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10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10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即使条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
尽管有种种对国家不利的条件，在这10年中还是有进步的。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稳操政权，从而出现了自1915年以来政治上从未有过的稳定。经济正在好转；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种种运输及工业计划；货币比以前更统一了。许多中外观察家认为，国民党人仅用10年就扭转了分裂的浪潮。例如，美国大使内尔森·T.约翰逊在1937年4月写道：“观察家……不会不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89]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大约同一时间，特别提到“中国人自己及全世界对中国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渐增长，这种信心的基础是最近几年取得的显著的稳定发展，以及关于政府和私人事务的政治、财政及经济行为都有改进”[90]。
然而，产生这一渐增的乐观情绪的条件，很具有近期收获的性质——战争爆发前出现还不到一年——历史学者若武断地坚持那些条件必然预示该政权的长期成功和稳定，那将是愚蠢的。例如，经济形势的改善与中国天气难以预测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建立管理通货引起的通货膨胀的趋势所固有的不稳定性有直接关系。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军事统一也极脆弱，这一点后来在战争的年代变得非常明显而令人痛心。此外，蒋介石的声望来自他公开声明的抗日决心，而不是由于这个政权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换句话说，中国的新心态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暂的现象造成的。透过那些表面特点去观察，人们看出即使在南京10年之末，这个政权依然是国家复兴的一个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机构仍然腐败无能。政府机关充满因裙带关系而任命的人，他们很少有任职资格，不过让政府机构充满冗员和谋求私利的人员而已。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迟至1936年9月，蒋介石还悲叹官僚机构无能，他说：“如果我们不清除当前机构的腐败、受贿、敷衍塞责和无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洁、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会很快起来反对我们，像我们过去反对满清一样。”[91]
官僚机构中的一些文职领导人是受过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别是1935年以来，蒋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银行家、记者和知识分子如张嘉璈、翁文灏、吴鼎昌、蒋廷黻招揽到政府中来，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较进步。然而，这批新人对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很小。而那些事实上控制政权的人，却很少了解如何妥善处理社会及经济复兴的任务。何廉在1936年成为蒋介石的一名亲近的政治和经济顾问，他回忆说：“发现位居高层的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人们只能感到惊讶。”[92]这些位居高层的人们有些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但是，他们往往几乎只面向城市社会的现代化部分。因此，他们对农业地区的问题或潜力了解得很少，而农业地区构成了国家的灵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和预算专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在运输及工业发展的方案中发掘出任何动力，该如何动员农业部门的资源——它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3。
军方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握有最大权力，并且决定政权优先考虑的事。因此，无论文职行政官员多么开明，他们也只是军方的工具。军人往往远不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和/或腐败，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93]。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94]。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做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例如，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1932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95]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见。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法。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题。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着大约相同的水平。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不过，到20世纪30年代，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30年代也已急剧扩大。例如，在1935年，中国约54%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96]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97]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产党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共产党。但是，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共产党又已经显示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1]黑手党——20世纪初，一些在美国的意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组织。——译者
[2]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0页。
[3]《晨报》1928年1月11日。
[4]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10月），第102页。
[5]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33—199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1—333页；阿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国》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57—59页。
[6]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4页。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实际成员约1万人。见江上清：《政海秘闻》，第72页。
[7]江上清：《政海秘闻》，第68—73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40—152页；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78—190页。
[8]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第64—79页；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158—159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第96—131页。
[9]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27—29页；《中华年鉴，1929—1930年》，伍德海编，第1163—1173页；迈纳：《浙江》，第64—79页；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158—159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144—166页。
[10]《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1170页。
[11]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第325页。大多数选举的代表是海外华侨。所以，事实上只有1/10的选出的代表是代表国内各地党部的。
[12]《益世报》1929年3月21日；《反蒋运动史》，第46—47页。
[13]政治委员制度在1932年初重新设立。见小约瑟夫·H.海因莱恩：《政治战：中国国民党模式》，第268—330页。
[14]《北华捷报》1928年4月14日，第48页。
[15]例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24日），第3—5页；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31日），第5页。
[16]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第53页；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572页；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140页。
[17]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75、147页。
[18]李友华：《地区和国家：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1925—1937年》，第117页。
[19]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5页。
[20]《中华年鉴，1931—1932年》，第529页。
[21]同上书，第530页；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第205页。
[22]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439—444页。
[23]此日期有误，应为3月7日。——译者
[24]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18卷，第10—11页；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295页；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96页。
[25]H.欧文·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年》，第232页。
[26]《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629页。
[27]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7—18页。
[28]复兴社重要发起人之一的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中说：“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并无其他名称。后来社会上有蓝衣社的传说，它的由来是这样的：
“南昌行营……主任秘书是刘健群……于1932年3月间到南京来……由我和桂永清两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蒋介石……任命刘为军委会政训处长……筹办了军委会政训班……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的一点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 ‘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对于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过之后，未加可否。他没有取得蒋介石和南京总社的同意，就擅自印发给学生。（复兴社总社）训育组知道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
“1932年10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长，率队北上。刘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所写的那本小册子。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 ‘蓝衣社’，并有人认为 ‘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他也乐得以此作为自我宣传而出名。不久，先在广州，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传开了 ‘蓝衣社’。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况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但已收不回来了。”见台湾《传记文学》第59卷第4期。——译者
[29]《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蒋总统言论汇编》第10卷，第50页。
[30]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第139—145页。由于政府形式上隶属国民党，由于实际权力常常在党、政府和军队的不确定的关系之中，本章常常宜于使用国民党政权而不使用国民党政府。使用政权一词并无贬义。
[31]行政院下面未设过商业部，曾设工商部和实业部。——译者
[32]何廉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译者
[33]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60页。
[34]美国，国务院文件893.00/12824，高斯致约翰逊，1934年9月16日，第1页。
[35]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第221页。
[36]王成（音）：《国民党：道德堕落的社会学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53年），第150页。
[37]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4页。
[38]约翰·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
[39]《北华捷报》1930年5月20日，第297页。
[40]刘振东：《中国出路问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第2页。
[41]例如，见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19—123页；小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民》，第187—201页。
[42]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507—508页。
[43]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161—207页。（译者按，此书有中译本，题为《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蔡静仪译，李臻校，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一项最近的研究详细地表明，上海地区纺织厂主对于国民政府绝非无能为力，但是他们也不控制政府。见里查德·布什第三：《国民党中国的工业和政治：国民党政权与长江下游的中国纺织厂主，1927—1937年》。
[44]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167—242页；孔斐力：《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诸问题》，转载于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84—298页。
[45]陈敦正：《动乱的回忆》，第29页；陈少校：《黑网录》，第290—291页。然而，陈立夫否认这样一个团体的存在。见淑文：《陈立夫谈CC》，《新闻天地》第20期（1937年2月1日），第13页。
[46]见前译者注：康泽：《复兴社的缘起》。
[47]《蓝衣社之组织及反满抗日之实例》，载《蓝衣社资料》，第11页。
[48]中华复兴社仅在1935年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大学学生中发展成员；童子军限于初中和小学学生参加，中华复兴社未在初中和小学学生中发展成员。——译者
[49]没有军事调查统计局，应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前后成立过两次。第一次成立于1935年，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由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改组而成，第二处由戴笠所控制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改组而成，第三处为丁默村控制的邮检处改组而成。第二次成立于1938年8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武汉进行改组；该局所属第一处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中统”），该局所属的第二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军统”）。——译者
[50]史量才为《申报》总经理，不是编辑。——译者
[51]刘健群访问记，台北，1969年5月27日。
[52]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0页。
[53][日]岩井英一：《蓝衣社调查》（日文），第37—38页。
[54]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1页。关于新生活运动，见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意识基础：反革命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4卷第4期（1975年8月），第945—98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66—70页。
[55]方治：《民族文化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日），第20页。
[56]看法对国民党人有利的研究是多梅斯和杨格的著作；对国民党人不甚有利的研究是田弘茂和易劳逸的著作，均已在上面引用。
[57]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486页。
[58]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1911—1938年》，第99—120页。
[59]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5页。
[60]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第66、69页；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第387页。
[61]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理事会：《理事会技术人员关于从任命日直到1934年4月1日为止在中国使命的报告》，第18页。
[62]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89页。
[63]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217页。
[64]从载在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37、439页上的数字计算出来。（“建设”是用来表示经济发展的术语，见杨格著作第77页。）
[65]高廷梓：《中国经济建设》，第122—123页。
[66]何廉：《改造中国农业的最初尝试，1927—1937年：评论》，载薛光前编：《紧张的10年：中国建国的努力，1927—1937年》，第235页。
[67]W.L.霍兰德、凯特·L.米切尔编：《太平洋诸问题，1936年：太平洋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成果》，第166页。
[68]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期（1935年7月1日），第134页。
[69]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第10、35、40页。
[70]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190—194页。
[71]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168页。
[72]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10卷第46期（1933年11月20日）文章，第4页。
[73]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310、396—399页。
[74]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119页；艾布拉姆·伯格森：《苏联计划经济》，第84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年》，第367页。
[75]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年》，《经济史杂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3月），第73—81页。
[76]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亚洲研究杂志》第16卷第2期（1957年2月），第220页。
[77]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163页。
[78]同上书，第317页。
[79]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211—212页。
[80]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年》，第188—190页；布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治》，第250页；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155页。
[81]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第66—67页。
[82]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20页。
[83]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45—246页。
[84]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35—240页。关于（地质学家翁文灏领导的）资源委员会的秘密来历及国民党利用德国军事及工业支持的计划，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中的全面研究。
[85]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第259—260页。
[86]《纽约时报》1936年10月4日，第25页。
[87]《大公报》1936年12月13日，第1张第2版。
[88]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支点》，第142—148页及各处。
[89]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90]引自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19页。
[91]《北华捷报》1936年9月16日，第482页。
[92]何廉：《何廉回忆录》，第144页。
[93]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3页。
[94]同上。
[95]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召开过“国难会议”。——译者
[96]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第111—112、126—127页；让·谢诺：《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第48—49、66—70页；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第18—22页；费维恺：《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3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第339页。
[97]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