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危机
在1920年以前，观察农村情况的人，几乎没有谁对农业即将发生的灾难发出过警报。不论是查阅中国知识界的非官方的印象，还是查阅海关特派员——他们每年都热心地记录下他们供职的周围地区的情况——的官方报告，农业情况都在逐步向前发展，只是有时因歉收而减慢下来。就是在地方这一级上——偶有农村长期情况的仅有记录——也看不到农业生产或收入持续地有过较大下降。江苏省以租佃关系普遍、地租沉重以及佃户与地主间暴力冲突频繁而闻名，该省为财务管理做的土地记录表明，只是在1920年以后才发生收租和交纳土地税的大幅度波动，而在1890年到1920年期间一直是相对稳定的。[86]
可是在1920年以后，文字记录普遍显示，实际的困难困扰着农业。海关官员一直提到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运输和市场销售混乱，以及遍及全国广泛失控的水旱灾害。W.R.迈尔斯1931年从山东胶州报道：“回顾这10年（20世纪20年代），山东省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的和政治的灾难；多数乡绅逃往城市寻找临时的避难处，而较穷苦的阶级则迁徙到满洲。”[87]到1931年，农业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一项关于14个省，包括大约2.8亿人口和全国主要农业区的粮食问题的研究报告说，就需求而言，供应短缺5%。3[88]
危机的确定与叙述
这不仅仅是个农村人口暂时性的生存危机，而是一系列持续发生的混乱，结果产生了两种新现象。一方面，城市与农村发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分离，因而城市得不到从农村来的粮食和纤维时，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农村的苦难急速加重。大批人群从一个省迁徙到另一个省；饥荒，农民逃入城镇乞讨，妇女沦落，父母被逼卖儿鬻女，大量农村人口失业，农村普遍欠债和被迫出售土地，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上述论断。这些事从前是很少的，现在则是司空见惯。的确，粮食和棉麻的供应中断波及市场，进而波及城市和别的地区，在清朝也时有发生，但并非持续不断，不像1920年至1949年期间那样。尽管统计材料贫乏，谨提供我们现有的材料如下。
首先，在1921年至1941年间，中国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粮食。事实上，在这20年间进口粮食之多是空前的，因为农业生产和农村集市销售均遭到破坏，使大城市的粮价相对于其他物价上涨了，从而使得外国粮食第一次变得反而便宜一些。由表1可看出，在1886年至1920年间，每年净进口粮食在20万公吨至35万公吨之间。1906—1910年间进口粮食的增加，可以追溯到1907年超过80万公吨这一极高的进口量。在1880年以前，粮食进口有波动，但一直较低，可能每年在2.5万公吨以下。1886年以后粮食进口突然上升，是由于条约口岸城市的成长，以及华北铁路沿线内地新城市的建设。粮食逐渐从外国购买，直到农民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专业化生产为止。1920年以后，粮食进口急剧增加，在那10年里，每年进口接近100万公吨；然后，在1931—1935年间跳到200万公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粮食进口再一次跳跃；但1941年后下降，当时中国被封锁于国际贸易之外，国内的农业资源也由纤维和特种作物转到粮食生产。在饱受战争创伤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仅能自给。总之，我们的外贸统计表明，1920年以后，中国比先前任何时期更加依赖外国的粮食。
表1 中国年平均粮食进口和出口（公吨）1867—1949年a
续表
a粮食进口包括稻谷、小麦和面粉；粮食出口包括高粱、小米、小麦和面粉。1867年到1949年之间资料单位为担，以20担＝1公吨的比率换算为公吨。
资料来源：1867年至1949年间的资料来自萧亮林（音）：《中国外贸统计，1864—1949年》，第32—33、83页。
虽然中国在1920年到1930年间的出口，比1890年到1920年间有更快的增长率，但这却不是农业出口的情况。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主要由农业原料制成的手工艺品的价值份额，在1920年、1925年和1930年，与1913年相比要低一些，并且下降了。[89]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口贸易中手工艺品、粮食和纤维的数量与前20年相比，是停滞和下降的。
与前10年相比，20世纪20年代价格结构上也开始变化。在1913年至1920年间，南开大学44种粮食商品的价格指数上升了，但是与同期综合物价指数上升的比率相同。此外，粮食与纤维、金属、燃料和建筑材料之间的相对价格没有变化。然而在1925年至1930年间，粮食的价格比综合物价指数上升得更为迅速。[90]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价格的类似变化在上海和广州也能看到。[91]价格变化的这种趋势，深刻地反映了20年代主要城市粮食短缺的状况，比前几十年更为严重，这也证实在这10年间从农村运往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下降了。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农作物统计不可靠，因为作物播种面积明显少报，而产量测算来自很小的样本，可能完全不能代表全国。假定在20世纪20年代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转向出口贸易，可以想象粮食和纤维的综合农业产量，在这10年里围绕固定的趋向线波动，但是除了贸易趋势以外，确证是不存在的。然而在1929年至1937年期间，情况更为清楚，粮食和纤维的产量是停滞的，仅围绕稳定增长的趋向线波动。[92]在1937年至1949年间，农业总产量，包括牲畜和特种作物下降了，但是在这期间粮食的产量可能很好地保持了稳定。[93]原因在于农民把他们的资源从生产特种产品和牲畜，转向维持生活必需的粮食产量。
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完整，看来似乎有一个明确的趋向，1920年以后供应外贸和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与1920年以前相比要少一些。而且1929年以后粮食的生产全然停滞不前。有大量的资料记述了农村经济状况长期内普遍恶化，短暂地恢复后又进一步恶化，据推测总的模式是大多数人的社会经济福利下降了。在这30年间造成农村市场更为不稳定有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需求结构的变化是迅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能迫使经济组织把土地和劳力资源分配到其他用途。如果资源所有者不能像需求变化前那样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农户的收入就会下降，土地和劳力就会闲置，资金就会从农业抽走。
第二，农户的资源或收入无偿地或以低于现行交换价值的价格被占用，使得农民不得不减少其开销和积蓄，因而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和交换。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家或军阀的军队征收新税、没收农民资财，或征集农民劳力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时候。
第三，是市场对农村经济组织的产品总需求的突然下降。这种总的市场需求下降可能来源自白银出口，和随之而来的货币供应短缺。通常这会很快地伴随货币周转率下降，而后者又对所有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市场需求下降也由于因军事行动而丧失重要市场，或破坏了贸易和运输。经济组织于是被迫举债或出卖财产，以支付生产费用。清理财产常常带来对财富重新分配的要求，这又使收入和土地所有权分配模式更不平等。
最后一个原因，是市场活动因经济组织对自然灾害不能预防，或无法自卫而遭到破坏。洪水和干旱，迫使农民降低销售，使下一季庄稼的种子退化，驱使许多人到别处寻找工作，甚至引起饥馑。一个地区余粮的最终下降，严重影响与正常贸易地区的交换，以致农产品的价格以及粮食和纤维的分配都受到不利的影响。
造成市场不稳定的这四个因素发生在1920年后的不同时期，强度也不尽相同。使它们的冲击不同于前几十年的原因，是国家和私人的经济组织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从前一次爆发的市场不稳定中摆脱出来，就被另一次市场不稳定所压倒。正是由于农村市场的不稳定更加频繁，农民在这30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我们不妨查阅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对造成市场不稳定的原因及其后果作一简要的考查。
20世纪20年代
1924年以后，至少有七种主要的出口手工产品开始在数量和价值上下降了；另外六种既没有增长，也没有下降。[94]最重要的手工业——养蚕业和织布业——在这10年中下降了；其他农村工业如刺绣、地毯编织、草编、高档花边、榨油、造纸、茶和糖生产，也下降或停滞。影响养蚕业和织布业需求的变化，有必要评论一下。首先，合成纤维开始取代中国丝，而中国丝曾长期用于生产在西方主要市场出售的服装。1923年至1930年间，中国丝在纽约的价格下降了67%。[95]这一更替迅速减少了浙江、福建、广东外贸公司对丝线和绸缎的需求。[96]此外，合成纤维大量输入中国，以致逐渐把国产丝从杭州这样的市场排挤出去。[97]西田伯太郎，一个丝织业的日本考察者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期，增长的合成纤维对中国的出口，是“最近期间”对萧条的中国丝织业的又一个严重打击。依他看来，这已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丝生产国。[98]
中国的棉纺业也未能逃脱困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棉布价格上升给新的农村织布中心带来了繁荣，商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织机和棉纱以扩大布匹的生产。但是1920年以后，外国棉织品重新开始与手工布（土布）竞争。[99]在天津和青岛的日本纱厂，以前把他们的大部分棉纱卖给中国商人，由他们提供给织布中心。但在1920年至1924年间，这些纱厂里的机械化织布机增加了三倍多。到1924—1925年，这些纱厂已开始生产优于土布的机制布。当日本纱厂在口岸城市扩大生产时，中国纱厂仅能维持，受困于工人罢工、经营困难和缺少周转资金。少数像潍县（山东）那样的织布中心，设法获得了便宜的机纺棉纱供手工织布的需要，还能继续经营下去。但是这损害了别的像高阳（河北）那样的织布中心，它们廉价销售。[100]1926年高阳仅生产了544125匹布，而1921年却超过100万匹。[101]其他织布中心也受到同样的影响。[102]
这一时期引起市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可能是内战。1924年至1927年发生了恐怖的暴行，使千百万农民遭难。明争暗斗的军阀们向农民征收各种新税和派款——这一负担又由于铁路阻塞和贮藏设备减少造成销售下降而加重。[103]就是在1916年，22省中也只有9个省断断续续地爆发战争，但是在1925年至1928年间，暴力看来严重影响了大约15个省。[104]山东遭到特别沉重的打击，每年有几十万农民由于害怕丧命而逃往别的省份。一份日本人对这一时期军事活动和农民自卫组织的研究报告，描绘出一幅各阶层遭受恐怖和苦难的情景。
不仅到处有纵火、偷窃、强奸，犹如野兽在肆虐，而且谋杀和绑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此外，征集的军粮被匪帮们抢走之后，各种军阀部队又强夺更多的粮食。就这样，同一个地方的农民遭到外来者接二连三抢劫。土匪和军阀的队伍逃走时鸡犬不留。人民流离失所，无以果腹，处境极为悲惨。他们离弃自己的家园；老人、青年和妇女都在向满洲和南方逃去。移民潮水般向外涌去；不管时光怎样流逝，同样的情况仍在继续。[105]
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各个省份，其严重与频繁即使在古时的中国也是不平常的。1918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万人丧生，317个县的庄稼严重受损。同年2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106]次年，台风袭击汕头；第三年，12个省份经受水旱两种灾害。到1924年和1925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冲击加重，因为大量劳力被投入战争，不能动员起来准备自救。云南在遭受严重地震后又遇洪水。另有六个省的庄稼遭受虫灾，洪水在黄河流域泛滥。[107]
这些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108]国内的许多地方农田荒芜。灾难的受益者是军阀的军队，他们的队伍由于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而膨胀起来。这些军队里的乌合之众和歹徒，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麇集在一起，掠过乡村，破坏沿途的一切。这个国家的主要粮仓之一的湖南，实际上停止了向长江下游的城市运送粮食。[109]
所有这些发展造成了普遍的农村失业。粮食进口突然增加，以供养大口岸城市。尽管政府的就业统计是极不可靠的，但它提供了灾难的一些征兆。据报道，1925年失业人口超过1.68亿，估计其中8700万是农民和乡村劳动者。[110]稻米、小麦、面粉、烟叶和原棉的进口自19世纪70年代即有增加，但是速度很慢。然而1921年以后，它们的进口量达到空前的水平。在1921年和1922年间，稻米的进口量一度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间几乎又增加一倍。更令人吃惊的是，1923年至1924年间小麦进口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间增加七倍。面粉和原棉的进口也出现类似的猛增。[111]
南京十年
正当农业危机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时候，国民党和它的军队打败了北方军阀。1928年和平降临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与此同时，气候也变好了，带来了丰收。但是新的困难又摆在前面。虽然零星的战争还在一些省份继续进行，农民交纳的税收也较重，但是这些对农业人口不像1932年至1934年间某些事件那么令人不堪。从1921年到1931年，当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的打击下而步履维艰时，中国却受益于它的银元贬值，从而在出口的数量上和总值上都有提高。[112]第一次打击随1932年失去满洲市场而来。第二次打击在1933年至1934年接踵而来，因为美国提高银价之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出口下降，银根激烈紧缩，商品价格暴跌。结果农村经济大规模萧条。
丝织和棉纺手工业原已深深陷入困境，在1932年至1935年间又遭到特别严重的打击。“失掉东北市场对于绍兴（浙江）丝绸的销售有极大的影响：1931年丝绸的产量是15.6万匹，每匹价32元，总值为507.52万元。这与1929年相比减少了4.3万多匹，损失超过200万元。”[113]日本人占领满洲后，他们提高了进口税。这一行动，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有效地阻断了从烟台（山东）进口丝绸”[114]。大连和整个南满的棉布进口商不再从中国市场购进棉布。对河北的饶阳、定县、玉田、灵寿县和江苏的通州、常德[115]县，后果极为严重，足以使整个棉纺织业受到很不利的影响。[116]村民对纱厂的棉纱需求锐减。
在1931年和1932年，当世界贸易开始紧缩时，中国手工制品出口也是如此，其中包括丝、特种丝织品、棉布、草编、纸、瓷器、毛竹、油料和麻布；这些品种一起构成了出口总额的大约50%。农村劳力大量用于提供这些产品，手工业品收入下降使农户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消费。至1936—1937年，这些手工业品的出口，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值上，仍远低于1930—1931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它们的价格比粮食价格下降得更快。[117]在1931年至1934年间，天津和上海的茶、烟、酒、牲畜、粮食、棉制品和油料的价格指数持续下降。不久产地的价格也下降了，农民们很快发现较低的销售价格不敷他们的单位生产成本。1934年陈翰笙的报告说，广东农民毁掉桑园，以致桑园面积下降30%以上。[118]一项研究茶业的报告表明，该作物面积的下降相似。[119]棉花生产的经济状况对农业人口来说，也同样令人沮丧。
近来，（1932年左右）世界经济崩溃更为广泛，已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国主要的棉花市场遭到世界棉花市场状况的严重打击，以致在我国各个棉花市场上生产成本都得不到补偿，因为在市场上买方已经下降。[120]
同一资料来源，继续描述了陕西的棉花生产成本如何超过了市场价格的三倍。湖北和浙江棉花价格暴跌，也榨干了处于居高不下的成本和市场销售下降之中的农民。
但并不只是世界贸易的收缩摧毁了农村经济。1932年大量的银元开始从内地流向沿海城市，这是一个由美国银价上涨引起的金融资本流出农业的前所未有的动向。这正好发生在农村经济亟需贷款的时候。伴随着白银的外流，农业投资利润率急剧下降。1932年至1933年，上海的银行存款增加了一倍多。[121]
农民们还得忍受另一个打击。过去中国不同地区因为旱涝灾害而遭受周期性的歉收时，地方官员有责任开仓放粮，或从外省购进粮食。但在这一时期，行政权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成功地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些地区甚至开始出现饥馑。1933年一个中国农村调查团来到陕西，在日志中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7月4日（1933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府从这块地上收税。今年三月农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五月以来，他们除了草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们还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现在正在收割小麦，他们才见到面粉。他们将面粉与麦糠混在一起，加上水做成汤，称为“盆汤”。一个人一顿吃不到两块面饼，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7月15日。小唐村比别的村庄更穷得多。在1928年秋，这个村就有农民饿死。这个县小麦的价钱，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县城的城门紧闭，以防农民进入。城里人担心一旦农民进得城来，他们就会偷走一切。[122]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在许多农村地区是常事，这与列区荷芬和金所描绘的乡村多么不同啊！
在1931年至1933年间，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引起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极其复杂；许多人家把有钱人的地位让给了别人。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江苏、浙江、云南和广西的17个地区，抽样调查了15.5万户。抽样涉及的时期是从1928年至1933年。委员会发现，在八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增加了，在四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减少了，有五个地区没有变化。[123]抽样还发现，富裕人家在14个地区减少了，仅在三个地区有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还获得工资收入的中等人家数，在13个地区下降了，在三个地区有增加，另一地区保持不变。贫穷的户数——指的是收入主要来自工资的人家——在17个地区的14个中有增加。许多富裕家庭既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经济地位。对获得土地的较深入调查也表明，江苏许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这一水平的人家总数下降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所有的土地。[124]在1928年至1933年间，土地分配究竟变得怎样不平等，也许永远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席卷农村的市场不稳，而不是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战争年代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在以后八年里，中国人与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其后，在和平终于到来之前，他们又不得不经历了四年自相残杀的内战。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不仅损失许多正常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也要冒丧失将来生产能力所依靠的资本的风险。战争的时间越长，要求人民为填补损失或消耗掉的资本作出的牺牲也就越大。生产和经济组织的破坏，伴随着社会的变化，使人们逐渐无视道德和习俗，并趋向以强凌弱。
1937年，日本人对华北的入侵，吓坏了商人和放债者，他们关闭店铺相率逃命。如此众多的军队沿大路和铁路运动——中国人逃跑，日本人推进——很快引起征募农村劳力和征用他们的大车和役畜。在以后几年里，除了几次大的战斗外，中国北方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但是1941年以后，中国的游击战加剧，而日本人以大扫荡报复。战争对华北农村总的影响很难确定，因为对破坏从未进行综合调查。一位中国学者根据1938年至1943年间的地方性调查，试图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广泛影响做一个总的估计。
至于作物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由商品作物转向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是下降得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高粱是农家的主要口粮，日本军队阻止大规模地种植这种作物，以消除游击队利用庄稼地作为保护屏障。所以高粱的种植面积下降了。但是耕作总面积下降得很少。[125]
1939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1941—1942年总产量和单产量又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然后，从1942年开始，农业生产呈现严重下降。
在1943年以后，日本人强化他们的战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失去农时、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农民大力转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质量恶化，并使产量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可能从1940年到1942年的这三年是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农业最稳定、最好的时期。[126]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分。1938年和193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127]到1941—1942年，稻米、小麦和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1943年，许多迹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128]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1941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是非常严重的。[129]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1943—1944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了。
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1941年在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130]。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40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村普遍的残酷景象。
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占他们的3/4——只有老人、孩子和孕妇在地里正常劳动，大多数家庭才能够维持下去。[131]
在1949年和1950年，共产党的土改队来到北方农村，实地检查土改的进程。他们报告说，他们到达的每一个村庄，在1937年至1949年间，牲畜、农具、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在平原县（河北）[132]，1949年粮食产量仍低于1937年。[133]对山东省49个村的一次调查，发现1949—1950年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低于1931—1936年的平均水平。农具供应量也下降了，粮食产量也低一些。[134]
这些年的历史记录呈现出的农村贫困的惨淡情景，已被许多评论者加以说明——与我们在这一章前面部分提出的观点相左——作为情况从来没有什么不同，乡村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的证据。显然，农业中国为这30年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费迪南德·保罗·威廉·冯·列区荷芬：《中国旅行日记》，老原正雄译，第1卷，第139页。
[2]F.H.金：《四千年的农人：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不变的农业》，第233—234页。
[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10页。
[4]益子呈辅：《中国中部》，第29页。
[5]葛敬中：《五十年来中国农业史》，载梁启超等：《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第210页。
[6]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2页。
[7]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2卷，第68页。
[8]原文P’eng—te译音为彭德，河南省无彭德其地。据后文称袁世凯在Peng—te购买土地。根据中国文献记载，袁世凯所购土地系在河南彰德。疑原文作者以字形近似，误彰德为彭德。——译者
[9]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3卷，第22页。
[10]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部分》，《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2期（1965年2月），第18—19页。
[11]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的城市网和德川时代的日本》，第103—104页。
[12]艾伯特·马谢：《中国的贸易组织和贸易管理》，《美国经济评论》第6卷第2期（1916年6月），第309—323页，见第309页。
[13]东亚同文会编纂局：《中国经济全书》第7卷，第225页。
[14]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浙江建德县经济调查》第1卷，第6页。
[15]东则正编：《华中经济调查》第1卷第1册，第361页。
[16]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177—178页。
[17]吴华宝：《陕西永乐店的农业经济》，《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9卷第1期（1936年4月），第171页。
[18]W.Y.申：《中国山东潍县的农业类型，生产费用和年劳动分配》，《中国经济杂志》第3卷第2期（1928年8月），第653页。
[19]《中国经济杂志》（1927年11月），第921页；《中国经济全书》第8卷，第31—32页；《中国经济月刊》（1926年8月），第295—299页。
[20]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2页。
[21]原文如此。——译者
[22]W.Y.申：《中国山东潍县的农业类型，生产费用和年劳动分配》，第667页。
[23]见前有关彰德的译者注。——译者
[24]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第118页。
[25]实业部：《农业经营续篇》，第88—89页。
[26]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第293—294、291、306、297、295页。
[27]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58页。
[28]冯·列区荷芬：《中国旅行日记》，老原正雄译，第2卷，第79—80页。
[29]明恩溥：《中国农村生活：社会学研究》，第18—19页。
[30]甘博：《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第22页。
[31]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见第1、2卷附录。
[32]詹姆斯·W.海斯：《九龙的古老生活方式：郑沙湾村》，《东方研究杂志》第8卷第1期（1970年1月），第154—188页，见第154、157页。
[33]根岸勉治：《华南农业经济论》，第196—197页。
[34]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经济论》第1卷，第28—31页。
[35]阿部良忠：《安徽土地调查日记》，《满铁调查月报》第19卷第1期（1939年1月）第2部分，第129页。
[36]研究华北这种复杂的土地租佃制度的最佳成果是东亚研究所：《有关经济的中国习惯调查报告书：华北的租佃制度》。关于华中，见孙文裕等编：《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关于四川，见孟光宇和郭汉鸣：《四川租佃问题》。
[37]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2页。
[38]马若孟：《清代和民国时期满洲农村的社会经济变化：若干初步结论》，《现代亚洲研究》第10卷第4期（1976年），第591—620页，见第614—615页。
[39]景甦和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见附录。
[40]河地重造：《中国地主经济》，《经济年报》第18期（1965年），第48—124页。
[41]《新湖南报》：《湖南农村情况调查》，第48页。
[42]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调查部：《华北农村概况调查报告：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第62—63页。
[43]大公田（ta—kungtien），即族田。——译者
[44]陈翰笙：《广东农村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满铁调查月报》第15卷第6期（1935年6月），第175页。
[45]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栈》，见第5章。
[46]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17—21页。
[47]内田智雄：《中国农村之分家制度》，第413—414页。
[48]马杰里·沃尔夫：《台湾乡村的妇女和家庭》，第36页。
[49]岩佐舍一：《北满农村大家族分家之一事例》，《满铁调查月报》第20卷第12期（1940年12月），第66—95页。
[50]熊代幸雄：《华北农家之分家和土地之转移》，《农研报告长编》，第167—266页。
[51]牧野巽：《中国家族研究》，第10—11页。
[52]费孝通：《中国农民生活》，第27页。
[53]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习惯调查》第1卷，第236页。
[54]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农村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第9—10页。
[55]许烺光：《在祖宗荫庇下：中国农村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第249页。
[56]仁井田陞：《中国之农村家族》，第151页。
[57]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第4、5章。
[58]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第25—35页。
[59]费孝通和张之毅：《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第27章。
[60]马若孟：《中国的农民经济》，第153—158页；本书第5章。
[61]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19—332、333—336、343—367页。
[62]陈张富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第1—32页。
[63]马若孟：《传统农业中的合作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力耕作中的含意》，载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261—278页。
[64]马若孟：《近代中国的经济组织和合作：河北省邢台县的水利管理》，载《中国之政治与经济：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论文集》，第189—212页。
[65]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第399页。
[66]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页。
[67]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部分》，第211—228页。
[68]黄炎培和庞淞编：《中国商战失败史》，后以《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1876—1915》为书名再版发行。
[69]郑毓贵（音）：《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258—259页。
[70]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55页。
[71]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31年9月），第385页。
[72]关于在战后菲律宾进行类似的城镇人口构成模式观察，见艾伦·C.凯利：《需求模式、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83卷第1期（1969年2月），第110—126页。
[73]R.T.香德：《在原始经济中的买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纪录》第41期（1965年6月），第193—206页，见第200页。
[74]天野元之助：《中国农村之诸问题》第1卷，第103页。
[75]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2页。
[76]弗里德里希·奥特：《中国谷物产量与谷物进口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杂志》第15卷第4期（1934年10月），第338—414页。
[77]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室：《都市发展影响下的一个农村的变化》，第44—45页。
[78]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第18卷第3期（1965年），第614—632页；见第619页。
[79]布鲁斯·L.雷诺兹：《纬线：中国手纺纱线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3卷第2期（1974年12月），第1—19页，见第1页。
[80]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第621—624页。
[81]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从农家之经营和经济状态所见满洲农家和华中农家的比较》，第60页。
[82]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65—80页。
[83]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十二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厂村》，见附录。
[84]马若孟：《近代中国农业的商业化》，载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173—191页，见第186页。
[85]同上书，第184—185页。
[86]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栈》，第723、725—727、732、734—737页。
[87]海关总税务司：《十年报告，1922—1931年》，第442页。
[88]张心一：《中国粮食问题》，第33页。
[89]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3页。
[90]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14—15页。
[91]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第126、184页。
[92]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22页。我已从该书列举的生产数据编出出产指数，并利用1935—1937年价格权数算出粮食出产价值以证实这一说法。
[93]这类趋势在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第15—16页列举的九省农产品收成报告中是明显的。
[94]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4—65页，贸易统计数字取自海关报告。
[95]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4页。
[96]同上书，第7页；东亚研究所：《中国缫丝的世界地位》，第63页。
[97]同上书，第5页。
[98]同上。
[99]同上书，第17页。
[100]同上书，第18页。
[101]同上。
[102]同上书，第19—25页。
[10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9—589页。
[104]同上书，第609页。
[105]（满铁）小泽茂一：《中国的动乱与山东农村》，第3页。
[106]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9页。
[107]沃尔特·H.马洛里：《中国：饥荒的国家》第1、2章。
[10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59—660页。
[109]同上书，第632页。
[11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3卷，第66页。
[11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74页。
[112]吴大业：《世界经济衰落中之中国》，载方显庭编：《中国经济研究》第1卷，第45—56页。
[11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一1949》第3卷，第392页。
[114]同上书，第393页。
[115]查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396页无江苏棉织业，亦无常德棉织业；第397页有常熟棉织业，第398页有南通（即通州）棉织业。据此，原文“Chang—te”（常德）疑为常熟之误。——译者
[116]同上书，第396页。
[117]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15页。
[11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27页。
[119]同上书，第629—630页。
[120]同上书，第678页。
[121]同上。
[122]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164页。
[123]古岛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载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村革命的发展》，第41页。
[124]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卷，第25、28、30页。
[125]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10卷第1期（1948年6月），第65页。
[126]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10卷第1期（1948年6月），第71—72页。
[127]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2月15日），第48页。
[128]同上书，第51页。
[129]王银元：《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6月），第107—108页。
[130]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260页。
[131]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关于中国投入革命的亲身经历》，第312—313页。
[132]应为山东省。——译者
[133]中央农业部计划司编：《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9—150、160—161页。
[134]同上书，第224—2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