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的倒台和美国政策的失败
1948—1949年冬季的几个战役结束后，随后的一切急转直下。由于主要力量被摧毁，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1949年1月14日，共产党人公布了他们的和平条件，这是严厉的八点建议，完全不同于他们1945—1946年的谈判姿态。现在，他们提出要求，其中主要有惩办战争罪犯蒋介石，把蒋介石的残余武装部队改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散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1月21日辞去了总统职务。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作为代总统继任，正式开始和谈。由张治中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于4月1日抵达北平，但除了1月14日的八项条件外，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东西，而且规定他们接受这些条件的截止日期为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了这些条件，截止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立即开始渡江作战。
人民解放军利用几个月的间歇时间，进行休整、统一编制和整编。1949年初，野战军为离开他们原来的主要作战地区进行活动作准备，改换了名称。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在这一年年底正式撤编。
4月21日，陈毅和刘伯承的部队再次共同行动，沿300英里的防线渡过长江。他们遇到极微弱的抵抗，4月24日便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5月3日攻占浙江省省会杭州；5月22日占领江西省省会南昌；5月27日打下上海。5月中旬，林彪的部队在武汉附近渡过长江，于5月16—17日夺取了这座城市。他的进展在湘南一度受阻，由白崇禧率领的一支大部队从7月至10月在那里阻止了林彪部队的南进。在白崇禧终于被迫在10月初撤离这一战场之前，双方都报道了众多的伤亡。林彪此后的进展较为顺利，分别于10月14日和11月22日占领广州和桂林。但是，直到1950年4月底，林的部队才最后肃清了广西和海南岛的一切抵抗力量。
在华北和西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直坚守省会太原，直至1949年4月24日该城被聂荣臻攻陷。西安在一个月后落入彭德怀之手；当政府在西北的三个主要司令官拒绝共同防御甘肃之后，兰州也在8月底同样易手。
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军队进攻之前抢先一步撤退时，发生了分裂。4月23日，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逃往新首都广州，政府各部年初以来就已迁往那里。可是，就连丧失了北部半壁河山的创伤，也不足以惊醒国民党内各派系，从而合并成一股反共的抵抗力量。蒋介石先是从其退隐的浙江奉化老家，而后是从台湾，继续巧妙地操纵军政事务；1949年7月，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个人的指挥部。大约与此同时，他恢复了对国民党事务的积极控制。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他已成功地把国民党的空军和海军、忠于他的若干个残留下来的精锐陆军师，以及政府价值三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储备转移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计划只是到1949年才渐渐变得明显，即放弃全部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可以重建自己的力量。他将在那里等待美苏之间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使他能够在美国的庇护下打开一条返回他失去的地盘的道路。在从公开职务退隐的半年中，他以很大的决心努力实施这一计划。例如，他对李宗仁及桂系成员白崇禧将军在长江以南组织可靠防御的企图进行暗中破坏。当仲夏之际，白崇禧的部队在湘南阻击林彪前进时，白曾要求蒋介石向他调拨武器、弹药和军费，蒋担心这是对他自己计划的挑战，他们可能继承他的政权，因而加以拒绝。西北提出的类似要求也被拒绝，使那一地区本不统一的防御指挥更加无望。[84]
10月，当林彪的部队占领广州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首都重庆。蒋介石于11月中旬重返那里的政府。随着1949年秋季人民解放军第一和第二野战军向西南挺进，蒋将政府残余部分从重庆迁往成都，接着又在12月9日迁往台湾。李宗仁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抵抗政府的计划化为泡影。当蒋介石到达重庆时，李宗仁离开了那里，并拒绝返回。李去了香港，后于12月初离港治病，流亡到美国。台湾成了国民党约200万支持者的避难所，其中包括50万残存的蒋军部队。
正当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残余部分逃往一个个城市，寻求最后的停留地时，一个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北平筹备。它于9月21日至28日召开，来自中共、民盟、其他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的66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等议案，并于9月27日确定北平为正式首都，将其名称正式改回北京。四天后，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人民共和国成立。
对于美国来说，它1944—1945年以来的对华政策的明显窘况，现在已经消除。美国的国民党盟友遭到失败，而同新的共产党政府的任何关系的基础也几乎被摧毁。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和解的时期是1946年，当时，马歇尔使团谋求使中共参加联合政府而作了调解努力。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人之间的距离随着这一努力的失败以及军事对抗的逐步升级而扩大了。美国人继续向国民党提供外交和物质支持，抛弃了中共将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想法。
实际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当这些年中国的内战与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扩张同时发展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全球背景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外交政策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假定是，欧洲是它首要的利益范围。因此，美国的绝大部分援助和关心便被导入杜鲁门主义、援助希腊、土耳其和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的方向。冷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美国的政治压力，阻止了向中共的任何实质上的倾斜。对赫尔利指责的越来越热烈的赞扬，表明了防止选择中共的种种强制力量。国民党领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管他们对美国来说是多么讨厌，美国除了支持他们之外别无选择。阻止向中共倾斜的同样势力，也阻止了完全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虚弱表明，给它撑腰需要巨大的努力。马歇尔将军在担任国务卿之后曾经告诫说，中国政府显然没有能力消灭作为中国政治威胁的中国共产党。因此，马歇尔于1948年告诫国会，为了继续进行任何此类努力，“美国必须大规模地，而且可能以不断扩大的规模为中国政府的军事努力承担费用，这样也为中国的经济承担费用。美国将不得不在实际上准备接管中国政府，管理它的经济、军事和政府事务”。这是极其巨大的工作，以致他感到不得不劝告不要这样做。他根据他的看法，提出唯一现实的可取办法，即有限的经济援助方案。[85]
最后的一种考虑，是从1946年前后开始占上风的估计，即国民党政府不可能消灭作为中国一股政治势力的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也没有力量在军事上打败政府。因此，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定让中国在文火上慢慢地煨，而把反共努力的主要矛头指向欧洲。于是，1947年5月，马歇尔使团在华期间开始实行的一个月的武器禁运被解除。但是，国民党人在五六月间提出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要求却遭到拒绝。取而代之的是，杜鲁门总统以调查团的名义，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美国驻华军队司令魏德迈将军派回到中国。1947年七八月间，即魏德迈来华一个月后，他在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国民党高官显贵们的一次会议上讲了话。这位将军对他们所领导的政府提出强硬批评，警告说，他们的生存取决于果断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不过，返回华盛顿后，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巨大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方案，并提出对满洲实行国际托管，以遏制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86]国民党方面轻蔑地回绝了魏德迈的改革要求，而杜鲁门政府出于对积极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否决了他的军事援助建议所要求的派遣一万名军官到中国的意见。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有限援助的政策，似乎是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尽管它已被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国会中热心经济的成员这两方面的种种要求弄得错综复杂。但是，既然有眼前的这些约束，便合乎情理地做出了反对扩大干预和同意有限援助的基本决定。
当然，这种有限援助的政策最终并没有使任何人满足，也没有任何收获。它不能延缓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上的灾难。它还受到那里非共产党的反战运动的谴责，说这是美国人不顾中国利益，想通过继续支持不思改悔的蒋介石以牟取其自身利益的努力。然而，过错与其说是出于这一政策本身，不如说是出于作为这一政策基础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错误估价，以及导致这些估价的那些主要假定。因为这一政策是在错误地预测共产党人获胜机会的基础上制定的。流行的看法是，如1948年马歇尔告知国会的，政府不能打败共产党，而共产党实际上也不可能打败政府，美国公众对后一种可能性从没有思想准备。美国的决策者们好像也从未仔细考虑过中国可能被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党派统治，或者国民党由蒋介石以外的任何人领导。在1948年晚期的三大战役之后，甚至当蒋介石都承认其失败的必然性时，美国的外交家们才转而把南北分治的打算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关于中国内战的被期待的方案，因而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持久的僵局。
国民党政府的虚弱对所有观察家来说都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但共产党的实力却不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想对这种情况加以说明的美国外事处官员的代言人，在赫尔利事件后都保持沉默；在随后的内战年代，共产党统治区内没有美国的外交观察家。与此同时，对可能的危险的反感，甚至似乎阻碍了对此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因为把这种思考归入了颠覆活动的禁区。因此，美国人最根本的失败，就是放弃自己根据与自己不同的任何条件去考虑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的能力。这样，他们就不可能估计到共产党可能占上风，更不了解其原因是什么。结果，他们也不真正了解国民党政府在打败其敌人之前所必需进行的变革；或不真正了解实现这些改革所必需的时间，即使有进行改革的愿望；同时也不了解当国民党政府明显缺少这种愿望时，美国如何才能激发起这一愿望。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美国外交急件，当它们对总是“迅速恶化的形势”的权宜补救办法进行评价时，其中不知不觉表现出来的悲观绝望语调，表明了对以上所有考虑缺乏理解。这一失败导致了多年对“失去中国”的痛苦而无济于事的反责，让个别美国人对此负责，似乎中国是他们失去的。
然而，在后来的几年里，人们终于能更冷静地思考这一事件了。由于中共领袖在20世纪40年代同美国建立官方联系的各种尝试变得更广为人知，于是便出现了大量关于“会是怎样”的推测。这些尝试包括，毛泽东在1944年对迪克西使团的声明；1949年夏邀请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以及周恩来以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科恩为居间人，在同一时间对美国人所表现出的格外接近。[87]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这类表示都没做出积极反应。但是，在他们之间除了一种沟通渠道外，是否还能有任何其他举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不管怎样，存在这种更大的可能性按假定看是合乎情理的。美国的决策者及其国内舆论，由于全神贯注于苏联不断扩张的势力和出于对共产主义不能缓解的担心，在50年代初的麦卡锡时代，他们不想进行更灵活和经过选择地接近中国新政府的尝试。而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也不想用过多的力量使自己置身于这一时期不断加剧的冷战的紧张状态之外。左右着当时美国外交报告和舆论的不肯妥协的反共论调，与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的中共官方声明刺耳的反美主题，是不相上下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姿态凑在一起，表明分歧很大，需要二十多年的时间才能消除。
[1]即民主运动。——译者
[2]《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77—581页。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集》第4卷，第1155—1164页。
[3]何应钦当时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译者
[4]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7、20日和10月5、6、22日。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567—568页。
[5]《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576、577页。
[6]同上书，第612页。
[7]《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81页。在中国别的地方投降的120万日本军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归于政府军。
[8]《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96—604页。
[9]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232—233页。李宗仁后来说他提出的不要派兵到东北的意见未被重视（《李宗仁回忆录》，第435页）。
[10]赫尔利最初对外交官员的责备是在他的辞职信中提出的，重印于《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581—584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722—744页。关于这一不光彩事件的现在可以利用的著作有：柯乐博：《目击者和我》；小约翰·佩顿·戴维斯：《落后的龙》；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小E.J.卡恩：《中国通》；加里·梅：《代人受过的中国通》；谢伟思：《亚美论集》；罗斯·Y.柯恩：《美国政治中的援华院外活动集团》；和斯坦利·D.巴克拉克：《百万委员会：“援华院外活动集团”政治，1953—1971年》。又见肯尼思·W.雷亚和约翰·C.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1946—1949年》。
[11]莱曼·P.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第1卷，第353—354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358页。
[12]关于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的谈判，见《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9卷，第1—130页。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产生的协议的破坏，同上书，第131—177、177—341页；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8—68页；张君劢：《中国第三势力》，第142—222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317—345、375—381页。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的英译文载《中国的政府与政治》附录D。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46年3月全体会议的决议和新闻报道。载《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610—621、634—639页。
[13]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49—63页。
[14]柯乐博：《20世纪的中国》，第267—271页；莱昂内尔·M.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1945—1949年内战史》，第77—82页。
[15]约翰·鲁宾逊·比尔：《马歇尔在中国》，第330页。
[16]关于最近出版的专著提到这种看法，见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国民党中国的衰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9—1950年》，载多萝西·博格等编：《不确定的年代》，第63页；以及同一作者：《屈辱的模式》。
[17]《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225—229、311—312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第527—721页各处；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29—430页。
[18]《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卷，第735页。
[19]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20]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3卷，第544页。
[21]《和平日报》，上海，1946年11月13日。
[22]乔治·H.克尔：《被出卖的台湾》各处。
[23]《中美日报》，上海，1945年11月20日；又《时事新报》，重庆，1945年9月12日；《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9月12日；《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11日。
[24]《密勒氏评论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13页。
[25]事例见刘长胜等：《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研究资料之二》各处。
[26]《新闻报》1946年6月12日；《时事新报》1946年6月14日；《大公报》1946年6月19日；《文汇报》1946年7月9日。四报均在上海出版。
[27]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72—73、350—352页。
[28]《大公报》，上海；《中华时报》，上海，1948年11月2日。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57—360页；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172—202页。
[29]《大公报》，上海；1946年8月30日；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第63—65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第244页。
[30]国民党CC系头领陈立夫在同鲍大可谈话时发表了这种看法（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之中国》，第50页）。
[31]关于校场口事件由谁负责的一般为人所接受的看法，见约翰F.梅尔比：《天命》，第88—89页。关于国民党右派对校场口事件的说法，见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4卷，第1585—1587页。
[32]钱端升：《军人跋扈的中国政府》，香港《时代批评》，1947年6月16日，第2—3页。关于后来基于同样假设的学术论述，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
[33]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年9月7日，第3—4页。
[34]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年10月25日，第5页。
[35]储安平：《中国的政局》，第6页；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1947年4月5日，第7页；周锺岐：《论革命》，《观察》1947年1月25日，第10页；余才友：《论今天的学生》，《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18页。
[36]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0页。
[37]黎玉：《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
[38]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229—277页。
[39]毛泽东：《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8页。《五四指示》直到80年代初才发表，并证实是刘少奇起草的。
[40]徐运北：《参军运动简报》，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69—74页。
[41]这一战时支援工作的要点根据日本投降后对山东解放区立即公布的三个布告：《山东省人民自卫队战时勤务动员办法》（1945年8月17日），《战时人民紧急动员告要》（1945年8月18日）和《民兵县大队工作告要》，均载《山东省政府及山东军区公布之各种条例纲要办法汇编》，第18—26、40—42页。
[42]例如新华社延安1946年11月9日电（译文载《参考消息》1946年11月10日）和新华社发法新社记者西德尼·里顿伯格1946年12月5日电（译文载《参考消息》1946年12月6日）。
[43]《宋任穷同志6月15日在中央局党校关于政治工作的报告》，第1—2页；以及编入《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69—70、55、63—64页上的几个报告。农民要留在新分到的土地上的愿望也在周立波关于东北土改的小说《暴风骤雨》中得到着重描写。
[44]李振阳：《嘉济边游击区土改的几点体会》，《工作通讯》第32期（游击战争专号），第15页。
[45]《关于贯彻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14页。
[46]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7页。
[47]内战时期土改运动目击者的一流著作是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录》。
[48]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353—354页。
[49]同上书，第196页。
[50]《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202页。
[51]范斯莱克编：《马歇尔到中国的使命》第1卷，第407页。
[52]1945年8月，延安《解放日报》的报道中曾使用“各路解放军”的说法，但一般仍沿用八路军、新四军名称。1946年9月，《解放日报》社论和同年10月中共中央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使用“人民解放军”一词。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用了“人民解放军”这一名称；同年2月10日，朱德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签署命令。——译者
[53]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1198页。
[54]《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卷，第231—233页。
[55]区党委：《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与准备游击战的指示》，1946年11月20日，《工作通讯》第32期（游击战争专号），第49—50页；又，区党委：《冀鲁豫五个月来游击战争的总结与目前任务》，1947年2月2日，《工作通讯》第32期，第37页。
[56]关于这些事件的一个目击者的报道，见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213—274页。
[57]《冀鲁豫五个月来游击战争的总结与目前任务》，第42页；《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与准备游击战的指示》，第48—52页，《潘复生同志在地委组织部长联席会上的总结发言》，1947年3月8日，载《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38页。
[58]张尔：《九个月游击战争总结与今后任务》，1947年5月，《工作通讯》第32期，第19页。
[59]《美国对外关系，1946年》第10卷，第235—236页。
[60]关于松花江攻击初期的叙述根据以下记载：《中国内战，1945—1950年》，美国陆军部军史局翻译，第81—83页；《中国的军事战役，1924—1950年》，W.W.惠策恩、帕特里克·杨和保罗·赖译，第125—129页；威廉·W.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年》，第306—309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26—27、36—37、49—50、88—89、130—131、134—137、157—159、166—168、171—173、178—181、192—193、195—196、198—199、203、208—212、214—217、240—241页。
[61]马占山1946年9月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1947年8月改任松北绥靖公署主任，1948年8月，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译者
[62]《李宗仁回忆录》，第434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141—142、144—145、211—212、232—235页。
[63]钱邦楷：《东北严重性怎样促成的？》，《青岛时报》1948年2月19日，《观察》1948年3月27日第16页转载。
[64]张灵甫之死，其说不一，一说自杀身亡，一说中弹身亡，一说为一贪得张手表之解放军战士击毙。——译者
[65]《中国内战》，第86—99页；又《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39—145页；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230—239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27、58—59、68—69、72—73、171—172、244页。
[66]毛泽东：《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9—1230页。
[67]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3页注（一）；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174—176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269—270页。
[6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3页注（三）。
[69]李子静：《晋南解放区的斗争情形》，《观察》1948年3月6日，第15页。
[70]《中国内战》，第144—153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45—152页；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第168—177页；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1页注（四）。
[71]《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257—258、270—271、287—288、290、298、302、306—308、315—320、356—358、362—363、373—380页。
[72]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3页注（二）；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310—311页；《中国内战》，第121—124页；《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第403—404、411—415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1—4、8—9、22—24、26—27、36—37、58—59、65—66、86、93—95、97—99、103—106、115、121—122、127—128、143—145、152—153页。
[73]《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25页。
[74]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312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340—343页。
[75]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第177页。
[76]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5—1302页。
[77]《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19—320、331—332页；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页注（二）。《中国内战》，第156—157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58—160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464、467—471、478、480—486页。
[78]重新评价林彪1949年以前的军事经历，发生在1974—1975年，是全国批林运动的一部分。这方面的批判，见《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9期，第19—26页和1975年第8期，第18—22页；《红旗》1975年第1期，第39—44页；《历史研究》1975年第1期，第24—30页。
[79]《中国内战》，第124—129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55—157页；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7—1342页；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312—319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457—458、463、469—470、474、477—487、486—487、501—504、508—509、520、522—525、527—532、537—538、548—549页。
[80]《中国内战》，第142—144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65—167页；毛泽东：《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7—1371页；《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7卷，第532—535、557、592、638—640、643—650、663—673、680—681、691—693、700—705、723—725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19、30—31、36、44、46—59、71—72、75—77、87—88、98页。
[81]惠策恩和黄震遐（音）：《中国统帅部》，第178—186、240—243页；西摩·托平：《在两个中国之间的旅行》，第24—48页；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5—1357页；《中国内战》，第157—160页；《中国的军事战役》，第161—164页。
[82]《蒲立特给对外经济合作（中国）联合委员会的报告》，第80届国会，第二会期（1948年12月24日），第12页，引自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491页。
[83]《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32页。
[84]《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280—288、290、293—294、327—328、476—477、489、493、552—553页；《李宗仁回忆录》，第517—528页。
[85]《中国问题白皮书》第1卷，第382—383页。美国对中国的有限援助政策的分析，见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349—493页。
[86]《中国问题白皮书》第2卷，第758—814页。
[87]关于迪克西使团，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关于北平方面的邀请，见托平：《两个中国之间的旅行》，第81—90页；邵玉铭：《司徒雷登与1949年美国—中共和解》，《中国季刊》第89期（1982年3月），第74—96页；《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第766—770、779、784—785、791页；关于周恩来同美国外交官的接近和同英国外交官的接近：同上，第357—360、372—373、388、389、397—399、496—498、779—780页；埃德温·W.马丁：《周恩来外交新方针》，《外事杂志》1981年11月号，第13—16、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