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交通通信和商业
在明统治的三个世纪中，中国的生活有了明显的变化。对经历过这些变化，并感到必须把他们的惊奇和沮丧记录下来的人来说，情况似乎至少是如此。到了明王朝中叶，许多有洞察力的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开国的洪武皇帝奠定的制度不再在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他们各持己见，把这种偏离归因于经常发生的问题：松弛的管理，低级的腐败和日益弱化的道德结构。明末的作者则另有看法。他们认为，不但是王朝的衰微，而且还有其他原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人原先得到的教诲是要求他们相信中国社会的本来面貌，即在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土中，在上面的人应知道自己的职责，在下的应安守本分，而此时情况已愈来愈离开了其本来面貌，因此他们对这一偏离的程度日益惶恐不安。但是他们感到，人民不再故步自封：阶级界线令人目眩地在变动；对财富的聚敛已经取代了对道德的专注，而成了时代压倒一切的目标。
在晚明著作中看到的这些由惊恐引起的愤怒也许不能代表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共有的情绪，它也没有直接谈到一批奋起战斗的精英分子感到难以承受的压力。但相差不远。比如，有些晚明的作者认识到中国正变得比明初更加拥挤。但只有那些遇事更加沉不住气的人坚持，从洪武帝统治时期到进入17世纪之际，人口翻了一番有余。其他一些人也敏感地觉察到耕作者为取得足够的土地以求生存的困难——事实上已是如此。但只有少数人意识到15世纪和16世纪使中国人西移的迁徙，而他们又不去了解这一运动的规模。所有的人都了解，大批商人都往来于全国，但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商业控制了生产并把原来分散的地区经济连接起来的程度。他们能确切地看到的是，人员、法令、事物的变动已经取代了洪武帝教导中勾画出的固定不变的秩序。这种变动的发生来源于两个因素：一部分是一套庞大和发展中的运输交易通信网络，它正使全国各个部分具有与其他部分进行交流的潜力；另一部分是使这种潜力得以实现的甚至发展得更快的商业经济。
在扩大交流的背景下，明代的商业化可以看作是这个王朝的一个突出的方面。就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言，明代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不论在为市场生产的货物的规模上，或是在控制商业交换的经济关系的性质上，都是如此。在明代，国家、个人或集团对运输的改善并不在一个档次上；即使如此，国家驿传制的扩大、大运河的重建，再加上对运河、道路进行物质投资的积累性的效果，都大得足以对货物和人民的流动作出突出的贡献，因此有利于商业网络的改善。在这几个方面，明代都没有脱离过去发展的基础。从宋、元两朝继承下来的基础设施和实践进行的积累性的投资为发展新的体制和经济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代的各种发展大大有利于社会环境的重组；在当时及以后，这种重组形成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在明代，国家在这一重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巨大的和经常是不自觉的角色。首先，洪武帝恢复农业生产的行动推动经济向生产必须进行交换的剩余物品的方向发展。他不愿意过分控制商人和市场，这意味着这些成分和机制可以相对自由地进行贸易，而且贸易量日益增加。洪武帝为驿传制注入新的活力，从而鼓励了地方官员在其治地主持建造运河、道路、码头和桥梁。为了建设新都南京和维持北方边境防务的需要，他要征用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此外，他还要注意为其臣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立法和对官员的工作进行周密的监视。这一切意味着国家的运输和驿传要经常运行，维护运输基础设施的压力也没有间断。永乐帝决定把主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这给运输和交通通信增加了沉重的压力，从而导致了北方和南方交流渠道的开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运河。在以后几个皇帝的治理时期，财政征收从分立的劳务和实物征用转为以现金的统一支付（通称为一条鞭），这使国家的交通通信的运作摆脱了古代徭役的农业模式，而转向雇佣劳动的更加商业化的模式。同时，赋税制度的货币化促使更多的白银进入经济领域，以更快的速度流通，从而推动了货物向商品的转化，并使家家户户去购买其所需而不是自己种植和制造其所需成为可能的事，因为这样做更加经济和理性化。
在明代，虽然国家的政策在形成和扩大交通通信和商业方面有重要的影响，但国家作了些什么却没有完整的记述。只有这些政策有了响应，它们才能导致更加流动、商业更加活跃的社会的形成。例如，在明代，国家交通通信网络可能决定在哪些地点建造大部分桥梁，但它们主要是通过私人捐助建造起来的。只有当桥梁为捐助者提供其他的和更多的地方利益时，资金才能筹集到，而桥梁则通过促进使捐助者得益的客货流动来发挥这种作用。还可以提供一种例子，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刺激推动了贸易，以致使商人看到了地方特有因素的相对优势，并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促进区域专业化。随着更大规模的贸易活动，市场的大小商贾充斥于各级行政治地及在明代出现的新集镇周围。商品贸易的利润鼓励有些商人对海外贸易进行投机活动，从而在16、17世纪为中国的纺织品、瓷器以及用白银购买的加工工业作物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国外市场。白银的进口不但便于以白银折缴税赋，而且就白银的进口和与此有关的一条鞭法改革而言，还使商业经济红火起来。
这些变化的社会影响与变化一样令人瞩目。在明朝的最初几年，士、农、工、商的传统地位等级不管表现得多么做作，到了明末这种地位等级不过是少数吹毛求疵的士子文人作出的一种古怪的比喻，以哀叹他们认为可以自抬身价的几乎是世袭权利的消失。这种哀叹可能真实地反映了士子中一些人的苦恼，但当人们考虑到士子的收入（来自商业化地租和对租金形式的剩余物品上市交易的控制）对商业经济（它把商人抬到了社会等级的第二位）的日益依赖，哀叹听起来就不真实了。到了晚期，许多士绅可以追溯自己的门第——有时在周围的族人中追溯——并发现，商业的成功支持他进入精英社会（并且仍在为此付出代价）。士、商的社会壁垒在清代以前并非无关紧要，但在明代走向灭亡之际，用商业财富加强士子的农村基地的过程进展得相当顺利。商业的流动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的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