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介绍 政治挂帅：略论1949年后的中国研究
这篇文章安排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方面的各章书目介绍之前。它通过鉴别有关当代中国的主要资料，说明它们的主要局限，评价外国研究者可以到手的变化着的混杂在一起的资料的意义，探索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的发展。
研究1949年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学者，面临许多严重的约束。当代中国的研究者学习使用驳杂的资料：大陆的中文报纸及其译文，逃亡者和西方居民的叙述，对逃亡者和海外华侨的访问，小说，外国政府的分析（有时部分地根据秘密得到的情报），从个人观察推知的情报和在中国的实地调查。由于这些资料的每一种都有固有的局限性，研究中国实质上就是从多种多样的资料中寻找汇合点。如果各种资料指向一个相似的方向，研究者可以多少相信结论的确实性，但当资料指向根本不同的方向时，分析者就必须具有合格的判断力，并设法调和明显的不一致。
但在谈这些问题之前，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困难再作一点一般的观察，我想是适当的。主要的困难是：中国政府的保密；大多数外国学者，在1979年以前不能在中国进行研究，因而必须倚赖断续而不完整的资料去研究现实社会，以及可资利用的各种资料的意外中断。可以得到的资料既阐明中国也歪曲中国的程度，使研究者在方法论问题上徘徊了30年。
保密的倾向明显地表现在中国政府拒绝公布1959—1978年的任何可靠的统计数字。不愿意透露“大跃进”失败到什么程度、对国家安全的极度担心、“文化大革命”中统计网点的破坏，以及一种深深植根于文化的对保密的偏爱，合起来使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了一个真正的谜。生产统计资料、人口数字、政府的收入与支出、个人收入与消费、外贸情报、就业统计、党和政府重要会议的记录、法律简编、官员的任免情报、政治和军事官员的传记资料，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得到的。外国政府和西方学者用了很大的精力收集这些资料，这种情况的存在一般被视为当然。从1978年起，中国政府逐渐开始公布统计数字，并企图重建其中几年的资料。但国家一级的许多重要统计数字仍然无法得到，省一级的资料仍很罕见，而许多可以得到的统计数字或者使人感到迷惑，或者是不准确的。
外国学者遇到的又一个难题是：在1979年以前，就研究的论题来说，中国实际上关上了大门。诚然，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有几家西方和日本的报纸派记者驻在北京，而从1949年起，几乎一直有一些西方大学生在中国的大学里学习。西方外交官也偶尔发表他们对北京的印象。但是，西方人是被隔离的，不得进入研究的图书馆，不能自由旅行或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持续地住一个时期。在中国确有西方侨民受雇于政府，但他们的著作相当缺乏批判力而且肤浅。在1979年之前，就一切实际论题来说，都不得不在远处研究中国。用以了解现实社会的可供选择的材料，都必须予以扶植。
为了补偿，西方学者在香港建立起一个研究基地，那里的主要档案集中在联合研究所（URI）和大学服务中心（USC）。那时在这些档案馆里的研究，是把对中国逃亡者的访问整理成有关当代中国各方面的专题著作。[1]对香港提供情报者的访问本身，成了一门艺术，研究者得知道逃亡者的所长与所短。他们的局限是：大多数提供情报者来自中国南方和沿海，他们中间缺乏比较高的官员，难于估计他们的可靠性和他们可能有的政治偏见。这些缺陷中的大多数，可以通过富于想象力的然而又是严格的访问程序得到斟酌和考虑，但有时候由于提供情报者相对的少和无法将他们置于他们的住所或工作场所的背景下，给这个情报来源带来了限制。1979年中国对外国人的研究实行开放，并没有扩大到允许社会科学家去采访在统计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人口抽样实例，或在一个持续的时期内对现实社会进行观察。因此，访问逃亡到香港的人，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即使是有缺点的当代中国资料来源。
另一个困难是原始资料的不连续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35年中，只有少数出版物没有中断。《人民日报》、上海《文汇报》和政府的杂志《新华月报》（从1956—1961年改为《新华半月刊》），是唯一想得起来的三种。“大跃进”以后，许多杂志和报纸停止卖给外国人，其他的出版物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
部分地补偿这种不连续性的，是一系列独特而有启发性的资料，对不同时期有用，并对研究有重大影响：（1）朝鲜战争后，有的中国战俘愿意被送往台湾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提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况；[2]（2）中国洗脑技术的美国牺牲者，在50年代中期被释放，他们的叙述阐明了中国人使用小组压力的技巧；[3]（3）1957年“百花运动”中迸发出来的对这个政权的看法；[4]（4）可以利用《工作通讯》，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一种内部刊物，台湾获得1961年的许多期；[5]（5）1962年，一批难民流入香港；[6]（6）1962—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关于福建连江县和广东宝安县的文件；[7]（7）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小报；[8]（8）1972年中央委员会叙述林彪事件的秘密文件；[9]（9）1976年邓小平的反对者散发的对邓在1975年复出时期的政策进行谴责的文件；[10]（10）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群众发表的意见；[11]（11）1977年叙述“四人帮”罪恶的中央委员会秘密文件；[12]（12）1978—1979年民主墙运动中的大字报和刊物；[13]（13）1980—1981年对“四人帮”和林彪的同谋进行审判时发表的起诉书。[14]
这些资料引起相当大的注意，但不清楚它们所提供的见解是只限于所涉及到的具体时间、地点、问题呢，还是一般说来都适用。资料缺乏连续性和短期内资料的突然增多，也许使中国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动荡，更不安定，更反复无常。资料的不连续性使人很难准确地指出趋向。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篇文章想要部分地解决的，就是关于掌握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的目录。收录中国电台广播的几个主要翻译机构，它们的目录一般得不到。最近几年，许多带有“内部”标志的中文书，已经在西方出现，但没有一个中心协调组织来指出什么书可以得到。各种昙花一现的材料——在中国的旅行日记和报告，同中国有往来的机构的香港会谈记录和业务通讯——在许多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都可以找到，但它们通常都没有编目，或在目录中看不出它们的内容。
对第二手资料的掌握，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一大难题。这些问题引起的后果是，精明的内行学者养成了读脚注的习惯。一本书到手，先查脚注，看有没有新的资料。
[1]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43]；杰罗·姆·A.科恩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入门，1949—1963年》[179]；理查德·所罗门：《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674]；伊日拉·F.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一个省城的规划与政策，1949—1968年》[749]；林恩·怀特：《在上海的经历：在一个发展中的中国城市里涉及个人能力的社交指南，1949—1966年》[782]。
[2]见威廉·布拉德伯雷《群众在战斗与被俘中的表现：朝鲜战争中的共产党战士》[61]；亚力山大·乔治：《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朝鲜战争及其余波》[265]。
[3]罗伯特·利夫顿：《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对中国“洗脑”的研究》[454]；埃德加·H.斯凯恩：《中国人对战俘的灌输计划》[627]，见《精神病学》，19.2（1956年5月），第149—172页；埃德加·H.斯凯恩等：《强制的劝说》[628]。
[4]丹尼斯·杜林：《共产党中国：学者反对派的政见》[205]；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百花运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493]；聂华苓：《百花文学》[552]。
[5]J.切斯特·郑：《中国红军的政治：人民解放军〈工作通讯〉的译文》[122]；约翰·威尔逊·刘易斯：《中国的保密军队报纸：“牵连”与“揭发”》[440]，见《中国季刊》[133]，18（1964年4—6月），第68—78页；拉尔夫·L.鲍威尔：《共产党中国的军政关系》[587]。
[6]鲍大可和沃格尔：《共产党中国的干部，官僚政治和政权》[28]；科恩编：《刑事程序》[179]；卢西恩·派伊：《中国人的政治精神：政治发展中的危机的心理文化研究》[592]；理查德·所罗门：《毛的革命》[674]；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749]。
[7]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人的家系与社会：福建和广东》[256]；S.C.陈和查尔斯·P.里德利：《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102]。
[8]李洪勇（音）：《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430]。
[9]高英茂编：《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384]。
[10]肯尼思·利伯塔尔等：《中国的中央文件和政治局政治》[453]。
[11]《革命诗钞》[395]，两卷；萧兰编：《天安门诗钞》[821]。
[12]王学文（音）：《“四人帮”事件：中共中央文件的正式揭露》[764]，见《问题和研究》[358]13.9（1977年9月），第46—58页。
[13]詹姆斯·佟（音）编：《中国的地下刊物》[719]，见《中国的法律与政府》[136]，第一部分，13.2—3（1980—1981年秋冬），第二部分，14.3（1981年秋）；詹姆斯·西摩：《第五个现代化：中国的人权运动，1978—1979年》[651]；戴维·S.G.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272]。
[14]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记事》[727]；《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审判：审判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1980年11月—1981年1月》[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