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中苏分裂
1958—1964年，中苏争论成了中国外交政策中压倒一切的问题。[1]50年代前半期，北京关注的是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朝鲜战争、被排斥于联合国以及美国的经济封锁。这些都是重要问题，涉及到主权、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诸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中苏关系与中美关系有着密切联系，因为中国在防御和经济发展上都依靠莫斯科。
这些问题并没有从北京的议事日程上消失，但在1958年以后，与中苏争论相比，它们成了第二位的问题。台湾海峡除去1958年和1962年短暂的紧张时期外，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对抗点。同样，朝鲜也保持一种“不战不和”的分裂局面。中国迅速与欧洲、非洲和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大大抵消了对其联合国席位实质性的（如果不是象征性的）剥夺。外贸的扩大，打开了通向欧洲与日本的科技通道，冲淡了美国封锁的影响。
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召开的多国共产党会议，与1958年和1959年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泽东的两次会见相比，在中苏同盟中煽起了更大的争吵，终于导致同盟的形存实亡。1960年，苏联取消一切经济援助，以及此后不断升级的边界事件，将有限的友好关系变成了某种程度的敌视。中国指责苏联1959年在精英层和1962年在新疆少数民族问题上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从而在盟国之间互相抵触的在国外的优先权常有的分歧中，增加一个爆炸性因素。最后，毛指斥赫鲁晓夫为思想异端，给过度吹嘘的“磐石般的团结”以最后的一击，这个徒有虚名的“团结”，曾经是斯大林时期中苏关系的特征。
不过，中苏分裂尽管惹人注目，却不是简单的历史的重复。有多种因素促使莫斯科与北京分离。从个人方面说，尼基塔·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个性，就和一般同盟所需要的磋商、妥协与合作格格不入。这两位独断独行者特有的对人的态度，也把正常的分歧变成了相互的敌视。
这些分歧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两个共产党之间的龃龉，要追溯到20年代中期。中国人不听斯大林的劝告，依靠自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使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与其他共产党领袖相比，有如鹤立鸡群。有利于莫斯科的力量对比，至少在政治上被有利于北京的威望对比所抵消。
这种力量与地位上的不相称，在50年代前半期与中国完全依赖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存在。贸易和援助条款以及没有明言的中国在核时代对苏联的军事依赖，对双方来说都引起了实际的与心理上的问题，这在50年代后半期愈来愈明显。中国经济与军事发展的巨大需求，加重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战后东欧卫星国的需求而造成的苏联资源紧张。北京对莫斯科在轻重缓急上的考虑有不同看法，是可想而知的。
除了这些基本上是双边的问题之外，同盟还面临在第三国关系上的协调问题。苏美1955年在日内瓦和1959年在戴维营的最高级会谈，与北京同华盛顿之间缺乏外交承认形成对照。伴随苏联强调“和平共处”而来的，是对核时代的战争冒险的警告。这意味着苏联默认美国对台湾的防卫义务，它使中国国民党人在同共产党人的内战中，免于最后失败。在南亚，正当印度与中国的边界争端爆发为与西藏叛乱相联系的武装冲突时，莫斯科却向新德里求爱。更远一点说，中国自命亚非会议的领导，而苏联则对新独立的第三世界怀有野心。甚至苏联花相当大的代价获得的缓冲地带东欧，也不是北京不可及的，特别是在1956—1957年，有的东欧国家领导把寻求中国的帮助作为向莫斯科讨价还价的手段。到60年代初，这导致北京公开支持阿尔巴尼亚反对克里姆林宫。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架内部，这两个共产党巨人争相对全世界的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施加理论与实际影响。苏联的议会道路与中国的革命道路，各有其支持者。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是，支持资产阶级政权而不支持他们的反对派共产党，重新引起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的历史争论。在这个理论上有点深奥的抽象争论后面，是权力和影响的真正竞争，在最高层恶化了中苏关系。
但是，把北京在国外的所作所为都说成是它同莫斯科的争论引起的，是不对的。有许多行动是针对别的国家或对它们作出的反应，完全与争论无关。亚洲弧形地带对北京来说是注意的焦点，对莫斯科则是次要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固然助长了中苏的竞争，但它们本身就值得注意。除了外交政策这个独立的外部因素外，内政在决定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经济因素的影响，无论着眼于人口统计学与发展的一般层面，或是“大跃进”的特殊后果，都不能忽视。
中苏关系的多面性，给分析与叙述带来严重困难。究竟同盟是怎样和为什么分裂的，我们没有多少可靠的直接证据。双方大量的争论文章有时候是可靠的并透露了真情，但很多却部分地受到歪曲或完全隐瞒了真相。
最后应提请注意的是：“中国”、“北京”、“领导”等用语所表示的在外交政策上的一致，几乎根本不存在。这种用语抹杀了个人、派别或集团所持的看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还不能得到回答。因此，我们只好照字面抄写，而不把任何特定时间在某个具体政策上的一致当真。
由于1958—1964年间中国的外交政策专注于中苏争论，这就提供了一个中心主题，我们将围绕它来叙述其他方面的发展。这样，为了考察分裂的后果，就有必要对它的前因，即1957年11月执政的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作扼要的追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