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教育的新方向
根据对中国1949年以后习惯上的时期划分，1958年的“大跃进”标志着苏联直接影响的结束和一条新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时期引导中国教育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则之一，很可能是受到了对教育方面“斯大林模式”的批评的启发，而这种批评是苏联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开展起来的。苏联早在1956年通过的关于劳动在教育中的作用的决定，直至1958年正式颁布之前，在苏联的教育中一直未被广泛推行。这些被视为“赫鲁晓夫改革”的决定，旨在缩小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距离。在推行这些决定时，赫鲁晓夫抱怨那些未能升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做好生产劳动的准备。他指出：“正是一些青年人，他们不愿意去做工或务农，觉得那样有损于他们的身份。”[1]
因此，1958年苏联教育改革的构想是：让所有中学生都做好参加劳动的准备，而不论他们何时结束学业，生产训练也被列入必修课中。每年升入苏联高等院校的新生，至少应有80%从那些中学毕业后劳动过两年以上的人中招收。[2]
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来没有同苏联的教育体制成功地结合过，也没有使它的主要倡导者逃脱政治上垮台的命运。在中国，一种有关劳动教育的类似的讨论也是从50年代中期开展起来的，而1958年的改革则具有一种更为复杂的历史。一部分原因是，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在位的时间更长，因此改革持续的时间更久。另一部分原因是，政策的实施依据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改革开展得更为坚定，更为猛烈。这种“方式”，是在1949年以前的农村经验（这种经验和延安发展模式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民族习惯时所获得）的基础上的又一新发明。
早在4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已发现了很多这类惯常的做法，它们使群众的力量与情绪能够用来战胜对重大社会变革的反抗。这一发现在许多方面都很好地满足了党的需要，包括土地改革、农业改造以及50年代初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动表现的运动。采取群众运动方式所要付的部分代价，就是在运动过程中时常发生的过火行为。但是，毛泽东在他的1927年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的一个经常被翻印的段落中写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而在群众运动最后的“巩固”阶段，这些损失总是被控制住，过激举动也得以纠正。在那种时候，过激举动就可能被归咎为是少数不听信号而仍远远跑在前头的误入歧途的人所为，或者是少数“在幕后”蓄意制造麻烦的人所为。不过，在1958年，为了推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还更著名），这一方法还是被最狂热地利用了。这一次，过激举动不是那么容易被遏止，最终的责任也不那么容易被转嫁。[3]
中国的新战略实际上并未放弃苏联模式，更确切些说，是力图造成一种能让人接受的对苏联模式的适应性。其结果便产生了“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即希望既采用现代手段也采用传统的或土生土长的手段来获取更多、更快、更好的成果。这后一种手段，从精神上与形式上说都来自党的延安经验，只是现在整个社会与经济都正在被调动起来，同时设法致力于使一体性、质量、计划的原则同灵活性、数量、地方自主的原则结合起来。因此，即使就教育而言，1958年改革的目标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在同一时期所提出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