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望
日本投降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大地当然是一件伟大且令人欣喜的事件。它标志着外国入侵的结束，以及所有中国人的希望：在似乎无穷无尽的苦难和牺牲之后，真正的和平可能终于到来了。但是日本的投降并不意味战争在中国结束，因为日本入侵只是复杂、多边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一部分，所有其他方面依然如故。甚至对日本人来说，射击还在继续，因为日本军队在执行国民党人的坚守阵地、不得向共军投降的命令。
这样一来，毛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没有时间喘气并庆贺一下他们自1937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然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中，毛还是花时间做了一下回顾和展望。过去被描绘得黑白分明；没有用浓淡不同的灰色来描绘抗战前或抗战中的国民党和它的领导人。据毛看来，内战的危险极大，因为蒋介石和他的外国支持者将极力夺取本应属于人民的胜利。毛非常冷静地看到，在中国，力量的平衡并非有利于中共：“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有一些果实——所有主要城市和东部沿海——将肯定落到国民党手里，另外一些果实是要争夺的，还有其他的——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乡村——会落在“人民”手里。唯一的问题是斗争的规模将有多大：“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是有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讨论和平、民主和团结问题。
最后，毛泽东强调要自力更生。他确认美国是一个敌对的帝国主义大国，并坚持不需要来自苏联的直接帮助：“（在世界上），我们并不孤立，（但）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然而，与此同时，“钟不敲是不响的……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
[1]到1940年为止，据说每月补助行政费10万元及新给番号的八路军的三个经核准的师的维持费50万元。见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279页和引用的资料。
[2]《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竹内实等编：《毛泽东集》第5卷，第266—267页。
[3]《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
[4]《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2页，《论新阶段》（1938年10月）。
[5]毛泽东选用的词是“阵地”，意思是为进行军事行动或战斗而集结军队的地区。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5页。
[7]中共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祭奠黄帝陵。——译者
[8]格雷戈尔·本顿：《“第二次王明路线”（1935—1938年）》，《中国季刊》第61期（1975年3月），第77页。
[9]同上。又见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
[10]《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72页以下。
[11]张国焘回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懊丧地叹息道，“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少分给我们一点”。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18页。
[12]《解放报》第36期（1938年4月29日），第1页，声明是在1938年3月11日写的。
[13]《抗战的现状和任务》，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卷，第363页。
[14]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75页。
[15]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4页。党员人数和军队人数不得加在一起，因为许多军人同时是党员。军人的1/3大概是党的某一类成员（正式党员、预备党员或发展对象）。
[16]晚至1944年，八路军的较佳单位步枪和卡宾枪数量只有战斗人员总数之半，而机枪和迫击炮缺口更大，火炮几乎完全没有。见莱曼·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185页。
[17]简·L.普赖斯：《干部、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训练，1920—1945年》，第8、9章。
[18]1941年夏以前，《解放》以杂志形式每隔约十日出版。然后该刊改为日报出版。
[19]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年》。林迈可回忆，由于密码错误，毛泽东的“从群众中得到尊重”竟被译成“从迷雾中得到珍宝”。大约经过一年，在1941—1942年，日本人破译了中共密码，始能解读中共电文。
[20]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1933—1938年：北支开发会社的成立》，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第220—253页。
[21]平型关应在大同以南。——译者
[22]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年：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第203页。
[23]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第1—9页和第6章。
[24]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1—1941年》，第108页。
[25]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第2版。
[26]凯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抗战和革命，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第118—119页。
[27]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第99页。另有8.6万名移民在1941—1945年间到达。
[28]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第179页。
[29]这种补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补助的总额60万元在1937年中期相当于18万美元（近似汇率为3.35∶1），即每年215万美元。“这笔补助在1938年足以支付1936年政府全部开支有余。这表明国共合作解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见施兰：《游击经济》，第183页。
[30]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年》，第2—4章。
[31]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特别是第9—12章。
[32]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33]《人民日报》（1980年5月5日）第3版。
[34]莱曼·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142页。
[35]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52页。
[36]彭德怀：《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载《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3卷，第351页。
[37]引自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64—65页。
[38]宋劭文是北京大学毕业生，1933—1934年曾因宣传抗日入狱，见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第84—89页。
[39]陈永发：《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华东和华中的共产党运动》（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80年），第38—48页。
[40]中原局总部最初驻在平汉铁路线上的确山，大约在郑州和武汉的中点。这是在武汉失陷后不久，中共可能估计日军将沿经过湖南和河北的铁路线大规模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局将占有利位置，便于指导作战。在弄清日军置平汉线此段于不顾后，中原局东移。
[41]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载解放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第5卷，第42页。
[42]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6页。
[43]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5—46页。
[44]刘少奇：《坚持华北抗战中的武装部队》，第48页。
[45]曲直生：《抗战纪历》，第37页。
[46]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1页。
[47]小罗伊·霍夫海因茨：《中国共产主义胜利的社会生态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年》，载鲍大可编：《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第72、77页。
[48]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1页。
[49]史坚雅说中国由九个大区组成，每个大区通常有一个与流域和平原相结合的核心区。周边比核心区穷得多——的确，核心区“剥削”周边的廉价劳动力、木材、自然资源等等。省界往往（但不一定总是）沿周边并包围核心区。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11—220页。
[50]引自阿瑟·L.斯廷库姆：《社会史的理论方法》，第34页。还特别提到托洛茨基：“事实上，仅仅存在穷困不足以引起暴动；如果是暴动，群众总是在造反。历史确实表明，社会制度的崩溃将使穷困成为不可容忍，而新条件和新思想将打开革命出路的前景，这是必然的。那时，在完成群众所构想的伟大目标的事业中，群众将表明能够忍受两三倍的穷困。”同上书，第33—34页。托洛茨基认为自发的暴动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民众反抗”。
[51]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4页。
[52]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75页。这些关系所提出的争论不限于租、息、税。这里也有其他因素（如水权、劳务、“常例”、领主权等）。
[53]《彭德怀自述》，第227页。
[54]地主既积极抵抗又消极抵抗。如果地主没有他们指挥的武装人力，他们可能召集附近民团（见本书第6章）。地主有时向国民党军、伪军或日本特务传递情报。他们结合使用威胁、诱惑和贿赂等手段使当地农民就范。比较消极的抵抗是表面上与新政权合作。一般采用的策略是送子参加八路军，或成为地方上的积极分子。
[55]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3页。
[56]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1938—1945年》，《中国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2—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124—132页。无论什么阶级，正当的商业、工业或手工业活动不纳税，新垦或还耕的土地免税。
[57]彭真：《中共晋察冀边区之各种政策》，第9页。
[58]林迈可：《晋察冀边区税制》，第3页。
[59]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129—132页。
[60]标准简化分类如下：地主：全靠地租和其他收入为生，自己不劳动。富农：参加农业或其他劳动，有多余土地出租。中农：自给自足的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既不租入土地也不租出土地。贫农：有一些土地，不足以养全家，租入土地弥补。佃农：没有土地，但有受到承认的耕种（年度、长期或永久）他人所有土地的权利，付所耕种的全部土地的地租。工人：雇工，或当长工，或当按日、周等订约的短工。
共产党人很知道这个分类与五花八门的土地租佃方式不符合（见本书第5章）。一些很贫穷的农民因年老或不健康不能耕种土地而把全部自有土地出租。佃农有时也是地主，不拥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但靠转租土地地租为生。因此，在划分农民成分时，地方干部也强调收入/消费水平、生活方式以及与共产党政策合作的程度。
[61]引自阿尔文·D.库克斯和希拉里·康罗伊编：《中国与日本：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衡》，第303页。
[62]这些是指（a）《防制异党活动办法》，（b）《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c）《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97页。
[63]《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4页。
[64]引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42页。
[65]《中央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1月28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卷，第138页。
[66]戴维·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山东根据地，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2年），第75—77页。这是韩复榘部下范筑先率领的一支纵队，范筑先率领一批不断壮大的抗日战士，直到1938年11月被围失败。范筑先受伤，为避免被俘而自杀。
[67]保尔森：《华北的抗战与革命》，第94页。
[68]同上书，第107页。
[69]《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9页。
[70]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是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的，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译者
[7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704页。这个版本经过重要校订。原文可在《毛泽东集》第7卷，第147—206页找到。
[72]本节叙述大半根据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章所载的资料和格雷戈尔·本顿所提供的情况。
[73]冷欣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译者
[74]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95—97页。
[75]《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2页。
[76]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39—140页。
[77]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26—228页。
[78]美国国务院：《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关于1944—1949年时期》（即《中国问题白皮书》），第530页。
[79]林迈可：《不为人知的战争》，未标页数。
[80]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晋察冀个案，1938—1943年》（未刊文稿），第370—371页。
[81]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00—206页。
[82]正太线从正定至太原。——译者
[83]同蒲线从大同至风陵渡（属归蒲州）。——译者
[84]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06页。意译的译文。
[85]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第432—434页。
[86]《彭德怀自述》，第235页。如果彭德怀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时候中共在晋察冀根据地没有控制任何县城。
[87]《彭德怀自述》，第237页。
[88]《彭德怀自述》，第236—237页。彭德怀还说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军事行动只是根据他的命令计划执行的，事先未通知延安，也未得到延安批准。如果是这样，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一定因不能控制华北战场和华中战场的高级指挥员而感到大为失望。
[89]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但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中共的实际行为接近于这种力量划分。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59页。
[90]杨成武，引用于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80页。
[91]2500万人中，有许多居住在半巩固区或游击区，巩固区人口下降甚至比一般数字所表示的更快。八路军损失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战斗伤亡。其他因素有调正规军当游击队（以加强游击队，更紧密地与当地居民结合。减轻支援部队的负担）；淘汰素质低劣或失去战斗力的士兵；以及逃兵。1939年末一份中共文件（据推测是晋察冀）举出逃兵率两例：“一个主力部队单位”，16.4%；“一个新建游击队单位”，20.8%。逃兵在一个单位调离本地时格外严重；地方部队中的农民兵往往拒绝离乡。这也是把若干专职士兵降为民兵的另一动机。
[92]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卷，第75页。
[93]日本称中条山战役为中原战役。——译者
[94]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10—111页。
[95]汪伪淮海省省会设在徐州市。——译者
[9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8页。
[97]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的政治经济》，第232页。
[98]施兰：《游击经济》，第120页。
[99]旎兰：《游击经济》，第146页。纺织品生产数据分类统计（1943年的百分比）：家庭工业（44%），国有企业（31%），资本家企业（19%），中国工业合作社（6%）。
[100]“整风”就是“整顿作风”。
[101]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166页。
[102]见本书宣道华著第14章。划分“思想”和“理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分析，可见于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2版，第21页以下。舒尔曼提出中国共产党把纯理论（置于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和“思想”（把这些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具体情况）区别开来。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第一的历史演变，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怀利对舒尔曼的分析持不同看法。
[103]《毛泽东集》第4卷，第63页。许多整风文献可见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
[104]《毛泽东集》第8卷，第75页。这类不客气的话已在《毛泽东选集》中删去。
[10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5—826页。
[106]《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载于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33—53页。下文简短摘要取自同一来源（有时经过转译）。
[107]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第21页以下。当时《解放日报》主编是秦邦宪（博古），他的副手之一是张闻天。两人在30年代初同属王明派，虽然他们后来更靠拢毛泽东主义阵营。然而没有他们的同意，持不同意见者不可能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丁玲是该报的文化版编辑。
[108]见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6—7页。
[109]整风文献中，有毛泽东文章6篇，中央委员会文件5篇（可能全部或部分由毛泽东执笔），刘少奇、陈云和康生各1篇，宣传指南1篇，军队报告1篇，斯大林3篇，列宁和斯大林1篇，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领袖）1篇和《联共（布）党史》的《结束语》。四篇苏联文献是后来加的，似乎是后来想起来的。
[110]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特别是陈伯达）很认真对待这一挑战，或许想利用它在党内提出不要做出危害毛泽东或损伤他的形象的行为。晚至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承认“国民党仍然有颇大的影响和实力……我们一定要降低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达到提高我们的影响和地位”。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18—225页。
[111]只可能粗略估计。党籍并不直接有价值，因为许多级别低的党员参加生产。1941年末，有大约8000名官员支领谷物俸给（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52页）。这个数字显然不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也不包括大约4万名守备部队，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大部分也是非生产者。因此，总数可能达到5万人。在140万人口中，大概1/3弱为15岁至45岁的男子。这样，陕甘宁壮丁可能有10%脱离生产。
[112]村级的规避行为在民间作家赵树理的受到官方赞扬的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中有生动的描写。
[113]这位虚构的主人公是一个贫苦不识字的农工，擅长板话，他用尖锐的打油诗揭露村中要人多年来欺骗从区里来巡视的共产党干部。
[114]《解放日报》（1942年4月3日）。这次调查也显示87%党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入党；39%是文盲。这是我所知的唯一的这类“民意调查”。
[115]引自施兰：《游击经济》，第193页。关于人员数据，见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215—216页。这个领导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2.25万人（不含军人）享受供给制。
[116]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42—143页。
[117]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16—121页。
[118]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7页。
[119]引自中央统战部1940年11月2日指示。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269页。
[120]《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6页。
[121]施兰：《游击经济》，第251页。
[122]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年》，第51页。
[123]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234页。
[124]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52页以下。
[125]从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第108—109页上的数据导出。1941年和1942年某些减产大概是因为那两年根据地规模的变动和日军的扫荡。
[126]见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338页以下。
[127]这段的数据和引文取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50—153页。
[128]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532页以下。
[129]《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1页。
[130]一号作战的概要主要采自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第73—82页。
[131]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
[132]应为民主政团同盟。——译者
[133]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113—117页；关于民主同盟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68—184页。
[134]《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第238页。
[13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0页。
[136]迪克西使团的最著名成员谢伟思猜想，这个名字来自歌词“他们所说的迪克西的一切是真的吗？”迪克西当然是造反者一方。
[137]赫尔利显然只接受罗斯福的口头指示，而且从开始就不受他颇藐视的国务院的约束行事。他后来声称他的使命是防止国民党崩溃，支持蒋介石，协调蒋介石和美军司令官之间的关系，防止经济崩溃，为打败日本而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及促进中国内部团结。见以下第13章。
[138]引用于詹姆斯·B.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列强》，第56页。
[139]看起来似乎是，勇猛的彭德怀在七中全会上表示过这样一些疑虑。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62页。
[140]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61页。
[14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5页。
[142]这个概括依据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419—421页。
[143]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292页。又见唐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附录50，第1081—1089页。
[144]《中国问题白皮书》，第549—560页。
[145]在《论联合政府》的专论国际形势的几小节中，毛只提到苏联是联合打败法西斯势力的三（或五）大国之一。不提苏联的领导作用，也不提斯大林的名字。
[146]引用于里尔登-安德森：《延安与列强》，第103页（但是是转译的）。
[147]宣道华：《毛主席向人民讲话》，第1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