员也被下放，这是把城市中处于管理职位上的人送到生产前线（通常是农村）与群众同劳动的一项政策。
以动员的水平来衡量，大跃进是成功的。举一个例子，千百万只麻雀——农业害鸟——在1958年夏天被消灭了，方法是人们站在屋顶上看到麻雀落下时就弄出震耳的响声，麻雀只好一直在天上飞，直到精疲力竭而死！此外，中国人在那一年似乎取得了非凡的生产成就。“大跃进”核心目标之一的钢产量大幅增长，其他目标工业的产量也大量增长。后来才知道，这些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源于许多苏联援建的关键工厂，它们于1953-1955年开始建造，1958年最终投产。不寻常的好天气也有助于农作物大丰收。
1958年的成功让中国领导人欣喜不已。例如，他们决定1959年让全国约1/3的耕地休耕,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将很难处理生产出的粮食。高层领导人也开始自信地谈论已创造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一个比苏联成功得多的战略。
1958年末，中国领导人确实承认“大跃进”造成了某些混乱和问题，但却没有认识到正在发展着的困难的严重程度和性质。由于根本无视经济和社会规律，“大跃进”终于导致了巨大的灾难。
一个主要的问题关系到人民公社。公社具有能够按计划配置庞大劳动力的优势。但其规模过大，无法使报酬与劳动挂钩，而且它与形成农民特征的自然基础也不相适应。传统上，农民的生活围绕着宗族、村庄和普通集市区(SMA)转。普通集市区由一些村落（通常是12个以上）组成，村里的人每隔几天就在同一个镇上销售各自的产品。集市上所发生的不止是经济交易，来自不同村庄的村民还互相结识、飞短流长、安排婚事，等等。久而久之，普通集市区便成了人们建立经济与社会联系的场所。村与村之间的小道和车辙是需要把村里的物品汇集到集市的明显见证。
最初的人民公社规模庞大，平均每个公社包含了3个普通集市区的村民。它建立了一个与所有参加者此前所经历的都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单位。负责这些庞大单位的党的干部不了解合并这些不同的普通集市区的复杂性，管理与道德等根本问题不久就出现了。 [40]
北京的领导人没有察觉正在出现的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原因之一是在群众运动动员阶段的高潮中，基层干部没有得到鼓励去向上级报告实情。他们反而被期望提供证据去证明群众已热烈响应领导人的号召，更大的成果将涌现出来。结果，全国各级官员在上报时都合谋夸大生产数字，导致中央官员对1958年秋的农村真实情况一无所知。由于只听到了成功——加之愿意相信他们确实走上了一条新的快速通往工业强国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他们一再对正在取得进展的“大跃进”增加新的要求和新的计划。
1958年秋冬，混乱的代价开始显现。由于太多的人脱离了农耕，使当年秋季作物减产。土高炉中产出的钢材质量低劣，基本无法使用。交通系统开始阻塞并中断，使大城市的钢厂得不到所需的焦炭。维修不力使许多机器的生产能力开始降低。
1959年初春，毛泽东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他试图控制“大跃进”中的过分做法，但不放弃“大跃进”的基本战略。他对公社过于集中的管理提出了异议，认为这造成了不合理的工作安排，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因此，他要求在每个公社内部建立三级管理——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个人收入和工作安排由生产队或生产大队而不是公社来决定。在这上面以及其他方面，他想要驯服他释放出来的体制中的猛虎。然而，他发现很难说服省、市、县和公社等各级干部接受他的权力再分配的建议，因为在“大跃进”放权期间他们的权力和资源已获得大幅增长。
在1959年7月和8月的庐山会议与八届八中全会上，这种形势发展到了顶点，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重大转折。在党的领导人喜爱的风景名胜江西庐山上召开的这两次会议最初是要审议总体形势，并在春耕完成和领导人对秋季作物的规模有了些想法之后制订计划。 [41]
在庐山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其他一些人尖锐批评了“大跃进”的过激做法，认为这是因背弃了以前的协商决策程序所致。彭及其支持者还指出，由于“大跃进”所造成的糟糕局面，他们认为国家正在迅速滑向危机。
尽管这些批评的大部分与毛泽东本人在春季提出的看法相同，却还是引起了这位主席的警觉。他把彭德怀等人的行动解释为对他个人地位的蓄意攻击，也许还得到了对中国放弃苏联模式极为不满的苏联人的幕后支持。他让这些批评者把意见说出来，然后在会议后期以对这些批评者的猛烈攻击震惊了他的听众。他质疑他们的智慧和动机，并要求所有与会的高层领导人在彭德怀等人与毛之间做出明确选择。作为一个从不错过机会给局势增添额外紧张气氛的人，毛宣称如果会议反对他的话，他将上山另建一支军队来推翻中国共产党!
在这种压力下，党的领导人绝大部分站到了毛的一边，并将彭德怀等人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些人受到了清洗。到当年夏末，彭德怀不再是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并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庄去从事园艺。接着，这次会议和随后的中央全会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批判党内最高层中已经自我暴露的这些“右派分子”的罪行，并要求警惕各级体制中的右派分子；二是再次强调了“大跃进”中的过激做法，并要求采取与毛在整个春季一直主张的各项措施类似的强化措施。 [42]
庐山的冲突造成了一些致命的后果。首先，毛对彭德怀意见的批判似乎改变了领导人之间政策辩论的不成文规则。庐山会议前，出席高层会议的领导人曾认为在决策作出之前，在某些自我约束下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合适的。对彭德怀的批判和清洗说明这已不再可能。其次，毛选择了林彪来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兼军委副主席。后来，林试图成为毛的接班人，在此过程中，他成了引起党内高层领导间关系紧张和暗斗的一个主要因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八届八中全会作出的决议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实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右派”的抨击损害了领导人控制“大跃进”过激做法的企图。确实，相反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每个人都力图表明自己倾向于“左派”而非“右派”，1959年末和1960年，激进主义重新泛起。人民公社出现在许多城市，激进行为和虚报产量蔚然成风。整个体制在一种无节制的动员和近似乌托邦式的狂热“报告”中运转失控，结果造成了全国性的悲剧。
悲剧的核心在于，甚至在农业产量因政策失误、管理不当、混乱和天灾而锐减时，领导人还要求为城市提供足够的粮食。地方官员征收粮食是因为保住其职位靠的是取悦上司，而不是取悦其管辖的百姓。结果，中国农村陷入了大饥荒。饥荒的全部状况尚不清楚，因为干部们蓄意隐瞒，而且并非全国所有地区都从困难陷入了危机。
中国经济整体陷入了深度萧条，这部分地反映出经济主要依赖来自农业部门的投资，而1961年这种投资已经枯竭。此外，莫斯科对毛的政策及其所说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极为不满，以致苏联人在1960年7月突然撤走了所有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并中止了其援助项目。这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很多重工业工厂。农业崩溃和失去苏联援助的双重打击造成了中国经济产出的显著下降，其程度远远超过美国在1932年所经历的大萧条的最低点。
“大跃进”诞生于一种日益增长的危机感和对意识形态、组织、群众等基本理念的盲目追求，是一种极端激进、广泛脱离实际的发展经济和转变社会价值观的方法。它一方面反映出毛泽东乌托邦式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毛实际上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此外，悲剧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1959年8月中央全会后的第二次“大跃进”新高潮期间。
因此，大跃进失败的原因既在于其根本政策的失误，也在于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的运作方面的问题，包括促使基层瞒报的动因。苏联援助的停止和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加剧了情况的恶化。结果，曾经是坚韧、勇猛、无往不胜的中国共产党现在证明它也可能犯下灾难性的错误。此外，毛泽东本人要为这场灾难承担大部分责任。 [43]
在复苏中日益增长的压力：1962-1965年
当北京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大跃进”灾难的严重程度时，他们采取了紧急措施。在城市食品短缺日益严重时，他们在1961年6月决定把大部分负担转移到农民身上。从1961年到1962年，他们让2000多万在“大跃进”期间进入城市的人返回农村。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对几乎所有城市食品和消费品实行了配给制。城市居民得到了只能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购买特定商品的票据，农民无法同样地得到配给票据，因而难以在城市过活。
紧接着这个庞大的重新安置工作之后，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其结果是把人们固定在其目前的工作单位里。 [44] 从此，国有企业员工享有了终生雇佣并获得福利的权利，但却丧失了不经管理部门许可而调换工作单位的权利。于是，企业成了职工的无所不包的单位，要提供住房、医疗、娱乐、配给食品和养老金等。政治教育和其他政府政策要通过企业来影响职工，因此，工作场所（中国人称之为“单位”）成了城市职工和政治体制间的主要联系地点。这些单位具有很强的自我封闭性，因而多数职工对外界的人很少接触，也不了解。
城市的单位制度与农村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相结合，进一步防止了农村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向城市的流动。结果把中国正式分成了双重体制：由国家大量津贴支撑的享有特权的城市社会，和其成员无权在城市经济中找到工作的遭到严重剥削的农村社会。
在农村实行的改进政策包括把公社分成近似于以前普通集市区的较小单位，并建立了毛在1959年3月首倡的三级体制（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在其他部门实行的相关措施包括对文艺的宽松政策、让许多专家重回重要岗位，以及普遍停止“大跃进”的过激做法。这些新政策开始于1960-1961年。到1962年，许多干部认为下一个适当的步骤应当是进一步放松农业集体化，不管怎么说，它已在饥荒格外严重的不同地区同时实行了。这些政策制定和实施时，毛本人退居于幕后，但是1962年夏季当危机高峰已过而经济开始复苏时，他又重返前台。
毛泽东1962年夏季的复出显示了中国领导人从“大跃进”的灾难中得出的不同教训。 对于许多高层领导人——包括毛的公认接班人刘少奇和作为主要经济干部之一的陈云——来说，“大跃进”一劳永逸地显示出中国不能再用群众政治运动来实现国家目标。社会已经变得极其复杂，荒野时期党制定的那套推行政策的“原始”方法已不再适用。
毛所得出的教训则不同，他虽然放弃了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经济重大进展的理念，但仍然认为群众运动在带来价值观变革方面有重要作用。尽管有大跃进的惨痛经历，毛对阶级斗争的有益作用的信念依然未改。
因此，从1962到1965年，全国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日程。多数领导人关注于收拾“大跃进”残局，这项工作需要务实的经济政策和相关的努力。与此相反，毛及其支持者却开始担心经济恢复政策会使国家脱离革命，因此他们要求继续动员以攻击内部的政治敌人。
毛的信念显然部分源自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的发展。当这位苏联领导人试图消除其体制中的斯大林的遗产时，他采取的措施在毛看来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弃。1960年赫鲁晓夫停止对中国援助的决定，在毛看来，进一步证明了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论点。毛对这种顾虑深感忧虑，他以前从未料到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前功尽弃，并退化为他认为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剥削制度。现在，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死后中国走同样道路的可能性上。
由于苏联的经验历历在目，毛在1962-1965年间采取了两个措施。他开始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修正主义”的危险来教育中国人。 [45] 同时，他也开始寻找他的同事们赞同苏联方式的各种迹象。
它所导致的政策混乱是极其严重的。大量的经济政策强调物质刺激、协调发展、分清权责、据实规划和使用技术人才。而与这些传统政策相伴随的，是中国经历着持续的大张旗鼓的政治鼓动：倡导思想信念、批判与美国和越来越多地与苏联等外部势力勾结的内部敌人，促进平均主义和阶级斗争。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评论大量涌现。1964年，毛又指示启动一项庞大的新的经济计划，大规模投资于中国西南内陆的“三线”地区，以备越南战争升级时可能与美国开战。 [46] 此外，各种激烈的政治运动也开始了，其中包括第二次城市“三反”和农村的“四清”运动。 [47]
随着毛开始关注反对“修正主义”，他越来越多地依靠林彪领导的解放军来实现国内政治目标。国务院领导的政府机构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党则开展了“大跃进”。由于毛对这两个全国性政治机构都不信任，他转向了中国的第三大支柱——军队。林的政治野心使他追求一种双重策略：在军内以灌输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为基础，他已摘录整理了“红宝书”；同时发展原子弹。中国在1964年10月进行了首次核武器试验。 [48]
林彪对军中政治和高技术的巧妙控制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解决了中共所说的“红专”问题——即政治信念与技术专长相结合的问题。 [49] 解放军似乎把技术专长、组织纪律与意识形态热情结合在了一起。于是，毛开始扩大军队在社会中的管理与政治作用。1964年，毛号召人民向解放军学习，潜台词不是向党学习，这在共产党社会里是非同寻常的步骤。他还在许多政府部门里建立了由解放军军官任职的政治机构。 [50]
毛的政治忧虑或许反映出他对自己死后的更大担心。他在1964年的讲话中多次提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在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的情况下，毛或许感到了他死后继续确保革命活力的紧迫性。
1962-1965年的经济政策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快速复苏，到1965年，经济已重新达到了1957年的平均生产水平。但政治气氛仍然相对紧张，林彪、江青等野心家企图用破坏毛与其他同事关系的手法来确保其重要权力。局势复杂而不稳定，但它不会持久。
“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时期：1966-1969年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非凡胆识的政治领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展示了他的革命信念、他动员中国人彼此斗争的技巧，以及他为实现目标而牺牲大批人的生命的意愿。毛的性格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因为没有他的行动，“文化大革命”本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如果毛没有把中国的治理体制引导到这个方向，这个体制本身并没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内在因素。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似乎有四大目标。 [51] 首先，他试图改变接班布局。到1965年时，他可能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但毛对刘少奇及其革命信念已开始产生怀疑，他想要换掉刘，并让另一个人（也许是林彪）取而代之。但要换掉刘少奇这样一个地位稳固、自1945年七大就被公认为毛的接班人的人，需要下一番工夫。
其次，毛想惩戒治理这个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他一直密切关注官员们摆架子、以权谋私和脱离群众的自然倾向，决心让他们站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和潜在羞辱的考验。在这种考验中，他们必须再次证明自己的领导气质，否则将被打倒。
再次，毛想让中国青年接受革命经历的熏陶，用他的话说，就是“培养一代革命接班人”。他坚信严酷的斗争是塑造人格的一种力量，他创造了一种环境，让这一代革命青年必须靠自己的智慧在其中闯荡，以便健康成长。毛认为，一段极不确定的考验时期可以让中国青年培养出坚韧的性格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最后，毛想在各个政策领域中进行实质性的变革。为了减少收入差距和物质刺激，他取消了城市职工的工资增长和奖金。 [52]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他把中国有限的医疗资源更平均地分配到全国，而不允许它们集中在医生更愿意去工作的大城市。在农村，他还资助被称为“赤脚医生”的农民医务人员的培训。 [53] 在教育领域，他试图取消诸如偏爱在考试中拿高分者的大学招生等制度。像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考试制度自然偏爱那些来自知识分子或精英家庭的人。他还想让教育制度强调意识形态和实践经验而不是学术。在军队方面，他试图缩小地位差别，办法之一是取消军衔制。此后，军官们被称呼其实际职务，如张旅长、李师长。 [54] 总之，他试图缩小各类私人活动的范围，让中国人过一种完全集体化的简朴生活。
1965-1966年的某个时间——究竟何时学者们仍有争论——毛决定采取断然行动。上述目标预示了他采取的具体行动。在政策推行的4年中，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
全国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响应，是对这位已造成这种巨大苦难的领袖的轻率奉承。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的这一代青年学生学会了把敌对阶级妖魔化和非人化，并容忍和颂扬对它们的赤裸裸的暴力，甚至虐待。这个体制是以普遍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任何行动出格的人进行政府压制为特色的。此前15年的多次政治运动已留下了许多个人痛苦。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群众对毛号召进行激烈政治运动的热烈响应。 [55]
在驱逐了宣传部门的干部后，江青及其追随者担任了这个重要机构的代理领导人。总之，从1965年末到1966年上半年，毛与主要领导人结成了联盟，使他得以对党和许多政府部门的领导发起了正面攻击。
1966年8月，在政治体制的最高层建立了文革联盟后，毛开始放手让红卫兵对党发起攻击。多数红卫兵是城市高中或大学的学生。毛下令学校停课但不让学生回家。他鼓励学生建立红卫兵组织，以便（用当时的话来说）“造反”、“向修正主义宣战”、“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即刘少奇）”、“打倒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邓小平）”、“破旧立新”，以及“炮打司令部（即共产党）”。与此同时，他指示所有高层领导不得压制红卫兵，而要直面并回应他们。 [56]
红卫兵很快就使多数大城市进入了一个恐怖时期。他们挥动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比赛看谁能最快地背诵这些语录。1966年夏末秋初，数百万红卫兵来到北京，在游行中接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的检阅。他们也走上街头，用当时的口号来说就是“破四旧”。它的意思是通过抄家、焚毁书籍和古董、殴打和羞辱内心不赞同这些做法的人、消灭试图负隅顽抗的人等方式来破除旧文化。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时，警察都袖手旁观而任凭青年人肆意破坏。除了造成这种严重破坏之外，红卫兵还对政治体制中的各级干部进行攻击。直到1966年底以前，军队和警察实际上听任事态发展而不加干涉。 [57]
毛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党内最高层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意见，这种状况最终打破了几乎所有处理党内问题的常规。1966年8月，毛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58] 1966年10月，高层领导举行了分析当前形势的会议（这类“中央工作会议”每年举行数次，但1967-1976年间只举行过几次）。 [59] 会上，毛听到了对全国范围内红卫兵行为的强烈抱怨，他声称自己也对他发动的这场运动的势头感到惊讶。然而，他决定让其继续一段时间以“进一步考验”他的战友。
1967年1月从上海开始，红卫兵与城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一起，实际上夺取了地方党政大权。“夺权”实际上意味着窃取了官方印章，这样党和政府机构都不能正式接收和发送公文。实际上，市委和市政府干部被扫地出门，由红卫兵和造反派领袖组成的委员会接管，不久又成立了他们所谓的“上海公社”。这个夺权行动迅速得到了北京“文化大革命”领导人的喝彩。它标志着此后两年中各省、市夺权和组成新的“革命委员会”来执政的这一过程的开始。 [60]
1967年2月，许多老帅、军队高层领导人及少数其他人（当然不包括林彪）共同对“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提出了挑战。他们与毛支持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激进分子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周恩来主持了这些充满紧张和敌对气氛的会议，并向毛汇报进展状况。毛决定反击那些挑战“文化大革命”的人，而这些会议后来以“二月逆流”著称。“文化大革命”在继续，而且越发激烈并无法无天。
从1967年到1968年，在令人震惊的红卫兵激进行为和暴力之间，也穿插了一些比较安定的时候。1967年初，毛指示军队“支左”，但未明确它在各种特定形势下的含义。此外，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隔绝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968年中国曾一度只有一位大使驻在国外，即在埃及。北京与除越南之外的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实际上都在恶化，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
1968年春也许是最充满暴力的时期，尽管没有确实的数据来证明这一仅凭印象的说法。在这几个月里，由于红卫兵各派为夺权而彼此武斗，中国实际上陷入了内战。许多红卫兵组织拥有枪支弹药，彼此的冲突既有情绪化的相互叫骂，也有用自动武器和其他致命武力进行的极其残酷和血腥的攻击。杀害囚犯、广泛使用酷刑，以及其他践踏人权的做法成了家常便饭。当双手反绑、其中许多是无头的尸体顺珠江漂到香港时，外界才得以瞥见这一暴行。但北京没有人对这种无节制的政治暴行进行严格控制。
面对运动的分裂，毛开始对他认为的红卫兵的自我中心主义感到沮丧，看来红卫兵无法团结协作地建立一个新中国。于是，他命令军队重建城市秩序，并把红卫兵送到边远的农村去“造反”，约有1800万名红卫兵被送到了农村。 [61]
此后，解放军实际上接管了中国的行政部门，军代表被派往所有主要的学校、工厂、机关、医院、剧院等城市工作单位。
毛压制红卫兵的举动，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入侵之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随即宣称，苏联及其盟友有责任使所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重回正轨。北京感到了这种新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威胁——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因为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快速部署了进攻性军事力量。这种不停顿的部署开始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需要恢复秩序，使国家做好迎接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准备。 [62]
“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时期结束于1969年。那年4月中共召开了九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并把毛泽东思想重新列入党章，与马列主义一道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在党章中载明：“林彪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 [63] 毛随后撤销了用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
接班部署：1969-1976年
1966-1969年间，“文化大革命”摧毁了许多东西，却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的价值观。它对民众特别是城市民众施加了大量暴力，留下了深刻创伤和社会裂痕。尽管没有确凿数据，但遭受监禁、重伤或死亡的人数肯定有上百万。中共自身及大部分国家机构瘫痪，各级领导干部中都有大量的人被羞辱、剥夺权力、被迫从事体力劳动或遭受更悲惨的命运。由于运输中断、工人纪律松弛，以及中央经济统计机构实际上被摧毁，使经济活动基本停滞。更严重的是，因排外主义在中国出现，科技创新几乎完全停摆。 [64] 解放军控制了对经济、政府、公安和社会单位的管理，它反过来增加了军队各级的紧张关系和政治冲突。 [65]
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一代青年。他们都是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的学校在1966年初夏关闭，此后3年中有的继续关闭，有的则在经过重大改造后重新开学。数百万学生因而在街上度过了其青春阶段的主要岁月，把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为政治事务来处理，用残忍、褊狭和狂热来解决政治冲突。 [66] 他们将成为中国的“伤痕”一代，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是国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然而，1969年和1970年，他们之中有数百万人被送往农村——通常是地处边疆和内陆的最偏僻和荒凉的地区。 [67]
虽经这么多的混乱与变迁，政治接班人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林彪是既定的接班人，但他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毛会抛弃他。他与“文化大革命”暴行之间的密切关系招致了很多人对他的厌恶。此外，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因而很大一部分军权由他的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掌握。叶群在九大以后成了政治局委员。
1966-1969年间对体制的攻击，使高层领导人在日趋激烈的中国权力政治斗争中重新倚重个人资源和关系网。用帝制时期的话来说，“内廷”——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关系——的谋划在政治上变得如此重要，以致“外朝”——国家官僚机器——在决定政治结果方面的功能大幅减弱。1969年4月九大选出的新政治局委员的状况反映出内廷政治的日益重要性。
在军队中，林彪日益倚重两股忠实的力量：一是1949年前曾与林彪共同浴血奋战多年的第四野战军的军官团体； [68] 二是由他的一个亲密同事，而实际上是由他的儿子林立果领导的空军。从1969年到1971年，林彪力图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却逐步地削弱他。毛泽东严惩了林彪的主要支持者，在1970-1971年间将他们逐一解职。周恩来则支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内优先项目，而不是那些与林彪有关联的更激进的政策。 [69]
这些复杂的策划在1971年9月达到了高潮，据说当时绝望中的林彪企图暗杀毛泽东并夺取领导权。毛据说在事前获悉了这一阴谋而幸免于难。随后，林及其家人（除了他的女儿）可能想逃往苏联，但他们的飞机在蒙古失事，机上人员无一幸存，所有尸体都被烧得无法辨认。林的死亡使军队的威信受损，因为林被认为主导了一次军事政变。 [70] 接着，周恩来迅速采取行动，开始排除民事管理中的军方势力，这项工作经过多年才最终完成。
更重要的是，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林的死亡也使“文化大革命”本身及国家领导班子的信誉受到置疑。1971年底，当有关林的阴谋及其下场的情况传达到民众时，许多人感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大量苦难和流血其实是北京权力斗争的结果。毕竟，人民曾被动员起来誓死捍卫代表革命本身的纯洁和完美知识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曾全力支持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因为他最理解和最善于运用毛泽东思想。但突然间，宣传机器揭露说林彪一直是个恶棍，而毛对此很清楚。毛只是表面上支持他，为的是引蛇出洞、暴露他的真面目，以便挫败他的阴谋，使体制摆脱这个篡权者。
即使那些真的把毛看作神的人——直到1971年，中国人通常每天早晚都要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每晚向这位主席汇报当天的活动和他们的思想——也不相信这个新的故事。不论真相如何，林的背叛让很多人变得怀疑一切，也严重损害了整个领导层及其政策的信誉。
1972年，毛罹患心脏病及其他严重健康问题。 [71] 尽管公众不得而知，但中南海（相当于美国的白宫）内的接班斗争肯定是日趋激烈。同年，周恩来得知自己罹患晚期癌症，接班问题更趋紧张。1973年接班问题上的阵线形成，这个问题主导了此后5年的中国政治。
毛去世前的最后3年，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和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72] 周恩来团结了很多老干部，并设法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平反。此外，曾是仅次于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第二号打击对象的邓小平于1973年重新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江青纠集了一个激进派集团，在最高层中，以她本人为首，包括前上海主管文化工作的干部张春桥，前主编姚文元，以及前工厂保卫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人造反派领袖王洪文。这四人都曾在上海度过了其生涯的重要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又都在北京身居要职。1976年10月倒台后，他们被称为“四人帮”。
正像整个20世纪在毛泽东之前出现的选择性现代化论者一样，毛在其生涯的晚年由于对选择性现代化方式的固有矛盾感到沮丧，而转向了排外主义立场。像20世纪早期的一些领袖一样，他发现现代科技和工业生产的要求以他无法容忍的方式影响了社会的结构和价值观。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毛再次试图取得一种平衡，以使经济能够发展，而他的激进的社会理念和专制的政治理念又不致遭到根本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晚年的个人悲剧在于他无法找到一个既能刺激经济发展、又能限制经济发展过程对社会政治的影响的接班人。
从1973年到1976年，总的来说，温和派控制着政治体制的行政部门，激进派则在宣传和文化部门中占优势。军队没有明确表态，依然是双方关注的对象。温和派的政治纲领接近于20世纪反传统的现代化论者，他们认为中国应进行一切必要的改革以发展现代科技和经济。相反，激进派则代表排外主义信念，认为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并找到一种能使广大民众团结战斗的意识形态基础，才能让中国过得最好。 [73]
从总体来看，激进派在1973年末至1974年夏以及1975年末到1976年夏占上风。而在周恩来因癌症而身体虚弱的情况下逐渐由邓小平领导的温和派则从1974年中到1975年秋掌握着主动。1976年1月6日周恩来去世后，激进派很快成功地再次剥夺了邓小平的权力。但到毛泽东本人因自然原因于1976年9月9日去世时，一些事态的发展显示出激进派已普遍为人们所厌恶，尽管他们还有一批骨干支持者。最引人注目的是1976年4月5日，以缅怀周恩来为名的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群众示威很快形成了一股反激进派力量。激进派成功地镇压了这次示威，其间逮捕并殴打了很多人。但公众对这些事件的认识削弱了激进派的合法性及其在毛去世后幸免的机会。
在接班斗争激烈之际，激进派一再利用他们对宣传的控制来煽动群众运动，对温和派施加压力。这些运动所造成的政策路线的急剧变化使民众精疲力竭、苦不堪言。 [74] 政治变幻跌宕起伏，大多数人都更多地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思想，以设法找到安然度过风暴的方法。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怪异的时期，它直到毛逝世和1个月后粉碎“四人帮”才告一段落。
小结：毛泽东体制
对中国来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为一个经历过数十年的社会和政治孱弱的国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他证明了自己的论断：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站起来了”。他晚期的重要外交政策行动之一是同意有限地恢复了与美国的关系，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访问北京。从那时起，中国在后来著名的“战略三角”（中国、苏联和美国）关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75]
20世纪50年代，在毛的领导和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开始发展重工业基础，并引进了大量很好的现代技术。中国还仿照苏联的政府体制，把主要生产工具国有化，对国家管理下的农业生产实行集体所有制，采纳压制自主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列宁主义式的政治结构。当然，中国的体制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类型。但其基本体制是共产党领导的和列宁主义的体制，这就排除了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建立有活力的独立机构的可能。
尽管毛泽东致力于快速发展重工业，但他始终对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政策所造成的不平等加剧、官僚阶级的形成和城乡差距扩大等必然趋势非常警惕。他因此一再介入体制的运作以改变其社会和政治后果，使之主要转向在共同生活与工作的人群中实行平均主义，以及敌视知识分子、反城市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周期性地在与自己的创造物作战，结果，这种混战使他和“体制”都精疲力竭，却没有产生一个明确的赢家。这些斗争及其结果都给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毛泽东体制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是毛本人拥有巨大的权力。在一个幅员如此辽阔、拥有众多凭胆识、谋略与果决而身居要职的全国和省级领导人的国家中，毛却能压倒一切来定夺大计，这的确令人惊叹。毛的地位部分地可视为中国长期的帝制传统的产物。
毛还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娴熟的政治技巧、对敌人的冷酷无情，以及从对他的个人崇拜中产生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76] 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民众并没有总是做出毛所期望的回应。 [77] 但是，他在体制中的独特地位实际上总能让他来决定斗争的条件。1949年中共胜利后，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拥有特殊权力的职位上任职27年，这就足以解释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
如果总结截至1976年毛在政治舞台上的遗产，我们可以不偏不倚地概括如下：毛创建了庞大的制度性结构——党、政、军——来治理中国，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这些结构的完整性和合法性。这些结构因过于庞大而难以消失，但到毛去世时它们已极为混乱，以致“整合”它们需要多年时间，而且在有些方面亦不可能。毛提拔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但他晚年时却让他们彼此争斗，留下的伤痕将持续很长时间。20世纪50年代毛对教育体系的扩展被后来他对知识分子的攻击所抵消，到1976年中国受到智力资本严重短缺的困扰。毛在中国多年的混乱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合法政治体制，但又用他生命中最后几十年时间来毁灭这个体制的效力。
作为一个为夺取国家政权而奋斗了二十多年的革命者，毛把原始政权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主要方面而给予了大量关注。1949年，他继承的是一个孱弱的和极度分裂的社会，一个渴望重新统一、相信某种重要的振奋人心的理念、渴望恢复失去的尊严和地位的国家。在此后剩余的生涯中，毛用统一的目标来激励民众和他的同事们。他一再地证明自己最善于发现国家的错误路线，然后操纵并激化它们以维护自己的控制。因此，他从未直接建立一种如同苏联那样的中央集权的克格勃机构。相反，他靠的是保持民众的分裂和失衡，最终依靠他指出国家走出困境的正确道路。鉴于他对分化和斗争的偏爱，他留下一个因社会冲突而精疲力竭的国家以及一个互不信任与派系斗争已积重难返的政府体制就毫不奇怪了。
毛建立的体制试图把孤立各社会群体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以限制来自下层的潜在挑战。许多政策都是为了这一目的：农民不能与城里人联系；防止农民迁入城市的户籍制度。此外，国家迫使农民只能通过国营“供销社”这一中介机构与城市经济打交道，则有效地切断了几乎所有非政府的城乡接触。 [78] 在城市里，大多数居民在“大跃进”灾难后都被固定在自己的单位，即党指派的工作场所和研究机构里。这些单位后来普遍变成了经济、社会和政治蚕茧，单位之间的往来从结构上讲越来越困难——甚至达到了这种地步：大的单位有“对外办公室”来管理与其他国内单位的往来。一般来说，城市居民都在第一次到国营经济部门找工作时被分配进的单位里干一辈子。 [79]
通常作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桥梁的知识分子（例如，对政府不满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多次重大农民起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越来越受到孤立。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极端敌视知识分子的做法，使知识分子成为遭人歧视、排斥而且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群体。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们被称为“臭老九”。 [80] 在一个试图普遍否认各种社会群体及其独立性的政治体制中，知识分子成为旨在折磨他们并摧毁其凝聚力的激烈暴力的对象。
即使在管理机构内部，毛泽东也利用整风运动及其他方式来防止出现多个权力中心。在他试图建立的体制中，行政机构是分权和灵活的，而权力则高度集中在他个人控制下。
最后，毛泽东对斗争的内在价值的坚定信念导致了使民众陷入极端暴力的政策。最初的革命对象——地主、资本家等——被打倒，并没有使暴力停止。知识分子及其他“右派分子”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成为打击目标，到60年代末，所有显示出赞成传统文化、代表政府权威和对毛本人和毛泽东思想不“忠”的人都成了革命对象。
毛泽东体制的最大缺陷也许恰恰在于他在其中的赫然耸现。从1959年到1976年，中国政治一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围绕着毛的接班人问题运行。毛试图主导自己的接班问题的徒然努力使几千万人遭受苦难。这个体制在毛晚年时的退化抵消了他最初十年所取得的某些重大政治成就：它使体制重新受到严重的个人派别活动的侵扰；它降低了军队听从全国统一指挥的程度；它也使国家无法确定为实现富强和获得国际地位而应遵循的正确思想。
因此，毛泽东是一个非凡的强人，他留下的遗产对中国至关重要。如果他在1956年去世，他将作为一位杰出领袖而被缅怀。但是到1976年他去世时，他对中国的影响变成了悲剧性的，而他的接班人则面临着一个尽力纠正其错误的艰巨任务。
[1] A.Goldstein(1991).
[2] 关于中央工作会议，详见Chang(1970);Lieberthal and Dickson(1989)。
[3] Mao(1977).
[4] 讲话全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1-375页。
[5] Riskin( 1987).
[6] 关于中苏关系，见Barnett(1977),Clubb(1971),Dittmer(1992);关于毛的苏联之行，见 Goncharov,Lewis,and Xue(1993)。
[7] Cohen(1990).
[8] 关于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参见inter alia:Chen(2001);Cohen(1990);Gaddis(1978);Grasso(1987);Hoyt(1990);Hunt(1987);Hunt(1992);Kalicki(1975）;Stueck(1981);Zhang(1992);and Goncharov,Lewis,and Xue(1993)。
[9] Whiting(1960);Goncharov,Lewis,and Xue(1993).
[10] Barnnet(1964);Lieberthal(1980).
[11] Teiwes chapter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1987),reprinted in MacFarquhar(1993).
[12] Friedman,Pickowicz,and Selden( 1991).
[13] Friedman,Pickowicz,and Selden(1991);Schurmann(1971).
[14] Lieberthal(1980).
[15] Lieberthal(1980);Montell(1954);Barnett(1964);Teiwes in MacFarquhar(1993);Teiwes(1979).
[16] Lieberthal(1980).
[17] Wu(1993);更概括性的关于1949年后早期思想改造运动的论述见Lifton(1961)。
[18] Borisov and Koloskov(1975);Naughton chapter in 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Perkins(1966).Naughton 的文章说明了苏联援助计划中技术转让的重要性。关于中国的经济计划体制，见Lyons(1987)。
[19] Shue(1980).
[20] Yeh chapter in Treadgold(1967).
[21] Teiwes chapter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1987),reprinted in MacFarquhar(1993);Schurmann(1971).
[22] Teiwes chapter in MacFarquhar(1993).
[23] 关于西南地区这一进程的详情，见Solinger(1977)。
[24] 关于野战军及其与文官政治的联系，见Whitson with Huang(1973),Whitson(1973),and Swaine(1992)。
[25] Oksenberg(1974).
[26] 对这种紧张关系的最完整的分析，见Lee(1991)。
[27] 关于发起大跃进的原因，请见Lieberthal Chapter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1987),reprinted in MacFarquhar(1993);and MacFarquhar(1983)。
[28] 全文见Mao(1977)。
[29] 赫鲁晓夫讲话全文，见Khrushchev(1970),pp.559-618。
[30] 第二次会议在1958年5月召开。这是唯一有两次会议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
[31] 这一讲话的官方版本，见Mao(1977)。
[32] MacFarquhar(1974).
[33] 有关各单位的例子，见Chang(1991),Wu(1993),and Yue and Wakeman(1985)。
[34] 直到1979年才现身的幸存者们在劳改农场的经历，最典型的见Wu(1993)。
[35] Donnithorne(1967);Lardy(1978);Schurmann(1971).
[36] Schurmann(1971).
[37] 《毛泽东思想万岁！》，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38] Joffe(1971).
[39] L.T.White III(1978)详细论述了上海的这一现象。
[40] Skinner(1965).
[41] 对庐山会议和八中全会有大量作品论述。例如，见MacFarquhar(1983),Li(1989),and Domes(1985)。
[42] 全会公报见Bowie and Fairbank(1962),pp.533-535。
[43] 描述和分析“大跃进”的著述甚丰，如见Bachman(1991);Liberthal chapter in MacFarquhar(1993);MacFaquhar(1983);and Solomon(1971)。
[44] Walder(1986)分析了城市国有企业后来的情况。
[45] 具体来讲，毛主要通过中国发表的双方中央委员会的往来信件参与同苏联的论战，其内容见Griffith(1967)。
[46] Naughton(1988).
[47] Baum and Teiwes(1968).
[48] Lewis and Xue(1988)提供了中国原子弹发展的最有用的记录。
[49] Lee(1991).
[50] Harding(1981);Joffe(1971).
[51] 例如，参见Harding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1991),reprinted in MacFarquhar(1993).
[52] Andrew Walder对此政策及其在工厂里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见Walder(1986)。
[53] Lampton(1977).
[54] Nelsen(1981).
[55] 中外学者从未能够充分说明毛泽东动员群众的能力有多大。较认真地试图解释的有：White(1989)，另见Thurston(1988)。
[56] Dittmer(1974).
[57] 许多曾经是红卫兵的人详述了他们所制造的恐怖。如参见Liang and Shapiro(1983),Yue and Wakeman(1985),Chang(1991),and Thurston(1991)。
[58] 全文见《中国共产党文件》，1968年，第33-54页。
[59] Chang(1970);Lieberthal and Dickson(1978).
[60] Walder(1978).
[61] Bernstein(1977).
[62] Gottlieb(1977);Lieberthal(1978).
[63] 1969年党章全文见Peking Review ,April 30,1969,pp.36-39。
[64] 详见Naughton chapter in Lieberthal et al.(1991)。
[65] Nelson(1981).
[66] 有关各地和各校文革情况的著述颇丰。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况，见Yue and Wakeman(1985);关于清华大学的情况见Hinton(1972);关于高中的情况见Bennett and Montaperto(1972)。
[67] Bernstein(1977).
[68] Whitson and Huang(1973).
[69] MacFarquhar chapter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1991),reprinted in MacFarquhar(1993).
[70] 此处采用北京的官方说法，但这也许不准确，因为还有其他一些说法。见MacFarquhar chapter in MacFarquhar(1993)。
[71] 详见Li(1994)。
[72] MacFarquhar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总体看法。见MacFarhar chapter in MacFarquhar(1993)。
[73] Lieberthal(1977).
[74] MacFarquhar chapter in MacFarquhar(1993).
[75] Harding(1993);Solomon(1981).
[76] 关于毛的策略，见Oksenberg chapter in Wilson(1977);关于毛与第一组的人(如他个人办公室的人员)交往的情况，见Li(1994)。
[77] 对此问题较为系统的研究，见Harding(1981)。
[78] 对农村社会封闭状况的不同观点，见Oi(1989),Shue(1988),and Siu(1989)。
[79] Walder(1986).
[80] 前八类指地主、右派等贴有负面阶级标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