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重压下的中国经济，1958—1965年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开始的时候，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教训及其对中国正在逐渐形成的发展策略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内并没有一致意见。1953年到1957年这几年获得了空前迅速的经济发展，但是从1956年起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策略受到了严重的怀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工业产量提高得更快，几乎是农业的5倍。[1]农业的落后的成绩使五年的人均粮食消费——卡路里总摄入量的约90%的来源——的增长低于3%，而且大大限制了工业消费品的发展，因为工业消费品的发展严重依赖农业部类的原料供应。
从规划制定者的观点看，1954年以后他们无论以实物税的形式还是用固定价格征购的办法，能够从农村得到的粮食的绝对数量都连续下降，这甚至比生产发展缓慢的情况更为严重。1956年下半年重新开放农村民间集市增加了完成收购定额的困难。尽管民间集市的交易应当限于次要产品并且不能有按计划应出售给国家的产品，但集市经营的范围还是迅速扩大到包括粮食、油料籽和棉花。
国家和集市之间的竞争是如此激烈，致使国务院由于面临1957年夏季出现的粮食短缺，于8月颁布条例禁止在农村集市上出售粮食、食用植物油籽和棉花（都受到向国家交售定额的限制）。但是，在1957粮食年度（到1958年6月30日为止）内，国家收购的谷物数量下降到略低于1956年的水平，仍然少于1954年或1955年，这表明对集市贸易的禁令未被广泛实施，农民能够拒绝把谷物交给国家。
国家控制的粮食数量在下降，但需求却增加了不少。完全由国家负责供应粮食的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在1956年。此外，在1957年，中国在和其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苏联的贸易中第一次不得不保持出超。中国对苏联的出口几乎全是农产品、矿物和其他原料，因此维持这种出超对国家控制的农业资源提出了额外需求。尽管1957年需要的最初的出超额不大，大约是1.3亿美元，但苏联拒绝答应中国1957年提出的在1955年到期的贷款之外再行贷款的要求，这意味着以前的贷款到期时，在以后几年将增加所需的农业出口余额。[2]
最后，围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重要的争论问题是提高中国农业增长率的前景。总理周恩来、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关心经济问题的政治局委员陈云和其他许多人的稳健的看法是，农业生产的增长率能够增加一些，但这要求增加分配给农业的国家投资资金的份额，并增加分配给化肥工业和某些类型的农业机械制造业的投资。这种体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提案中的看法，含蓄地否定了进一步改革农业生产单位的体制能够为更迅速的发展提供基础的论点。实际上，到1958年年初，农业发展与意愿相反，在集体化以后越来越明显地慢下来了。例如，粮食产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每年增加4%以上，但在后两年，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变得普遍以后每年都低于3%。[3]
毛泽东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制定规划的人在集体化的速度上，更广泛地说在发展的速度上，特别是在工业发展的速度上，看法过于小心谨慎，因而他在1956年曾和这种看法进行斗争。尽管当他的动员策略在1956年年中受到抑制时他似乎受了挫折，但他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倾向于相信，体制上的改革，尤其是当其与动员资源的运动结合起来时，能够对更迅速的发展道路提供一个引人注目的突破。
如在本书第七章中指出的，毛泽东认为体现在拟议中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观点是保守的，在1957年晚期和1958年早期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展开了取而代之的努力。这种努力在1957年秋季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毛在这次会议上谈到了做事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慢差的办法，另一种是快好的办法”，[4]并且反对给他1956年的动员运动所加上的约束。毛努力绕过计划制定者对农业的比较谨慎的看法，在当时重新提出了在1956年被不声不响地搁置下来的他的12年农业发展纲要。1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新提出1956年跃进的口号：“多快好省”。[5]同月，毛在莫斯科宣布，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约在15年内将超过英国，[6]几乎可以肯定，他这样做事先并没有和他在政治局的同事们商量。
当动员的口号和对12年纲要的讨论恢复时，计划制定者反应缓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在1957年12月宣布的几个五年计划的指标，说起来实际上甚至可能比周恩来上一年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初提出的还要谨慎些。例如，提出的粮食和棉花的指标按比例缩减了，粮食从2.5亿公吨减至2.4亿公吨，棉花从240万公吨减至215万公吨。因此，毛在1958年1月党的重要的南宁会议上，直接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和李先念，因为他们实际上拒绝支持他提高生产指标的努力。
这一批评也没有导致很大的变化。南宁会议结束后不久，薄一波将1958年年度计划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1.96亿公吨的粮食产量计划水平意味着5.9%的增长率，并没有大大超过5.4%的长期年增长率，后一增长率包含在上年12月李富春提出的规定1962年的粮食指标为2.4亿公吨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7]
最后，1958年螺旋式上升的生产指标由毛泽东在早春于四川成都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党委会委员的会议上提出。在这次会议上，毛慎重地赞成一个在河南省制定的宏伟的农业发展方案，这个方案除了其他内容外，还保证在一年之内使粮食产量翻番。但是，毛的慎重由于他自己鼓励各省之间在提高谷物产量上互相竞赛而被破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