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新中国的时期
1983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新一代领导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巩固了政治地位，在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口号指引下，继续在外国帮助下发展经济。同时，他们面对中国城市上层和美国人中弥漫的毛后时代的幻灭情绪。随着每年成千上万中国人抵达美国和10万美国人来华，美中日益密切的接触暴露了新的问题。年轻人不了解革命曾经铲除的罪恶，对每日熙熙攘攘的人群，官僚主义和缺乏私生活感到压抑。献身革命远不如自我物质享乐富有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专制合法性的重新确定。新一任领导人首先面对的是政治问题--如何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个国家的合法地位。1957年后的20年毛时代的领导层派别分化，最终尖锐的宗派主义几近使政府瘫痪。先是1957年反右运动，许多受到西方训练的有才之士被从政府机构清洗出去。1958年大跃进在经济上是一场大灾难，导致了三年歉收时期的营养不良和饥谨，人口总数减少了数百万，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多。1965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毛取代了党，党失去了作用。毛的长征、延安时期的许多亲密战友被控告、骚扰、羞辱和监禁。知识分子--教师、作家、艺术家和各领域在西方受到训练的的被辱称为反面人物--“臭老九”。尽管对受害者人数估计不一，但大规模地对知识精英的批斗会、强迫坦白、恐怖行为、暴力和监禁是毫无疑问的，波及人数成千上万。“阶级斗争”混杂着城市派别的武斗，局面更糟了，最终还是军队平复了。大学关闭了五年，随之也形同虚设。与此同时政府不限制人口增长，对外往来减少至仅满足经济发展垂需的程度。
这场灾难波及面之广及骇人听闻的程度只是在1976年毛去世后才为海外所知。而对于中国的精英来说，它却是导致混乱、失落、挫折和羞辱的旷日持久的大灾难。外界怎么会了解呢？
前面第16章概括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念基础--“两条路线的斗争”及海外观察者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灼见。毛的动机或许并不神秘：首先，作为一个浪漫的革命者，他只想继续做他擅长的，以阶级斗争为名发动群众批判现行的机构。其次，他权炙可热，判断失误。这让人不禁联想起以普通人身份建立明朝的皇帝。他赶走了蒙古人，统治中国达30年（1368以后）。但他后来变得偏执疯狂，下令处决了许多他最亲近的支持者。毛后来同样疑神疑鬼，急躁冒进，希冀一夜间完成巨大的社会变革。他同斯大林一样。从他们身上人们可以看到革命如何产生堪称暴君的独裁者。他们毁掉自己的革命同志。中国的方式是“再教育”，而不是秘密处决。
抛开毛的个性不谈，我认为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应分析传统文人的阶层的特点。他们通过考试制度被筛选出来，服务国家。几个世纪的教育以至文字都强调儒教正统性，农民被排斥于政治运转之外，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方能参与政治建构。农民除了忍辱或起义很少能从政治中受益。在发动群众方面，毛擅长迎合大众中普遍存在的反知识分子和仇外心理，嘲笑知识精英的价值。他是引导群众，抑或是面对已经群情激愤的人们，是值得商榷的。在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今天看，毛的个人领导才能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原因。但同时，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无疑地会看到广泛的社会因素总会以某种方式寻求爆发这一规律。
1976年10月中央委员会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步骤是谴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最终“四人帮”和1971年死去的副统帅林彪被公开审判（1980年11月一1981年1月）。这次审判公布了他们的诸多罪行。但这已难减少来自公众的批评和对竟允许出现这样的罪行的体制的幻灭情绪。
毛的继承者面临的问题是重建党，恢复它的良好信誉，至少显示它胜任领导这个国家，为此目的，它应超越自己并为过去负责任。在大的自然灾难过后，皇帝通常要发布罪己沼，申斥自己引起自然混乱的错误行为。假如中国共产党想重新获得尊重，它似应承认毛时代的错误。第一步几十万人得到甄别，他们或从监狱中被释放，或死后恢复名誉。特别是刘少奇--当时国家的领导人和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在1969年因病得不到治疗而去世，也在1980年5月得到平反沼雪。最重要的是对毛本人的重新评价。作为中国革命的列宁和斯大林，不能简单化地对他一味谴责。毛的个人错误应同仍是人民中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党内对此进行了长期争论。1981年6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的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审慎地作了总结。
远胜于美国政党竞选的陈词滥调，这份文件承认中国共产党对过去应承担道德责任，像中国历史上官方所做的一样。它坦率要要求人民信任新的领导。在这份文件的第20部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中，它宣称“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足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二、上过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千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杜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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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毛泽东同志……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
(24）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幕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
二、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日益凌驾于常中央之上……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后面引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观点）
这份文件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把毛的错误归于过去。一方面它像大多忏悔录一样为自己辨解，一方面它重新确立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地位，如同古代中国独裁政府统治大众一样。当邓小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务实口号下掌了权，毛的继任者华国锋（他的像看上去酷似毛）地位日渐降低。中央委员会内仍存在派别，但是伟大舵手的按班在集中制基础上已和平地完成。
知识精英的重构。旧中国主要的行政管理人员是由在儒教经典考试中选拨出来的。士人在这一古代制度下，通过漫长艰难的应考准备，汲取了正统思想。1949年后过去士人的现代继承者就是干部，他们是头脑灌输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积极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能适应这一形势。自从1850年至今一个世纪，士绅阶级日益壮大，分流为记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授、企业家和革命家。新型知识分子--通常意义上的热情的爱国者，很少在思想意识上服膺于官方。的确，国民党的垮台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很少做思想意识工作。中国共产党因为许多原因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强调“红”多于“专”，最终导致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遭受冲击。这是从平等主义立场上对传统教育的精英主义的否定，因而削弱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能力，虽然毛去世后中国又恢复了教育体制。毛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城市中等家庭的--白领和在家庭里受过传统教育熏陶的专业人士的孩子较工农出身的孩子学习成绩好。与此同时因为学生们在革命运动中日益频繁地公开串连，干部子弟在学校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来自真正工农兵家庭的孩子很少成为政治精英或学术精英。为了消灭自古就有的脑体差别，给工农兵家庭的学生更多的机会，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开展半工半读、开办夜校、减少小学、中学的时间--从美国式教育的12年减至苏联式的10年，缩编课本，降低标准，要求中学毕业生在上大学前参加二年实践工作，以阶级背景、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三方面标准录取大学新生，以及取消考试而代之以推荐上大学的方法。
但是以平等的模式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接班人”的背后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受过教育的双亲自然会在中文和学业上给自己的孩子启蒙。校园的政治活动并未给中国现代化需要的科学和技术奠定坚实的基础，它需要专门人才。这一点也为中国共产党自身所证明的。1966年后，中国共产党扩大了2倍，人数增至3800万。一大批几乎未受教育和受过很少教育的政治积极分子掌了权，这些人更易犯官僚主义错误。他们更乐意“政治挂帅”，因为如此他们才上台。在以平等口气谈论把工农兵家庭的孩子培养成学者背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基本状况是文化水平低的党的积极分子掌握了大学教育。
1977年毛后的领导转变了方针。为了现代化，国家重视专甚于红，重新建立为国选拨人才的传统制度。考试制度重新确立，每年近百万的考生为进入上千所大学竞争。重要的研究所重新恢复，以使有才能的人迅速得到发展。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独立而来。社会学和其他一度取消的学科被恢复。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员被派往国外（这令人想起晚清时期派学者到日本学习），主要学习科学技术。同时，数以千计的学术和工业代表团访问国外学术机构和公司。中国放弃了毛主义的自力更生政策，开始从国外引进技术的计划。
1980年大学改革开始。改革的方向是减少党的控制，其中某些方法是把教职工选人党的领导机构。当然，同工厂负责工人生活一样，大学作为教育机构要负责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住在有周墙的校园里、凭饭票就餐、医疗、有组织的运动会、业余生活和政治学习、娱乐和批准旅游，以及通过集体间的批评提高道德情操。每个学生求学期间在自己的班级生活、学习和取得进步。按照教育部严格的规定，教师在录用、薪水和提升方面，仍在党的监督和控制下。在这一原则下，1980年改革力图打破终身“铁饭碗”。在短暂的试用期后聘用，让教职工通过讨论、协商甚或投票选举他们的行政领导。然后，团体的凝聚力仍然很强：教授的孩子有时可继承父母的住房；研究所的成员大都从自己的毕业生中选取；教师人数膨胀至极低效率的程度--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3:1。当苏珊娜o佩拍谈及“中国大学的基本观念是自给的社会主义团体”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C卜中国大学是有中国特色的苏联办学模式，美国的发明如学分和奖学金不可能被借鉴。因此，既得利益和团体凝聚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如以往一样是精英教育。1982年上百万的大学生只占中国人口的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