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后的衰落，1945—1949年
在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付两种倾向：一方面是重新结合主义的复苏，即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苏、美两大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联盟在消失，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中国的相对地位都将受到损害。1945年春和初夏，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随着罗斯福总统在4月逝世和德国在5月投降，美苏关系紧张已很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紧张关系出现在英美民主联盟与苏联发起的人民阵线之间。二者在1941年后，曾合并为全球性的民主阵线，但从未完全统一。在雅尔塔，这两个组织曾结成三强体制以解决战后问题，但三者未能维持联合行动的稳固框架。苏联一心想在东欧建立“友好的”政权，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那里，美国在下列二者之间莫衷一是：顺应这种发展使大联盟中人民阵线这一成分继续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联盟这一成分以保证被解放的欧洲的代议制政府。
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一种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战争结束时，中国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战后经济发展的戏剧性事件中处于次要地位。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应归咎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因为中国人从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建立统一的政府。日本刚一投降，内战便爆发了。由于国民党人作殊死战以逃脱共产党人的挑战，中国陷入一片混乱。
在紧接的战后几年里，国民党发言人和新闻界对国际合作和中国愿为世界秩序分担责任这一主题反复阐述。这些话题极好地配合了国民党人的内部计划。强调国际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其他强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进行战后建设事业。这样的合作将提高政府的声望。保持国际合作的框架是绝对重要的，否则国内反对派可能转向外国寻求帮助，或者外国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不一致的政策，以致损害国内的政治统一。[82]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担心大国的合作主要将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认的政府，它将利用这个机会扑灭反对派。为此，有必要如毛泽东等人在1945年所做的那样，强调国际合作应以促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为目的。他们奋力争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欢迎乔治·C.马歇尔将军的调停。这次调停始于1945年12月，1946年又持续了一年。然而共产党人同时又担心美国、英国，甚至苏联可能默许国民党控制中国，并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国际合作这个主题时，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满洲和华北的根据地也是重要的。[83]当马歇尔将军努力调停无效而内战加剧时，共产党终于公开指摘国际合作思想是掩盖美国帝国主义野心的假面具，并谴责国民党人牺牲国家利益以迎合这些野心。而国民党人方面则越来越转向美国，寻求支持以对付共产党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伙伴地位的理想被两个大国集团之一的成员地位所掩蔽，这两个集团当时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国联盟。
国际合作主题的消失，或者换个说法，美苏冷战的开始，很容易理解，如果人们回忆起战时合作曾包括三个成分：人民阵线、民主联盟以及重新结合主义。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极大地削弱了人民阵线的理论，尽管国家领导人继续空谈它的反法西斯斗争基本原则。现在要把这个构想用于战后和平协商以保证根除轴心军国主义。但它难以应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义之类战后新问题。在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上，出现了一种返回英美民主联盟的倾向，它强调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在美国和英国两国，英、美合作，而不是英、美、苏合作，再现为最合理的战后政策框架。与此同时，既然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是战后废墟的重建，重新结合这个主题的影响扩大了。恢复经济需要战时保持甚至增加了财富的美国的大力帮助；而美国官员劲头十足地制定关于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全球贸易的恢复和扩大以及世界财政的重新稳定等原则。到1946年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话题：欧洲经济的联合，亚洲地区的发展，德国和日本的重新结合。这些话题强调德国和日本的恢复和重新结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绥靖政策同样强调发展先进工业国家的全球性网络，在它们之间自由交换商品和资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冷战意味着人民阵线的衰落及其因另外两个话题——英美合作和重新结合（绥靖主义）——而显得无足轻重。显然，就人民阵线曾经就是反法西斯的概念而言，它的衰落和绥靖主义的重新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冷战意味着用美、英、德、日间的新的联合取代美—苏—英联盟。
这种发展将中国置于何地是相当清楚的。诚然，在美—苏对抗意义上的冷战起初并未冲击亚洲。中国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怠于把这种框架用于他们的国家。至少到1947年，国民党人仍强调全球合作的主题，他们显然相信美、英、苏、中之间的合作框架仍为亚洲的安全和国民党的生存提供最佳保证。当然，这种合作的一个关键是苏联遵守1945年条约。[84]就共产党人而言，它从未甘心接受让莫斯科承认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合法政府的这个条约。尽管他们并不掩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同苏联一致，但他们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们能指望苏联支持以反对国民党人。因此，假定苏联将卷入中国作为与美国全球对抗的一部分，从而制定他们在中国内战中的战略，那是不现实的。如冈边辰巳曾指出的那样，共产党领导层想出一个两强之间中间地带的理论，认为它正在为摆脱美帝国主义而斗争。根据共产党的看法，正是这种斗争，而不是冷战，提供了中国内战的直接背景，并证明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军队在战略上的正确性。[85]
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双方的假定都是正确的，他们假定冷战对中国或对整个亚洲都没有直接关系。美苏竞争和对抗在伊朗、希腊和土耳其等国表现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美国正逐渐取代英国作为与苏联对抗的主要力量。此外，在1947年以后，西欧的恢复和集体防御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苏联则以巩固它对东欧的控制对这些动向作出反应。在这种形势下，亚洲大都处于附庸地位。战后遍及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国家主义浪潮使时局变得复杂，而这一浪潮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显著。但是亚洲的国家主义同苏联的战略只有松散的联系，而与英美的牵制战略也不能适当配合。如伦敦外交部副大臣的干事在一份富有洞察力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面临强烈的国家主义，它在国际关系中是棘手的。尽管原来由日本倡导的泛亚细亚思想产生东方与西方分裂的危险，但事实上亚洲国家间几乎没有凝聚力，或许可以这样说，和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相比，亚洲邻国之间的恐惧、不信任甚至厌恶更为强烈。然而，亚洲国家主义对有西方统治或指导气味的任何事情都异常敏感……很不幸，东南亚及远东各国正当苏联寻求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时候，将经历它们的这一发展阶段。[86]
这种情况使美国和英国很难设计出一个与亚洲国家共同抑制苏联的有效策略。事实上，早在1947年英国允许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这是英国作为亚洲强国地位下降的征兆——减少了它在该地区的承诺。美国犹豫不决，因为它担心会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美国在东南亚除鼓励欧洲国家让给当地人民更多的权利外，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和美国对待中国内战的方针几乎没有结合。在那里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像它们在欧洲或中东那样密切协调它们的行动；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完全是单边行动，常使英国官员感到烦恼。
到1949年，当共产党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个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彻底失败”，像一位英国官员所说的，已很明显。美国既不曾阻止共产党取得政权，也没有为接受既成事实而准备条件。事实上是没有政策。相比之下，英国已经开始调整它的方针，并考虑承认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1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伦敦的官员以及他们在亚洲的代表同意，“英国在中国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从法律上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外交部通知美国：“国民政府是我们过去战时的盟友，并且在联合国中曾经是有益的朋友。今天他们只代表统治集团，而且他们对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的。”英国必须接受事实，并通过承认新政权，为中国和苏联出现分裂的那天做好准备。[87]在这里，英国的政策再次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以英美合作反对苏联为转移，而是以在同中国紧密联结的可能框架中寻求自己利益的意向为转移。与冷战本身无直接关系。
马歇尔的使命失败以后，美国政府继续对蒋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但这更多的是为应付国内的压力。在美国，某些人民阵线往昔的倡导者（马克斯·伊斯曼，惠塔克·钱伯斯，弗丽达·欧特利等）正以冷战斗士的面貌出现，并指控其他人（阿尔杰·西斯，欧文·拉铁摩尔等）曾受苏维埃共产主义愚弄，或者更糟，曾是苏共的代理人。杜鲁门政府为了使这种反共不力的指责无效，扩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计35亿美元。但是这一援助计划并不意味美国站在国民党人一边大举卷入的承诺。在人们认为集中力量保卫西欧和中东部分地区现状最为重要的时候，无论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都不愿意将国家资源分散。
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发展也非常谨慎。似乎是为了避免给人以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人共谋的形象，苏联继续把国民党人作为中国政府对待，当国民党人被逐出南京后，苏联大使与他们一道去广东。为了怕激怒美国，斯大林不愿公开支持共产党人。和杜鲁门或艾德礼一样，他不愿意把冷战扩大到中国。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苏联政府企图与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建立联系，以保护苏联在中国东北（满洲）的利益。[88]
上述事态的发展意味着1945年后本应在亚洲，甚至世界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的中国进入了衰落期。从1945年到1949年，中国一直处在以美苏冷战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主要舞台之外。它不与任何一方结盟，而两个超级大国也不希望把它们之间的争斗扩大到这块被内战撕裂的土地上。与此同时，国民党领导人未能利用抗战胜利的时机。他们既未得到美苏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结盟来反对另一方——这些可能性本可较好地保护其地位。
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对付日益自信的共产党人，后者采取攻势。1949年，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带着大国地位的梦想去了台湾岛。也许再过20年，中国在一个不同的领导下，会以“第三世界”领袖的角色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敌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预料的更早地被带回国际舞台。如上所述，按照定义冷战的意思是舍弃人民阵线以求重新结合，这等于恢复绥靖德、日的框架。事实上，由于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德国和日本与英国和西欧一起已成为国际稳定的基石，在此基础上苏联及其伙伴将无法破坏现状。到1949年，美日纽带正在取代美、中联系，成为亚太事务的关键。
1931年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与其抗衡的对策，使中国从一个受侵略的弱小牺牲品逐渐转变为一个世界强国，确定和平的稳定框架中的一个伙伴。但这段历史也揭示，确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困难。如克劳塞维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时期，知道谁是敌人就可制定国家的政略和政策。而在和平时期，就不容易说谁是潜在的敌人。国民党人给其后继者留下了一个提高了的国家地位，但也把确定和平时期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任务留给了共产党人。20世纪是一个曾被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纪，在对它的长期观察中，仍有待于发现在没有战争时，国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确定和巩固。国民党人没有机会回答这个问题。但这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
[1]1929年2月1日，实行《海关进口税税则》。以前进口的货物一律是值百抽五，新税则把进口货物分为7类，税率为7.5%—27.5%不等。1931年1月，把进口货物分为12类，最高税率提到50%。1933年5月，把最高税率提到80%。另外，过去陆路关税比海路关税低1/3，新税则废止陆路优待税率，统一海、陆关税。——译者
[2]关于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的中国经济，见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年》。
[3]《洛迦诺公约》即《洛迦诺保证条约》，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旨在相互保证边界安全，互不侵犯，保障国际和平。希特勒上台后，于1939年4月28日宣布废除该公约，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
[4]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9年6月28日签订《凡尔赛和约》。德国人不满，强烈要求修改条约，这部分人叫改革派。——译者
[5]这里的国际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国际联盟说的。——译者
[6]查尔斯·梅尔：《改造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稳定》；梅尔文·P.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年》；乔恩·雅各布森：《有20世纪20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645页。
[7]鹤见祐辅：《太平洋时代》。
[8]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第1章；詹姆斯·C.汤姆森：《当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第1、2章。
[9]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10]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11]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11—12、19—20页。
[12]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24页。
[13]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41—45页。
[14]同上书，第47、80—86页。
[15]加里·B.奥斯特罗尔：《集体不安全：30年代初的美国与国际联盟》。
[16]罗伯特·D.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美国外事官员的训练、观点和作风，1908—1931年》。
[17]W.罗杰·路易斯：《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
[18]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68—73页。
[19]马克·R.皮蒂：《石原莞尔与日本同西方的对抗》。
[20]臼并胜美：《满洲事变》，第80—81页。
[21]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年远东危机》，第110页。
[22]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第1卷，第114—126页。
[23]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年》第8章；戴维·E.凯泽：《经济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24]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安东尼·福瑟吉尔译）：《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第3章。
[25]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第55—60页。
[26]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第346页。
[27]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1933—1937年》第3章。
[28]东四省，即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译者
[29]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1卷，第167—191页。
[30]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34—36页。
[31]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32]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章；约翰·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关于1930年代初期德国通过顾问泽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和通过翁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培育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希特勒的转向日本使中德合作中断。
[33]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第135页。
[34]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
[35]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第108—110页。
[36]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第94页。
[37]斯蒂芬·E.佩尔兹：《奔向珍珠港事变：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第56—63页。
[38]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2卷，第104—126页。
[39]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86—188页。
[40]佐藤贤了：《太平洋战争回顾录》，第45—52页。
[41]见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
[42]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5章。
[43]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44]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45]波多野善大：《国共合作》，第180—192页。
[46]《现代史资料：日中战争》。
[47]阿诺德·A.奥夫纳：《美国的姑息政策：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德国，1933—1938年》。
[48]卢沟桥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叙述是寺平忠辅的《卢沟桥事件》。
[49]长谷川正：《对立战争论》，第164页。
[50]高田保马：《东亚发族论》，第67—77页。
[51]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策略方针，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译者
[52]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年》，第232—233页。
[53]内森·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载伊恩·尼什编：《20世纪30年代苏日关系的一些方面》，第39—40页。
[54]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检疫隔离”演说。他说：“爱好和平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对……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家。”他建议采取“检疫隔离”的方法来对付主张孤立的政策，各国政府断绝同侵略者的正常联系，施加压力，以维护世界和平。——译者
[55]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第34—35页。
[56]这里所说的国际主义，主张和法西斯德国妥协，防止世界陷人战争。——译者
[57]彼得·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英国远东政策研究，1937—1941年》，第41—42页。
[58]同上书，第50—53页。
[59]佐尔格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特工人员，从日本近卫首相的密友尾崎秀实得到日本决定南进不北进的情报。——译者
[60]哈斯拉姆：《苏联援助中国和日本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第48—49页。
[61]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突然袭击波兰，与波兰缔结有互助条约的英法，于9月3日对德国宣战。英法与德国虽已宣战，但一直没有战斗。也有人称为“奇妙的战争”。——译者
[62]洛：《英国与太平洋战争的原因》，第106页。
[63]同上书，第124页。
[64]F10904/280/10，见FO371/27670，伦敦档案局外交部档案。
[65]《新共和》第105卷第8期（1941年8月25日），第238页。
[66]《朝日新闻》1941年8月16日（晚刊）。
[67]F8496/60/10和F9109/60/10，见FO371/27615，外交部档案。
[68]F14155/13469/10，见FO371/27753，外交部档案。
[69]《大公报》社论，1942年12月7、8日；1943年1月3、9日。
[70]《大公报》1943年1月29日。
[71]PREM4，28/9和30/1，伦敦档案局首相文件。
[72]美国国务院：《战后对外政策的制订，1939—1945年》，第553页。
[73]《大公报》社论，1943年12月3、7日。
[74]入江昭：《实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年》，第156页。
[75]总统秘书档卷：中国，富兰克林·D.罗斯福文件（海德公园）。
[76]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83—187页。
[77]入江昭：《实力与文化》，第199页。
[78]PREM4，30/11，首相文件。
[79]艾赛亚·伯林：《华盛顿通信，1941—1945年》，第448页。
[80]FE（44），CAB96/5，内阁文件，伦敦档案局。
[81]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11页。
[82]《中央日报》1945年9月12日，1945年11月21、25日。
[83]见冈边和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84]《中央日报》1947年9月6日。
[85]冈边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86]F17397/1055/6109，见FO371/76030，外交部文件。
[87]F16589/1023/10，见FO371/75819，外交部文件。
[88]中岛的论文，载永井阳之助和入江昭编：《亚洲冷战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