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阶段：1963—1964年
概观
在稳住濒于崩溃的经济，挡开在新疆、西藏和台湾海峡的明显威胁后，北京的内忧外患的压力在1963—1964年减少了。但没有一个重要问题得到解决，有些问题则恶化了。中苏争论爆发成公开论战，双方通过发表冗长而详细的信件、声明，互相指责，互相揭发。毛火上加油，暗示他可能要求归还所有根据沙俄条约割让的领土。由于中国坚持就有争议的边界举行双边讨论，边界事件成倍地增加。最后，在莫斯科与华盛顿签订一项核禁试条约后，北京爆炸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
由于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存在迅速膨胀，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日渐增加。美国威胁北越，如果它不停止支持南方的共产党叛乱，就要对它进行轰炸。1964年8月，美国飞机借口北越巡逻艇在东京湾袭击美国驱逐舰，攻击了北越的巡逻艇基地。北京因此派遣米格战斗机到河内，表示支持北越，莫斯科则避免直接卷入。
老挝被牵连进越南战争，因为共产党从北至南的渗透路线，遭到从泰国的美军基地起飞的飞机的袭击。这样一来，又促使北京增强它在老挝的存在，并鼓励泰国共产党的好斗性。在赫鲁晓夫的下台、周恩来去莫斯科试探新领导的失败之行和印度支那可能发生中美对抗的凶兆中，结束了1964年。在这些反面的事态发展中，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北京外交进展上的一个正面象征，它多少抵消了中国策略在亚非竞技场上的挫折。中国同巴基斯坦、柬埔寨、缅甸和印尼的关系，由于外交手段对革命言辞占了优势，继续得到改善。至于日本，在中国的经济从“大跃进”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以后，贸易有很大的增长，北京认识到，从高层“非官方的”经济协定中，比从早先无益地企图迫使或说服日本重新考虑它同台北和华盛顿的联系，在经济和外交上得到的实惠更多。
中苏的裂缝扩大
1962—1963年之间的冬天，莫斯科同北京的争论在东欧国家的党代表大会上表面化，接着，中国猛烈攻击第三者的党，拿它们代替真正的靶子苏联。亚洲和欧洲感到忧虑的共产党人呼吁和解，促使双方同意在1963年7月举行会谈。但到6月，北京违背“暂停”论战的保证，公开列出25个原则性论点，供双边会谈讨论。这个会谈按计划在7月5日开始，但八天之后，《人民日报》恢复了它的反苏社论。莫斯科立即作出反应，在一篇公开发表的长文中，回顾了争论的起因和历史。
表面看来，中国是不妥协的，在双边关系上制造更大的紧张。但背地里，苏联的政策在多国核武器协议的范围内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它旨在限制中国。这个问题本已搁浅，但自从赫鲁晓夫1958年3月昙花一现地单方面停止试验和他1959年1月提出亚洲无原子武器区的建议以来，这个问题就潜在地造成不和。北京曾支持这两个建议，尽管不及时。但更近一些，它曾私下一再警告莫斯科，反对“同美国签订某种条约，来剥夺中国人民采取措施抵抗美帝国主义核威胁的权利”。[81]
不顾北京的反对，1963年7月15日，在中苏会谈中间，赫鲁晓夫开始同美国和英国谈判在大气层禁止核试验。7月21日，中苏会谈休会，“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7月25日，禁试条约签字。
赫鲁晓夫的时间选择，再具刺激性不过了，北京相应地作出反应。政府声明、社论、两党之间的通信，在中国和苏联的报纸上激增，对意识形态异端、政治上的背叛和两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的指责，都用文件作了详细的证明。除了追溯到苏共二十大和炮击金门的行动与事件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争论点，涉及中苏边界和沙俄从中国夺去的土地。
领土问题的最初出现，差不多像一个旁白，当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回敬中国批评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上的行为是“投降主义”时，责骂毛继续容忍葡萄牙和英国统治澳门和香港。1963年3月，北京回答美国共产党重弹赫鲁晓夫的老调，引证了许多19世纪帝国主义侵夺中国领土的例子，包括俄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夺去中国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的许多领土。《人民日报》社论结尾说：“你们提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你们是不是想过，这样做会引起什么后果呢？难道你们认为，这样做对你们真的会有什么好处吗？”[82]
北京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中，指责莫斯科1962年在新疆进行颠覆活动时，“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83]莫斯科回答说：“从1960年起，中国的军人和平民一贯侵犯苏联边界。仅1962年一年，就有五千多次……记录在案。”[84]莫斯科的声明指责北京拒绝就边界问题进行商量以避免某些误会，而“对据说是过去造成的……某些部分不公平的划界，作出明确的暗示”。
1964年2月25日，双方就这个问题在莫斯科进行会谈。四天后，北京指责道：“最近几年苏联方面经常破坏边界现状，侵占中国领土，制造边界事件。”[85]但这个声明宣称：“尽管与中俄边界有关的旧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尊重它们，并以它们为基础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说法没有维持多久。7月10日，毛接见日本客人时，威胁要重新讨论整个领土问题，指出：苏联面积有二千二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二亿二千万。现在是结束这种分配的时候了……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起，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区成了苏联领土。我们还没有提出算这笔账。[86]随后，周恩来声明，日本报纸对毛主席的话作了某些不正确的解释，但他没有驳斥会见报道的任何具体部分。苏联的宣传工具充分利用毛的话，作为中国“扩张主义”的证明。毛的这番话也许使苏联人暗下决心增加面对中国的军队，这方面的证据从1965年出现，在随后几年继续增加。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在一次实际上的政变后下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阿历克赛·柯西金就任领导。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事件的这个巧合，为周恩来11月5日赴莫斯科进行1963年7月以来的第一次高级会谈提供了一个吉利的背景。但当周11月14日回到北京时，没有发表任何联合公报，中苏关系基本上停留在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以前的状况。
印度支那战争加剧
在日内瓦形成的脆弱的老挝和解，经不住派别之间的战斗，由于河内与华盛顿在南越的隐蔽斗争升级，局势恶化了。北越利用老挝运送军队和给养到南方进行游击战争，促使美国通过泰老中间地带对渗透路线和巴特寮基地进攻。1964年6月，在进行这种进攻时，炸中康开市的中国代表团驻地，炸死一人，伤五人。北京提出抗议，但没有公开的行动。
8月，两艘美国驱逐舰在东京湾执行电子情报任务，配合隐蔽的南越人攻击北越的雷达设施，遭到河内鱼雷艇的袭击，没有造成大的损害或任何伤亡。两天后，这两艘驱逐舰在夜里回来时，又报告它们遭到袭击。（后来发现报告是错误的。）约翰逊总统立即下令空袭六个北越海军基地。莫斯科跟河内的愿望相反，建议把这个事件提交联合国，但北京派出一中队由在中国训练的越南人驾驶的米格-15和米格-17式飞机。
中国公开地发出警告：“美帝国主义任何时候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必将坚决支援越南人民反抗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如果它敢于发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进攻，中国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坐视不救。”[87]暗地里，北京在它的南方地区增加战斗机的品种，并在紧靠印度支那的北边，修建了三个新机场，其中两个看来是预备支持北越的空中防御的。[88]
地图10 中国和东南亚
到1964年底，美国在泰国的军事人员达到6500人，绝大多数是空军。飞机从泰国的秘密基地出动，加上中央情报局领导的老挝人的出击，从地面和空中攻击巴特寮和老挝东部的所谓胡志明小道。10月1日，泰国共产党祝贺中国国庆的贺信号召推翻曼谷政权，表现出空前的好战。一个月后，秘密电台泰国人民之声用汉语广播，发起泰国独立运动，公开承认目标是驱逐“美帝国主义出泰国和推翻他侬政府”。[89]同时，北京电台将它的泰语节目从每周14小时增加到21小时。
这些措施没有一项使北京承担了任何具体行动的义务。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目的都在于制止华盛顿将它空袭北越的威胁付诸实行和制止曼谷参与老挝的斗争。但尽管这些措施仅限于表示将来可能采取的步骤，却改变了中国卷入印度支那的性质。北京对河内的保证暗示中国将对美国轰炸北方作出反应，如果美国真这样做的话。不作出反应，会使中国此后的制止努力丧失信誉，从而在中苏对第三世界的影响的竞争中，有利于莫斯科。此外，北京鼓励泰国共产党的好斗性，改变了它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的温和姿态。放松对当地起义的控制，再要收住就很难不向河内作出让步，因为河内也是泰共的保护人，且不说这样做对中国在别处的革命声誉也是潜在损害。
亚非世界
这个革命声誉已经受到与中国外交目的相反的压力，特别是在当时已被纳入亚非的第三世界。1964年初，北京提出，在国际体系中有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它“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经独立和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另一部分是整个西欧、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既剥削和压迫别人，同时又受到美国的控制、干涉和欺负……在这方面，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人民有共同点”。[90]
这一阐述，正好是在1950年以来第一个主要大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一星期作出的。1964年1月27日，法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从而证明对这个“中间地带”第二部分的说法有道理。尽管戴高乐总统的行动在日本引起争论，池田首相没有表示要照他的样子行事而不跟美国走的意向。1964年11月接任首相的佐藤，起初似乎答应加强关系，但不久，中国人认为他像他的兄弟、50年代后期担任首相的岸信介一样敌视他们的利益。他们只得满足于作为1962年廖—高碕贸易协议的结果而建立的事实上的外交联系，它导致把外交和贸易官员派进北京的日本“民间”贸易办事处。
在“中间地带”的第一部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承认的有肯尼亚、布隆迪、突尼斯、刚果（布拉柴维尔）、中非共和国、赞比亚和达荷美，时间都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11月之间。这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总数达到52个。
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突出地位，增强了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访问10个非洲国家的重要性。他的多重使命是，解释中国为什么拒绝签署核禁试条约而同时爆炸它自己的原子装置，鼓励反苏立场和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并把革命言辞提高到一个不符合他的总理身份与外交家名声的高度。所有这些带来的结果是各种各样的。
北京对非洲的政策在三个层次上运转：官方的、个人的和革命的。象征性的许诺和贷款，只能象征性地与西方和苏联的援助项目对抗，但不能在实际上竞争。周恩来通过亚非人民团结组织认识的好斗的个人和有潜力的反对派领袖，得到津贴和去中国旅行的机会，往往使当地政府感到头疼。造反者得到公开的宣传和暗中的金钱、武器援助与劝告。
但当中国的被保护人把矛头指向黑人政府，如同在卢旺达、喀麦隆和刚果（利奥波德维尔）那样时，非洲人的反应往往是批评性的，同中国援助安哥拉和葡属几内亚的反殖民地游击队时不同。因此，周恩来在索马里断言“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就受到这样一些领导人如突尼斯的布尔吉巴总统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私下的和公开的反对。
周恩来的一个特殊问题是，非洲人不愿在中苏争论中有所偏袒，并对中国企图操纵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以达到这个目的感到失望。1963年2月在坦噶尼喀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会议，参加者分成了支持莫斯科或北京的派别。中国人在反对苏联和印度立场的几个要点上占了优势，并主宰了以后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分支机构的会议。一个结果是，北京提出召开另一次万隆会议，但缺乏支持。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数非洲领导人要求召开第二次不结盟会议，这将排除中—苏争论者。后一个会议的计划在1964年3月出现；马里拒绝参加，这是周的游说取得的唯一成功。实际在7月召开的会议，通过了赞成和平共处和反对生产、获得与试验核武器的决议，全都反驳了北京的观点。
同亚非世界个别国家在国家关系上取得的成功，多少缓和了这些挫折。北京同桑给巴尔左翼政权的密切联系，在1964年4月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合并后仍然保持，新国家坦桑尼亚得到北京一笔为数4200万美元的巨额信用贷款，加上1964年6月一笔280万美元的赠款。那年8月，尼雷尔总统宣布，他已经邀请了中国专家训练坦桑尼亚军队。中国的迫击炮、重机枪和反坦克炮，在下年2月公开展示出来。[91]
在南亚，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稳定地加强。虽然巴基斯坦领导人明显地拒绝任何同盟，但他们暗示的一个非正式谅解，在1964年得到北京的低调支持，当时中国声明，在印巴的克什米尔争论中，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在周恩来的拉瓦尔品第之行后，2月发表了联合公报，要求争论“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获得解决”，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穆斯林。在这次访问中，外交部长陈毅提出“亚洲人的亚洲”，以迎合他的对手外交部长布托，后者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矛盾态度，使陈把巴基斯坦描述成“既是结盟的又是不结盟的”。[92]
7月，中国答应给巴基斯坦6000万美元无息长期贷款，用黄麻、棉花和成品偿还，巴基斯坦则购买中国的水泥、糖厂和机器。10月，新华社宣称，两国有着“反对外国侵略与干涉的共同事业”。这个说法没有提到承担明确的义务，但暗示了北京与拉瓦尔品第之间关系的一个发展，同莫斯科与新德里的关系相并列。
对柬埔寨，中国也保证支持，但未明确它的实际内容。1963年11月，金边拒绝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后，北京宣布：“如果……柬埔寨王国竟然遭到美国及其仆从国家所策划的武装入侵，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决站在柬埔寨王国一边，并且给予全力的支援。”[93]但第二年10月，西哈努克亲王透露，他未能使北京同意一项共同防御条约或声明进攻柬埔寨就等于进攻中国。他去北京压范文同总理接受现行边界也失败了；中国发起这个谈判，但没有为柬埔寨提供支持。不过，在这个限度内，北京巩固了它和金边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以对抗华盛顿与曼谷和西贡的联盟。
仰光拒绝在中印冲突中站在新德里一边反对北京，这之后，缅甸从中国的外交优先于革命中得到好处。1963年4月，刘少奇去缅甸首都，同意完成10个援建项目，包括桥梁、水电站和生产胶合板、纸张、糖和纺织品的设备。中国的声明在谈到“民族解放斗争”时，小心地不提缅甸共产党，而在刘访问的那个月，仰光宣布大赦，并提出无条件地同所有的造反者谈判。那个夏天，白旗派的资深干部从中国回到缅甸。北京的影响显然促使白旗派代表团同缅甸政府在9月开始了讨论。[94]
1964年3月，这些讨论的失败和仰光禁止所有的政党（除去官方支持的），没有改变中国的政策。1964年2月和7月周恩来和陈毅对仰光的访问，显露出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存在足够的一致，使援助项目可以继续进行，并使中国报纸停止发表批评性意见。1964年的夏秋期间，当缅共中央委员会决定采取一条更好战的路线，要“赢得战争，夺取政权，完全消灭”仰光政权时，北京保持沉默。泰国共产党推翻他侬的号召，包含在10月1日它给北京的国庆贺电中，但缅甸的贺电没有提这种要求，尽管它刚决定了要战斗。它反而称赞“政府的和平中立外交政策”。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由于中国强调政府之间而不是党之间的联系，同样获得成功。1964年3月，北京提出将中国银行在印度尼西亚的资产交由雅加达控制。由于这家银行曾经在华侨商业团体中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筹集资金，这个建议似乎表示北京断然放弃干涉印度尼西亚内政的诚意。在1964年10月的开罗不结盟会议上，苏加诺要求支持他对抗马来西亚遭到拒绝，就于11月4日飞到上海与周恩来会谈。三个星期后，陈毅去雅加达进行一星期的磋商，结果发表了一个联合新闻公报，在广泛的问题上取得空前的一致，包括支持“粉碎”马来西亚的斗争。[95]中国还为外汇储备和经济发展提供一笔5000万美元的信贷。
北京在“辽阔的中间地带”追求一种心照不宣的联盟，就如它对世界事务的公开分析那样，使政府关系成为主要的，革命关系成为次要的。阿尤布·汗、西哈努克、奈温和苏加诺得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的青睐，刘和周并给予他们数量不大的经济援助，这从中国明显的窘迫情况来看，表示的情意是相当大的。除了利用这些领导人和政权对他们的紧邻的不满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还小心地培养反苏或反美态度的萌芽，这可以加强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地位。这样，尽管中苏在意识形态上唇枪舌剑的论战使北京成为一个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激进革命者的角色，但中国在1963—1964年的外交政策却与近10年前著名的万隆会议时相似，只有正在升级的越南战争威胁着中国自己确定的利益。
1964年：分水岭的一年
从几方面看，1964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关键领域在性质上的变化，给不远的将来提出了新的问题和前景。首先，中苏争论深入扩大。其次，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激起北京增加对河内的支持。第三，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使它成为核大国小团体的一员，但并没有增加它在今后若干年内的防御能力。它甚至引起一个可能的威胁，即苏联、美国或两者都参加的预防性攻击。
逐渐恶化的中苏关系，由于毛泽东在7月的接见中，公开向苏联控制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的许多地方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而加速恶化。在同一个月发表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第九篇论战系列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扩大了攻击苏联领袖的范围，它断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它]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96]
但四个月后，周恩来去莫斯科，看看赫鲁晓夫的下台是否能够改善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7月的分析证明是正确的，至少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在中苏关系上维持强硬路线。这预示一个长期的激烈对抗，不是莫斯科的任何领导更换所能改变的。
越南愈益恶化的局势，使中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只要莫斯科和北京的争论停留在政治范围内，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战略问题，对中国的切身利益来说就不是主要的，特别是对它的国家安全来说是如此。自然，边界事件和划界上的小分歧，可能扩大到需要进行较大的防御战。但无论如何，在报纸上和在共产党的会议上进行舌战，涉及的是语言而不是行动。
但东京湾事件后，出现了美国空袭北越和扩大美国在南越的存在的前景。这迫使北京增强了它对河内的赞助，包括使北越放心和尽可能制止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争论威胁着中国以及越南的安全。它至少使对河内的军事援助的运输变得复杂了。最坏的情况是，它可能鼓励华盛顿入侵北越，就像它在北朝鲜曾经做过的那样，如果需要，就阻断或破坏中国援助它的盟国的能力。美国空军攻击中国，可能像在朝鲜那样不会受到中苏同盟的禁止，因为这对伙伴已经使他们的争吵发展到了似乎不可弥补的地步。
首先，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在于苏美勾结起来防止北京很快拥有一种可以使用的核能力的前景。1959年，莫斯科违背向北京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的诺言。1963年，莫斯科和华盛顿就反对大气层试验达成了协议。有两个超级大国反对中国的核未来，两者之一或两者都能攻击初期的生产设施，破坏——也许是一劳永逸地——这个难得的力量来源。这样，1964年10月的试爆，既是使中国人感到骄傲也是使他们感到担心的事情。
其次，中国恢复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第三世界的地位的前景，显得非常暗淡。促进第二次万隆会议的努力，由于亚非互相冲突的争论和普遍不愿让中苏对抗进一步分化各个组织而遇到阻碍。接着，印度尼西亚在1965年1月5日突然退出联合国，致使周恩来要求“彻底改组”联合国，如果不成，“也可以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97]这增加了北京同第三世界其他政权的问题，它们在这个世界组织中的会员地位，是被普遍认可的资格的一个表征。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中苏关系、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与第三世界的相互影响，这些相互联系的问题迅速地发展到一个危险的汇合点，而这时国内政治即将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最终是破坏性的转折，它将威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具有结合力的实体的生存。国内外政策的纠结已经证明是危险的。1959年彭德怀对毛的经济管理提出挑战，与赫鲁晓夫诋毁人民公社和撕毁核分享协定巧合。这对毛在1964年行将结束时合理地处理他面临的国内外问题，是一个不妙的兆头。这个问题的全部后果，要在以后18个月才尖锐地显示出来。的确，从这一点看，1964年结束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章，在今后许多年里，中国的对外关系还要经历更大的危险和紧张。与此相比，在1958—1964年期间，尽管有金门事件和中印战争，还要算是相对平静的。
[1]论述中苏争论的文献，不但数量大且给人以深刻印象。我所依据的主要著作有：兹比格涅夫·K.布热津斯基的《苏联集团》[66]（以下简称《集团》）；亚历山大·达林等编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2]；约翰·吉廷斯的《中苏争论概观，1963—1967年》[268]；威廉·E.格里菲思的《中苏的分裂》[281]；威廉·E.格里菲思的《中苏关系，1964—1965年》[282]；G.F.赫德森等的《中苏争论》[343]（以下简称《争论》）；库尔特·伦敦编的《一致与矛盾》[480]；以及唐纳德·S.扎戈里亚的名著《中苏冲突，1956—1961年》[837]。
[2]布热津斯基：《集团》[66]，第299页。
[3]全文见赫德森：《争论》[343]，第46—56页。
[4]《评苏联政府八月三日的声明》，《北京周报》[568]，6（1963年8月16日），第7—15页。
[5]下面一段引自作者有权使用的美国政府情报，作者于1961—1966年在国务院情报研究办公室任职。
[6]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见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毛主席向人民讲话》[634]（以下简称《讲话》），第176—178页。
[7]扎戈里亚：《冲突》[837]，特别是第2章。
[8]扎戈里亚：《冲突》[837]，第180页。
[9]《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北京周报》[568]，11（1958年5月13日）。
[10]扎戈里亚：《冲突》[837]，第182页。
[11]扎戈里亚：《冲突》[837]，第188页。
[12]毛泽东：《在八大第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年5月17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以下简称《万岁》（1969年）[507]，第207—208页。
[13]扎戈里亚：《冲突》[837]，第198页。
[14]同上。
[15]毛泽东：《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谈话》（1958年11月30日），《万岁》（1969年）[507]，第255页。
[16]M.I.马卡罗夫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第28页，转引自乔纳森·波拉克《中国外交政策中的观念和方法：金门决策》（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密歇根大学，1975）[585]，第347页；又见A.S.惠廷对M.S.卡皮查的访问记，1975年6月10日。
[17]A.S.惠廷对M.S.卡皮查的访问记。
[18]见《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6月28日，载施拉姆编《讲话》[634]。
[19]施拉姆编：《讲话》，[634]，第103页。
[20]同上书，[634]，第125—130页。
[21]爱丽丝·兰格利·谢：《共产党中国在核时代的战略》[318]，第112页。
[22]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66页。
[23]波拉克的《观念》[585]（第350—352页）查阅了苏联和中国的原始资料，包括美国学者对卡皮查的访问记，并开列了苏联的要求，可能包括海军进入中国港口，为苏联海军提供通信设施，建立沿中国海岸的中苏联合舰队，苏联在中国设置雷达跟踪站以监视美国导弹，以及在中国建立苏联截击机基地。中国的要求可能是苏联扩大潜艇建造援助，最终包括核潜艇；苏联的防空部队受中国控制；以及对进攻金门的各种空中与地面支援。
[24]波拉克：《观念》[585]，第117页。波拉克的数据，是根据不再作为机密的美国政府文件和经过彻底查对的新闻报道，以及中国的消息来源，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在内。
[25]最初的投降号召威胁“在金门登陆”和完全封锁；中国新闻社1958年8月28日福建前线普通话广播，出处同前[585]，第128—129页。随后广播的最后通牒，省去了入侵的威胁。炮击密度每天3000—36000发。
[26]同上书[585]，第122页。
[27]波拉克：《观念》[585]，第157—158页。
[28]同上书[585]，第158页。
[29]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载《万岁》（1969年）[507]，第239页。
[30]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战略》[688]，《新时代》，46（1958年11月），第8—11页。
[31]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8日），《万岁》（1969年）[507]，第239页。
[32]波拉克：《观念》[585]，第89页。
[33]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4月15日），《万岁》（1969年），第290页。
[34]波拉克：《观念》[585]，第89页。
[35]波拉克：《观念》[585]，第230—231页。
[36]A.S.惠廷对M.S.卡皮查的访问记，1975年6月10日。
[37]1963年8月21日和9月1日苏联政府声明；1963年9月1日中国政府声明；见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分裂》[281]，第365、382和439页。
[38]全文见《北京周报》[568]，29（1958年9月16日）；转引自扎戈里亚《冲突》[837]，第97页。
[39]《朱副主席在新疆军区和生产兵团视察作重要指示》，《解放军报》1958年9月26日；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红旗》1958年第10期。转引自扎戈里亚《冲突》[837]，第102—103页。
[40]同上书[837]，第99、126页。
[41]同上书[837]，第125—126页。
[42]关于苏联顾问在1958—1959年间的经历和批评的扼要重述，见O.B.波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1945—1973年的中苏关系简史》[58]，第144—145页。
[43]李侪今（音）：《共产党中国对老挝的政策：个案研究，1954—1967年》[429]（以下简称《老挝》），第52页。
[44]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印度和印度支那》[786]，第1章详述了在西藏的秘密活动的证据。
[45]李侪今：《老挝》[429]，第55页。
[46]《人民日报》，1月8日；北京电台，1月11日；《人民日报》，1月22日；《大公报》，1月23日；李侪今：《老挝》[429]，第65—66页。
[47]李侪今：《老挝》[429]，第74页。
[48]梅尔文·格尔托：《中国与东南亚，生存政治学》[286]（以下简称《生存》），第62页。
[49]译者按：刘少奇当时并未访问金边，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是1960年12月19日在北京签署的。
[50]约翰·H.巴奇利：《缅甸与中国》[15]，见A.M.哈尔珀恩编《对华政策：六大洲所见》[287]，第308页，
[51]中国得到面积为59平方英里的3个村子和佤族地区的73平方英里土地；缅甸得到“1941年线”上6个村子中的4个，加上南碗指定区的85平方英里土地，见梅尔文·格尔托《生存》[286]，第95页。
[52]戴维·莫辛戈：《中国的印度尼西亚政策，1949—1967年》[535]，第141—145页。
[53]同上书[535]，第146页。
[54]戴维·莫辛戈：《中国的印度尼西亚政策，1949—1967年》[535]，第165—166页。
[55]同上书，第180页及以下各页。
[56]哈罗德·C.欣顿：《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297]，第285页。
[57]同上书[297]，第287页。
[58]哈罗德·C.欣顿：《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297]，第289页。
[59]《人民日报》，1963年11月2日，见吉廷斯《概观》[268]，第114页。
[60]《塔斯社声明》，1959年9月9日，同上书[268]，第326页。
[61]同上书[268]，第114页。
[62]同上书[268]，第115页。
[63]《塔斯社声明》[268]，第115页。
[64]《北京周报》[568]，1959年9月22日。
[65]同上[568]，1959年10月6日。
[66]扎戈里亚：《冲突》[837]，第282页。
[67]《北京周报》[568]，1966年7月1日。
[68]《苏联政府声明》，1963年9月21日，见吉廷斯《概观》[268]，第96页。根据这个说法，“中国领导人充耳不闻”。
[69]全文见G.F.赫德森《争论》[343]，第66页。
[70]同上[343]，第93—94页。
[71]《中苏争论及其意义》[75]，中央情报局，1961年4月1日，绝密#142274—b（以下简称《意义》）。原为绝密，本文引用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莫斯科和莫斯科会议前起草声明期间的三次对抗的第一手报道。其中许多材料为1963年的公开论战所证实。
[72]N.S.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0年6月21日，见吉廷斯《概观》[268]，第346—347页。
[73]同上书[268]，第350页。
[74]《北京周报》[568]，1963年12月6日，见吉廷斯《概观》[268]，第142页。
[75]《苏联政府声明》，1964年8月14日，同前[268]，第137—139页。
[76]《意义》[75]，附录，第4页。
[77]同上书附录，第33页。
[78]同上书附录，第25—26页。
[79]当时作者可以利用的情报。对这个时期和这些问题的全面论述，见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印度和印度支那》[786]，第1—5章。
[80]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786]，第63—64页。
[81]《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1963年8月15日，见约翰·吉廷斯《概观》[268]，第186—187页。
[82]《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见丹尼斯·J.杜林《中苏冲突中的领土要求》[206]，第30页。
[83]《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1963年9月6日，同前[206]，第32页。
[84]《苏联政府声明》，1963年9月20日，同前[206]，第32页。
[8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4年2月29日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同前[206]，第37—38页。
[86]《世界周报》（SekaiShubo），1964年8月11日，同前[206]，第43—44页。一种权威的但非官方的中文本，见《万岁》（1969）[507]，第540—541页，证实了日本人的报道。
[87]《北京周报》[568]，32，1964年8月7日。
[88]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786]，第176—177页。
[89]梅尔文·格尔托：《生存》[286]，第12—13页。
[90]《人民日报》社论，1964年1月21日；又见《北京周报》[568]，4，1964年1月24日。
[91]J.D.阿姆斯特朗：《革命外交》[12]，第224页。
[92]哈利德·B.赛义德：《巴基斯坦与中国》[624]，见哈尔珀恩《对华政策：六大洲所见》[287]，第258—259页。
[93]梅尔文·格尔托：《生存》[286]，第65页。
[94]同上书，第100页。
[95]莫辛戈：《印度尼西亚》[535]，第208—209页。
[96]《北京周报》[568]，1964年7月17日。
[97]周恩来总理1965年1月24日在为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举行的宴会的上讲话，见《北京周报》[568]，1965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