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图字：01—1999—149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下卷/[英]崔瑞德，[美]牟复礼编；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2007.12重印）
书名原文：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Vol.8：TheMingDynasty，1368—1644，Part2
ISBN7-5004-5353-1
Ⅰ.剑… Ⅱ.①崔…②牟…③杨… Ⅲ.中国—古代史—明代 Ⅳ.K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5978号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装帧设计 毛国宣
责任印制 郑以京 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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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 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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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2月第3次印刷
开 本 650×960 1/16
印 张 72 插 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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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
Volume8
TheMingDynasty，1368—1644，Part2
editedbyDenisTwitchettandFrederickW.Mot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
Cambridge
NewYork·Melbourne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译出
总编辑第8卷序言
自1966年费正清（1907—1991）和本人开始为《剑桥中国史》拟订计划以来，已经过了30年。前面的总编辑序是在20年前写的，不久，第一批的几卷在1978年和1979年问世。随着本卷的出版，现在有11卷印成。
在其间的若干年中变化很多。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和中国的学术界正在进入最凄凉的一段时期。历史专业与一切门类的知性活动一样遭到了破坏。在正常时期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这一事业中寻求参与的中国同行被压制而默不作声并遭受羞辱。我们不可能与他们交流，否则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当我们在1976年写作时，其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的人类苦难和已经造成的可怕的破坏是一清二楚的。有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去世，有些自尽。其他的许多人被强制放逐，在日益恶化的条件下生活了10年多，不得继续工作。大的学术机构已经瘫痪。能幸存的学术生活被完全政治化了。1967—1972年期间，严肃的历史学刊物和专著的出版已经停止。少数能出版的历史作品都是陈腐的政治宣传。即使在1976年，严肃的出版物仍如涓涓细流，而且大部分完成于“文化大革命”前较愉快的环境之中。中国的大学仍没有正规的研究生水平的教学，以造就一批亟须的年轻一代学者。
1978—1979年《剑桥中国史》第1卷问世之际，情况开始变化。一批中国历史学家已获准去西方旅行，开始时大部分是谨慎地参加会议和研讨会的资深学者。1979年和1980年，编写两卷论述明代的《剑桥中国史》（本卷为下卷）的最初筹划工作在普林斯顿举行的两次国际研讨会上进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参加这类国际会议的开始。不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学生开始在西方大学中深造。
16年以后，本卷已在改变了的氛围中完成。探讨历史学不同方面的大型国际会议每年举行多次。大量中国研究生来到西方，他们受训的水平不断提高。西方的历史学者不必非与几十年来已被蓄意禁止接触世界学术的同时代的中国人打交道。大部分西方的中国史学者的著作已被译成中文。中国的历史学术范围比起我们西方所熟悉的范围也许仍较受到限制，但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能相对自由地接触到西方的知识天地。许多人在欧洲和北美已经接受部分的训练，有着国外朋友的网络，并且具有共同的使命感，试图从所有的方向去了解过去。
幸运的是，在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中国历史学家遭受的苦难并未波及所有的华人史学家。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几个大学中一直有较小的学者团体，他们把西方的和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颇有成果。这些团体继续在茁壮成长。
但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的学术界，许多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中国重要学者已在那里重新定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们及其后继者已经在那里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丰富资源的学术社团，它在国际上对历史研究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台湾的学者保持着研究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最高学术成就；除了进行大量的研究，台湾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还是一个重要的培训地。比起在大陆工作的同时代人，台湾的历史学家享有与西方学术界更长期、更密切的交往。他们之中许多人在北美享有学术地位。他们的著作，大陆的历史学家现在能够获得，并被广泛阅读，这大大地有助于赋予历史专业一种体现共同目标的感情。
[20世纪]的最后25年还出现了其他变化。在吸引严肃的学术兴趣的方方面面的课题方面，西方研究中国的学术范围也已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学术成就的总的质量已大大地提高了。西方的历史学家现在可以自由地接触到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一切档案材料，这在25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和中国的图书馆互相合作，编制全球性的书目。不但有一群年轻的中国学者得以去国外从事历史研究，而且许多年轻的西方研究生和学者也已能够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认真学习，还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严禁外国人进入的中国的一些地方自由旅行。
这种情况的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出现了新的一代有早期中国史专长的年轻的西方学者；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个领域在西方已被严重地忽视，但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特别是由于在1950年以后的新的发掘，这个领域有了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大量考古新发现的成果开始出版，我们于是作出决定：虽然早期的中国史这一领域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仍处于难下定论的状态，所以试图在《剑桥中国史》中收入一项恰当的全面看法尚为时过早，因此我们只能无奈地放弃。在这个阶段，专家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热切地利用这种新材料。许多年轻的历史学者、考古学者、社会人类学者、碑铭学者和语言学者开始出版顶尖水平的著作，并且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专家群体。这一研究早期中国的学术成就新浪潮近来使剑桥大学出版社得以委托我们撰写一部单独的《剑桥中国古代史》，以填补这一十分重要的空缺。
自[撰写《剑桥中国史》]这项事业开始以来，另一个鲜明的变化就是我们潜在的西方读者群的急剧变化。在1966年，中国对西方的普通读者来说，甚至对许多专业的历史学家来说，仍是一个处在西方人目光边缘的国家，它之所以引起公众的兴趣，主要是由于它近期的革命，以及它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它的历史仍是专家们涉足的领地。在西方国家，开阔教育的眼界，包括对非西方文化作出一定程度的报道的运动还刚刚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其势头愈来愈猛，现在我们可以设想，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们至少会肤浅地多少接触到中国的文化和历史。40年前盛行的对世界的目光短浅的观点因中国自己有意识地排斥外国人和敌视西方的一切事物而被夸大了，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随着亚洲的形象在我们共同的经济前景中开始比以往呈现得更为强大，以及更多的西方人以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开始访问这个国家，这个观点已经土崩瓦解。电视在树立这种新的意识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每个拥有电视机的西方人已经感受到了大量中国面貌的生动形象，如从如画的风景和过去的纪念碑，直至工业城市中发展迅猛的污染状况。电视对某些事件的报道产生了政治制度的视觉印象，其影响遍及全世界，远比用文字印刷的最佳的报刊文章更令人难忘。
封闭的结束不但增强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兴趣。新的开放也被强加给中国的统治者。他们再也不可能使民众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和情况一无所知。通过电视机，中国人开始看到世界其他地方面貌的生动形象。后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旅行看到了外部世界，或者能够与生活在国外的亲戚、同事和商业伙伴建立联系。电脑和传真机的出现使人们能与外部世界建立永久性的双向联系，这种联系再也不能中断了。
我们在本卷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史学家，不论是他还是她，是华人还是西方人，不管他用何种文字写作，都是这一新的国际化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是由信息技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建立起来的。在许多方式方法方面，在我们发现的至关重要的课题方面，在我们对过去事件社会背景的总的观念方面，在从过去寻求教训方面，我们仍持不同意见。但是我们都了解，不管我们对待过去的态度变化有多快，也不管我们对过去的解释会发生多大变化，过去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永恒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各种灾难源自一种被误导的和徒劳的信念，即人可以完全被塑造一新，可以断绝他们过去的文化经历。
过去不是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独有的。所有我们的历史都是人类过去经历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20年前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历史属于世界”，随着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中国无疑将重新取得历史性重要地位的未来世界之中，这就更使人非信不可了。我们希望，这部当前在北京和台北正在被译成中文的历史著作将会对这种相互理解有所贡献。
崔瑞德
1996年
（杨品泉 译）
明代度量衡制
注：本书各章有时提到的中国度量衡所依据的材料，其出入令人无所适从，而且它们取自标准单位各不相同的地区。它们并不是贯穿于明朝始终和全国性的标准，所以只能视作近似的数据。*石/担应该是容积单位。但是它经常被用作相当于100斤的重量单位。
明王朝诸帝
导论
《剑桥中国史》第7、8两卷专门论述明代（1368—1644年）的各个方面。第7卷是明代政治史的记述，第8卷则汇集了这段时期不同的课题研究。这两卷的编写计划早在15年前的两次连续的研讨会上作出，两次会议由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慷慨资助，于1979年和1980年的两个夏季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有二十多位可能的撰稿人和高年级的大学生参加。在这两个夏季，他们和本书的两位主编每次都讨论明代的研究范围达数周之久。两卷的撰写计划被拟订出来，编写的各章也都分给了作者们。我们决定遵循两卷隋唐史的模式（隋唐史的前一卷是当时出版的前近代史的惟一的一卷），先写记叙性的前一卷，然后再写汇集各个课题研究的后一卷。
这两次会议不但开始了撰写剑桥史各卷的过程，而且激发了西方学者对明代研究的兴趣，并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正如中国的学术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阴影中凸现出来那样，它们也有助于为从事共同的历史事业的中、日和西方史学家们的有益合作奠定基础，而这种合作在现在已经是被视为当然的事了。
一些不能预见的事件延误了原来打算完成这两卷明史的日程。第7卷于1988年问世，一部未经授权的中译本在1992年初出现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译者注）。现在，第8卷经过长期的撰写、重新规划和编辑而终于完成。明代史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我们已经打算把新的学术成果收进本卷。主要的几章仅在三四年前才被分给作者，以反映这些广泛的发展，这样就必须改变主编和个别作者的计划。
把像本书那样一部多名作者撰写的大部头著作的各章汇集起来只是成书的一个步骤。随之而来的是需要做更细致和费力气的工作，以使全书在风格上统一。本书大大得益于詹姆斯·盖斯博士早期过细的编辑技巧，还有其后任拉尔夫·迈耶，他为出版本卷准备好了计算机化的手稿。我们还幸运地得到普林斯顿大学盖斯图书馆的马丁·海德拉博士的协助，他为我们解决了许多书目编排的问题，同时自己还撰写了内容丰富和有创见的一章。我们还要感谢本书的几个作者和许多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同事，这不但是由于他们这些年来的耐心，而且还由于在本卷成书过程中，他们对许多问题提供了慷慨的帮助和建议。
第8卷包括了明代许多课题的研究。它从这一方式或另一方式论述了政府的结构、财政和法律制度、对外关系、地方社会的运作、农业、货币与经济、运输与交通通信、佛教和道教，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本卷论述的题目大部分不仅仅在一章中加以讨论。有些问题的不同观点出现在两章或几章中，这些反映了不同的作者自己的研究所得。本书对作者不强加统一的解释。大家同意，每位作者写他或她感到有兴趣的内容；当他们感到有必要时，也可写不同意其他作者的内容，但他们应该知道相互不同的观点，并在文字中适当地提到这些分歧。
有些大而重要的题目不是本卷各独立章的主题。有的题目即使在讨论其他主题时也没有被充分地提及。根据计划，我们不情愿地（就像《剑桥中国史》的其他各卷那样）放弃了论述明代艺术和文学的几章。两者都是学术上范围广泛而且研究非常活跃的领域。然而，就艺术而言，许多高质量的图例是绝对必要的，而明代的文学现在广泛地被人研究，以致能独立成卷。然而缺乏对这些课题的研讨的缺憾，将使读者不能对知识精英的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有所了解，而正是这些事情才深深地影响着知识精英的思想和生活作风，并有助于使他们具有共同关心的对象和认同感。
我们原来计划收入由专家撰写的论农村经济和农业技术、论手工业和生产技术的不同方面、论科学及其应用、论城镇的成长和城市功能、论图书印刷的社会史以及其他有关课题的篇章。在我们计划的某些阶段，这些主题的各章的撰写也在进行，但后来不得不放弃。就现在本卷的篇幅而言，所有的重要方面都有涉及，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可是使我们遗憾的是，这一卷内容十分丰富的大部头著作不可能再加以扩充，所以不能再把那些课题收入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地区的差异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的重要变化也许是：人们了解到，虽然在总体上试图对中国的发展作全面的概括依然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地区的背景中描述特有的现象即使不是更加重要，也是同样重要。在更早的阶段，材料的稀缺（除了少数几个我们非常了解的地区之外）限制了我们把中国历史地方化的企图。到了宋、元，地方化的企图在愈来愈多的地方变得可行了。到了15世纪晚期，历史学家被大量地区性的材料所“淹没”，以致在讨论任何题目时，对地区性因素的考虑几乎变得必不可少。这种情况不但适用于以下方面的研究，如农村社会、地方官吏与其行政机制之间的关系、对非正式的地方管理作出巨大贡献的有教养的地方士绅、农村民众（这些在本卷都以一定的篇幅予以论述）；而且也适用于对以下方面的探讨，如不同地区的无法无天和维持公共秩序的状况，商业、经济和社会网络方面的探究，技术技艺的不同层面的发展，以及地方宗教形式和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的地区学派的讨论。
科学思想
人们普遍地仍能遇到一个多少有点公式化的观点：中国的科学和科学思想是其高度文明的组成部分，这一文明的发展也许在12世纪以前远远走在西方国家前面，但它后来在明、清时期就变得愚钝而毫无生气了。我们认为，这个观点被大大地夸大了。明代政府经常是压制性的，它坚决主张一贯狭隘的儒家正统观念的企图在某些情况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在涉及科举制度和学者精英的官方信条（如果不是私人思想）方面更是如此。但事实上在明代最后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期中，出现了非正统观念、抗议、无拘无束的生活作风、在文学和思想中对男女关系的深入的审视，以及在一切艺术中出格的和创造性的表现等引人注目的繁荣现象。随着时代精神的成长，还出现了一种情况，即摆脱对求知努力的束缚性的压力，而这种求知性的努力非常合适地容许科学思想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已故的李约瑟虽然把明代科学总体的衰落看成是一种典型的趋势，但也注意到1500年以后数学活动的明显的复苏。天文学继续显著地进步，特别是把天文观察实际应用于航海方面。制图学和海员普遍使用的航海图表的绘制也有长足的进步。医药学和药理学是明代应用科学的丰产地。这个时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几部最重要的植物学著作，它们着眼于实用性，是作为农艺学、药理学，或在自然灾害时期防止饥荒的副产品而写的。1637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总的来说着眼于实用性，是一部涉及面广而且很有价值的关于工业技术的著作。我们还能看到明代建筑工程、造桥和军事技术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就科学思想而言，明代不如宋代（960—1279年）那样有创造性，这可能是事实；但就将科学技术实际应用到日常生活而言，明代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我们相信，一项致力于收集和评估一切有关材料的尝试最终会使那种关于明代的心志和精神衰退的误导人的总结成为陈腐的观点。
农业技术
应用于农业的技术是一个显然需要作出新的探索努力的研究领域。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领域的20世纪的杰出人物、已故的天野元之助不能再为本卷完成原计划收入的一章。这一章本来可以成为评估明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内容。这个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引人注目之处。明代经历了适应新大陆作物的原始阶段，而这种作物对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现在仍未得到充分的探讨。但是需要补充的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16世纪中叶，甚至在中国农业开始取得新大陆作物之前，明代农业已处于迅速变化和适应的状态。显然，“不变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事实上更能迅速而广泛地采用这些作物，把它们用作食物，并在新型经济中利用它们。虽然弗朗西丝卡·布雷近期的论中国农业的著作为我们这方面的总的知识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1]，但是如果能看到把明代材料综合起来并作出系统分析的情景，这才会引起人们最大的兴趣。
手工业生产
从技术的、工艺的、社会和经济的观点对手工业和工匠手艺作出一个总的观察是可能的，虽然并不容易。归属于这一标题下的大部分材料散见于本卷各处，但这个题目仍迫切地需要一个总的观察，这种观察要勾画出本卷明确而集中提到的巨大的技术工匠集团衍生的社会和经济中方方面面的影响，并深入到它更专业的细枝末节。中国文明的这些方面成了晚明时期世界的奇迹，当时西方商人首先来到中国，主要是寻求手工业技术制品、瓷器、丝绸和锦缎，玉石和珍贵木料的雕刻，漆器，精致的金属制品，以及丰富得无与伦比的其他贵重物品。
但除了用于奢侈品交易的高级产品，中国的手工业者以其深厚的创造力生产了无数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商品和用品：从鞋、帽以及车、犁，到刀、梳子、剪刀、铁锅、各类纸张、皮革、编织品、陶瓷品和世界上最雅致的家具——真是一份无穷无尽的清单。我们认为，在明代，制造这类物品的设计和使用价值的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而明代的商品则被分配给更广大范围的民众去使用。忽视这个领域，也就是回避给予明代生活的鲜明特征的大部分内容，但除了本卷叙述的内容，还没有其他可行的途径。
城市和城市化
最后，对明代的城市特征及城市化这两个题目进行明确论述的时机已经成熟。早期的研究已为探究这一领域提供了扎实的、观念上的和有分析力的框架。[2]
崔瑞德、郝若贝、斯波义信、施坚雅等人对唐、宋以来市场销售和贸易的研究，已对商业革命、城市与乡村等诸多部门的相互依存以及全国性市场的成长勾画了一幅图景：总之，经济功能造成了成为中国社会史核心的城市化的成长模式。而且，如同晚明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城市劳动变化不定的特性也应成为研究城市特征的重要方面。
再转到明代城市的物质方面，建筑传统和城市规划的观念使宏伟的两京都城及其他大小城市呈现出独特的形式和外观，这些方面已被研究得相当深入。对建于14世纪60年代与14世纪70年代的明代第三个京都（安徽的中都）的近期的研究正向我们说明，南京和北京的规划和设计，都取自于建设中都成就的精华。[3]这将使我们注意去重新评估明代两京的历史。
一本内容丰富的著作近期在中国问世，其内容完全是探讨明代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4]，这表明中国学者把中国城市特征单独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日益增长的兴趣。这样就把城市特征置于最广义的社会架构之中进行研究，并能从传统的史料中搜集到大量的信息。我们了解明代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和大城镇存在，其规模和繁荣程度都令人惊讶，由于这些近期的研究，人们对其认识颇有进展。[5]对明代城市特征的重点分析本来会对本卷作出有价值的补充，但这必须等到新版的《剑桥中国史》的问世，相信这部书肯定会在下一代学者中产生。
其他读者无疑会在本卷中发现另外一些缺漏。例如，从定居在中国北部军事社区的蒙古裔少数民族，到由明政府任命的土司管辖的少数民族群体，都不应仅仅作为一个地方治理问题来进行探讨。明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似乎正在成为一个更明显的注意焦点，特别在通俗的和娱乐性的文学得到充分的研究时更是如此。许多有关的问题，包括抚养儿童、领养、婚姻、纳妾、妇女财产、自杀、色欲的重新盛行、与妇女和儿童有关的医药史，这一切都是在一系列有待于周密探究的历史问题之列。明代的军事力量仍需要进行广泛的研究，以探究它的管理、它的社会构成、它的训练和专业技能、它在战场上的调度，及其在维持民间秩序中的作用。
虽然本卷收进了对明代儒家思想的精辟的论述，精英和识字的亚精英的思想意识的其他方面也能增加我们对明代生活结构的认识，在此结构中，迅速变化的商界也正在成为一个比以往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读者将会看到，以上所述的明代的几个方面（无疑还有其他几个特定的方面）不是被完全忽视，就是没有被专门进行深入的论述；随着明代吸引着不断扩大的专家群体，这些差距会变得愈来愈明显。我们希望对本卷这些缺漏的认识会激发其他人去进行新的研究，并导致新的著作的问世。
在编纂如此规模的一部综合性著作时，在它包容的范围，以及如何使涉及的范围及时地赶上时代需要这两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限制。此外，我们两个主编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即在如此迅速发展的历史领域中，我们仍只是触及了浩如烟海的史料的表面；我们正在开始把许多从细节调查中所得的数据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并把新的方法论应用于我们的材料上。因此，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中，本卷在几年中不可避免地会被不断前进的学术研究所超过。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第8卷满足了目前的需要，充分展示了当前知识的新面貌，达到了综合它涉及的领域的新水平，并且现在能够恰当地在《剑桥中国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牟复礼
崔瑞德
（杨品泉 译）
[1]弗朗西丝卡·布雷：《农业》，载《中国科技史》，第6卷第2部分，李约瑟编（剑桥，1984年）。
[2]例如吉尔伯特·罗兹曼：《清代中国和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1973年。此书把明代的城市发展置于一种图解的结构之中，并介绍了有用的概念研究手段。
[3]王建英（音）：《论中都》，北京，1992年。
[4]韩大成（音）：《明代城市研究》，北京，1991年。
[5]关于对近期第二手研究的全面观察，见牟复礼：《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历史》，载《明史研究》，34（1995年），第61—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