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我们历来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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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问题使我们看清楚，我们过去同东亚的关系需要有新的通盘认识。我们同那里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否总要依靠炸弹和枪弹，或者至少要依靠我们手中掌握的炸弹和枪弹进行威胁？还是说我们依靠军事火力是新近的事，是新近的轻举妄动？答案是一言难尽的。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在东亚的地位靠武力维持，但通常是欧洲的武力，很少是美国的武力。在民族主义和现代技术传播到东亚以前，用不到那么多的武力来维持西方的地位，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现成的枪炮。我们在越南使用暴力，并非由于缺乏先例，也并不是由于举止失常，而只是引起灾难性后果的过时措施，做得同我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仿佛19世纪的炮艇外交原则（利用优势炮火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当地统治者）可以扩大使用，从外部胁迫整个民族。
对我们自己进行新的通盘认识，首先需要有一套概念。我认为这套概念必须来自高等学校的各种学科，因为它们代表着我们的思想是怎么组织起来进行分析研究的。我们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角度来进行思考的。当我们描述过去的情景时，从所有这些角度得出的见解都有助于我们作出历史的综合。对于一个虚心考察问题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探求单独因果关系的方法都不可能是充分的。无论是原罪还是阶级斗争都不是了解我们过去行为的惟一线索。其次，新的全盘认识需要我们承认自己过去同东亚的关系具有某些基本特征，首先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劲头是总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