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明代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约1470—1650年
导言
宋朝（960—1279年）和元朝初期（1279—约1320年），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国内贸易及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都发生了急剧的扩张，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已知的中国历史上以往的一切时代。近年来，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些学者，如威廉·H.麦克尼尔、J.L.阿布—卢霍德（J.L.Abu-Lughod）、牟复礼，主张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文明，而且也对欧亚大陆的其余部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威廉·H.麦克尼尔教授所指出的：
在上亿的中国人中增加的新财富开始跨越海洋（很大一部分也沿着商队的路线）外流，并且给与市场有关的活动增添了新的活力和领域。数十艘，数百艘，也许数千艘航船开始在日本海、南中国海、印度尼西亚群岛和印度洋的各个港口之间穿梭航行。大多数航程较短，货物从最初生产者那里通过沿途许多货物集散地分装转输，才到达最终的消费者手中……商品流动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人员上下航船，或滞留在集市上，讨价还价。[1]
13世纪70年代中期，也就是马可·波罗开始他在中国长达17年的逗留之时，“商品流动的增加”则意味着大量的中国生丝、丝织品、瓷器及其他物品由船舶，或商队输往亚洲各地、东非、中东、地中海贸易区，甚至西北欧的主要市场。[2]然而，紧随这个有前途的和至少在一些方面看来是极为有利可图的开端之后，到来的是被R.S.洛佩斯和H.A.米斯基明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萧条”期间的“东方与西方”间贸易往来的锐减。“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萧条”是指14世纪早期到15世纪末一系列持续性的经济和货币紧缩，它们在这不同时期影响到几乎整个欧亚大陆。[3]到文艺复兴晚期，对于曾经获得的这一贸易所创造出来的巨额利润的追忆仍然激发了许多欧洲人重要的“航海发现”。例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10月从西班牙起航时，他的打算并不是去发现“新大陆”，而是去寻找一条到东亚和香料群岛的更短途、更快捷，而且低耗费的航线。正如哥伦布自己在首次到达新大陆后的第9天，即1492年10月21日清楚地写到的：
……我将航行到另一个大岛去，从圣·萨尔瓦多印第安人告诉我的迹象上看，我确信这个岛屿就是日本。他们把这个岛屿称为Colba（古巴，他们说那里有很多大船和海员。从这个岛屿我打算去他们称为波希澳（Bohio，即希斯盘纽拉[Hispaniola]岛）的另一个岛……至于其他坐落其间的全部岛屿，我将在通过时去看看，并按照发现金子或香料情况，决定做些什么。当然，我已经决定去（中国）大陆，去贵色（Quisay，现在浙江省的杭州），而后把殿下您的信呈交大可汗，恳请回复，并携带返回。[4]
如同同时代的很多欧洲人一样，哥伦布已经阅读过，甚至注解过那些热情洋溢的记述亚洲和亚洲贸易的13世纪至14世纪的著述，如马可·波罗，“约翰·曼德维尔爵士”及其他人的游记。此外，据哥伦布本人说，他可能还受到当时欧洲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佛罗伦萨的地理学家保罗·德尔·波佐·托斯堪尼在15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给他的一些信件和一幅世界地图的进一步鼓动。托斯堪尼为马可·波罗亲身游历所吸引，满怀激情地描述了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财富的商业潜力：
……在这里，携带着货物的航海者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全部航海者人数都不及称为刺桐（Zaitun，即现在的福建泉州）的著名港口的多……在一个称为大（汗）的王公的统治下，这里（中国南部）人口密集、富裕、拥有众多的省份和王国，数不胜数的城市……（中国）值得拉丁人去探究，不仅因为从这里可以获得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巨大财富，如金、银、各种珠宝和香料，而且因为它的学者、哲学家和精深的占星家……[5]
哥伦布和托斯堪尼在此仍在谈论大可汗，这表明在15世纪晚期有学识的欧洲人所能获得的有关东亚的知识，大多数已经远远过时了。[6]当然，这些知识也非完全不准确的。如同欧亚大陆的其他国家，中国虽然在15世纪中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困难[7]，但在1492年哥伦布首次穿越大西洋时，中国经济和明朝的统治（1368—1644年）正从其早期的困难中迅速地恢复过来。的确，在15世纪晚期，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的经济大国。中国拥有也许超过1亿的人口、一个具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农业、广泛而复杂的国内贸易网络，及在每一个品种和每一个方面都要优于已知的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例如，15世纪早期，一个欧洲外交使者在访问中亚政治和贸易中心撒马尔罕之后，描述他所看到的中国货物“是（进口到该城的货物）中最丰富、最精致的……因为，震旦（Cathay即中国）的手工艺人以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最精湛的技巧而闻名于世”[8]。
正如10—14世纪欧亚大陆贸易大扩张时一样，在“哥伦布时代”，享誉欧洲、中东和亚洲市场的中国货物仍然是生丝、丝织品、产自江西省景德镇和福建省德化手工业中心的精美的（有时并不十分精美的）瓷器。[9]今日的中东，有两个地方仍然收藏着大量的中国瓷器，一个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皮·萨拉伊博物馆；另一处是从阿尔达比勒圣地发掘出来的中国瓷器，现收藏于德黑兰考古博物馆里。[10]在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东非也发现大量的明代瓷器。[11]1960年代在东非工作的一位学者，时常满怀惊奇地报道说，“在肯尼亚海岸的任何城市”都可以发现从元朝到明朝的大量的“青花”瓷器。[12]还有关于印度西部一些古老的贸易港口的类似的评论：在港口的一些地方“散乱地堆放着晚明的瓷器碎片”[13]。
1461年埃及苏丹把少许明代青花瓷器作为礼品送给威尼斯的多吉·帕斯奎尔·马尔皮罗之后[14]，欧洲的首领们也开始热衷于收集中国瓷器。洛伦佐·德·美第奇在1487年获得了他的第一件瓷器，而1498年瓦斯科·达·珈马从葡萄牙启程到印度时，他从曼纽尔（Manuel）一世那里接受了寻找香料、基督教徒和“瓷器”的特殊使命。1499年他的确带了一些瓷器返回里斯本。同样，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率领葡萄牙舰队第二次远征印度船队于1501年返回时也带回了瓷器。在此后的20年间葡萄牙人进一步向东方推进，他们找到的中国货物是如此之多[15]，以致曼纽尔国王开始把向欧洲王室赠送明朝青花瓷器的礼物作为一项惯例。[16]然而，瓷器并未长久为王室所独占，1520年，阿尔布雷克特·杜雷尔从一个葡萄牙熟人那得到了他的第一件瓷器，而到16世纪30年代，在安特卫普和里斯本市场上，明朝的青花瓷器已然很容易见到。[17]
然而，在16世纪前半叶要得到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特别是那些高品质货物，并不总显得那么容易。例如，17世纪早期，一个失望的荷兰商人谈道，他和他的同事“（在中国）并非找不到货物……而是没有足够的钱购买”[18]。他的说法略有误导，因为在当时，荷兰已经进口了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到阿姆斯特丹。[19]虽然如此，的确，这时的中国商人往往看不上外国产品，正如上面所说，他们宁愿收“钱”。事实上，从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中国人想从大多数外国商人那里得到的是白银。要了解这一原因及现代早期（约1470—1800年）国际白银流动在中国海上贸易扩张中所起的作用，就必须对14世纪晚期明朝货币制度建立的特殊环境进行考察。[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