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记录是胜利与悲剧参半。它的初期证明是建国努力的惊人成功。和平统一的恢复所产生的普遍安心情绪，有助于新政府很快确立威信。经济恢复，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土地改革和城市的一系列运动，表明这个政权乐意使用各种强迫形式包括死刑以消灭反对者和恐吓潜在的批评者。党的国家迅速地控制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尽管这些任务异常巨大，中国领导人也感到有足够的信心在朝鲜战争中打败美国人。结果，战争的成就帮助巩固了政权，加强了中国与到那时为止多少对它有些警惕的苏联的同盟。到1953年签订停战协定时，中国领导人按照苏联的样板并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了他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1956年，在毛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它的精湛的组织技巧，在几个月内使中国的五亿农民集体化了（这个过程在苏联用了好几年，付出了无数生命）。
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它很快得到工业和手工业方面相似成就的补充），容许在国内放松控制，因为政权把注意力中心从意识形态目标转移到经济目标上，并为发展的利益谋求尽可能广泛的联合。但是，当毛对苏联的贬低斯大林运动和匈牙利事件作出反应，并企图用“百花齐放”和整风运动进一步缓和党的统治方法时，这个试验就在他的面前爆炸了。接着，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技术领导停止活动。然而，那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人可以祝贺他们自己在富强的道路上迈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第一步。尽管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被它的亚洲邻人看成初期的超级大国。
但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被他们初期的成功引入了歧途。他们对缓慢的发展步子不耐烦，将它归咎于苏联的方法而不是中国的落后。他们的革命胜利告诉他们，人民能够战胜明显地占压倒优势的敌人。决定的因素是具有胜利意志的“群众”的精神，而1949年胜利后，在一系列由“阶级斗争”观念支持的群众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动员人民的技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经济与政治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将在最后一卷考察这个变化对中国城乡居民的影响。对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大失所望，对延安的比较简单、较少城市气的、集中化的生活的怀念，使毛和他的同事们设想出一个战略，要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力资源去完成经济发展。如果中国守纪律的千百万人，组织在新发明的人民公社中，难道大自然就不能像国民党军队那样被制服吗？
“大跃进”的悲剧和它导致的数百万人的死亡，是这种极端的狂妄自大的代价。在它阴暗的余波中，中国领导人似乎同意了设法恢复经济的极大重要性。“大跃进”的灾难性政策被抛弃了；人民公社制度被大幅度修改。到1965年，主要的经济指标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时间和生命已经损失了，但也许痛苦的经验将来会对这个政权有帮助。“大跃进”引起的政治创伤，导致少数长征领导同志的失宠和它的主要发起人毛的丢脸。毛从政府退下来，但他的同事们努力用物质刺激来获得经济增长使他苦恼。可是，在中国领导的最高层，曾经在过去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起过良好作用的广泛团结，表面上似乎是完整的。中国人民已被证明的恢复力，表明一个新的开始是可能的。
但是不然。在“大跃进”中，北京和莫斯科在种种政策问题上的酝酿中的争论，开始沸腾了。一当中国人坚持他们的权利，向莫斯科的全球战略提出质问时，俄国人突然撤回了他们的技术援助人员。苏联人的横暴，重新唤起了中国领导人对百年来列强凌辱的愤怒。苏联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中立，似乎是对国际共产主义团结的背叛。美国、英国和苏联在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上签字，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证据，证明苏联领导人已经抛弃中国——和列宁主义——而赞成迁就美帝国主义。北京在论战中严厉地谈到资本主义在革命故乡的复辟。
也许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都对苏联对待他们国家的态度感到愤慨。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也同意在“大跃进”的灾难之后，在国内应当做些事来恢复党和人民的信心。似乎只有毛得出这样的教训：若不采取激进的、紧急的措施，中国将跟随苏联走上修正主义的错误道路。
虽然在毛的老同志中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但长征—延安一代人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对大多数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头15年的经验培养出一个信念，即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必须优先于社会工程。越南战争的扩大，有把中国再次卷入同美国冲突的危险；应当避免国内斗争。
但是，毛现在明显地愈来愈想到自己的死，害怕若不动彻底的外科手术，和他的名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就将变成一场徒劳。在我们的最后一卷里，我们将跟踪他的思想发展，记述他在中国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分析这动乱的10年对中国人民和他的后继者的影响。
在目前这一卷里，某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主题已经出现：开国统治者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他要按照他的观念塑造新的政权并且走在那些帮助他创业的伙伴的前面；统一中国作为承担天命的最终证明的极端重要性；绝对必须有一种正统意识形态来说明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需要一个官僚主义精英集团来阐释这种意识形态并贯彻它的教导。
但到1965年已经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简单地是变大了的旧的最高权力。复兴是传统中国的神话，即使不是它的现实；这个国家的新统治者的口号是变革。现代通讯技术帮助他们控制人民，这是最妄自尊大的皇帝所梦想不到的。他们致力于现代化是在削弱传统社会；即使变化来得比他们希望的慢，那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急躁——特别是毛的急躁，但也有他的同事们的急躁——破坏了过去的节奏。他们认识到，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在显赫的孤立中我行我素的中央王国。在中国之外，有一个需要赶超的不按北京的鼓点行进的更广大的世界。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囿于一个信念，认为他们能够单独地完成这个任务。他们自己的愚行加上外部危险，最后使他们认识到事情并非如此。这种无知的结局将是我们最后一卷的一个重要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