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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麦克法夸尔、费正清) - 谢亮生、俞金尧等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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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寻求中国道路，1958—1965年 >
- 参考文献介绍 政治挂帅：略论1949年后的中国研究
基本资料及其局限
中国出版物
中国出版物——书籍、刊物和报纸为研究中国提供了主要的资料。这些资料来自这个政治体制的各个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它进驻北京之后不久，出版了《人民日报》，并从1958年起，出版《红旗》杂志作为它的指导性理论刊物。国务院出版一份公报，刊登主要指示。[1]
在一次重要的全国性会议，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共青团或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大会之后，通常都有专刊。一本小册子汇集了会议的主要文件：高级领导人的讲话、指示、决议，等等。中央各部、各省、大学、研究院和群众团体如妇联和共青团，一般都有各自的出版社，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余波中（1966—1976年）陷于瘫痪外，出版了许多书籍、小册子、刊物和报纸。从20世纪50年代起，许多地区或专区和县都出版报纸，在“大跃进”时期以后中断。在毛以后时期，地方出版社开始出版地方志、地方文学作品和一些刊物。
建立书目管理
研究者的一大难题是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书籍、刊物和报纸的书目管理。中国出版的两种书目对此是有帮助的：期刊《全国新书目》和年刊《全国总书目》。这两系列的目录书和小册子在大陆出版，按主要的论题类别把书名分类。中国国外的主要图书馆，拥有这两系列书目中的绝大多数，在大陆中国的图书馆中，不难得到全套。但这两个系列的书目，有着严重的局限性。
有许多书名在西方图书馆中根本没有实际用处，在大陆图书馆也往往找不到书。而且，有些在大陆印刷的非常有趣和有用的书籍和小册子，既不在《全国新书目》中，也不在《全国总书目》中。这些出版物带有“内部”的标志。它们所包含的材料，出于各种理由，使作者或政府认为是敏感的，因此不允许在非中国人中间流传，或法律禁止带出这个国家。这种机密或秘密材料（大多数是1949年以后时期的）没有列入大陆的书目。因此，根据中国书目编纂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名目录，用处是有限的。对书籍和小册子的书目管理，最后只能通过孜孜不倦地梳理中国国内外图书馆的目录，通过获得出入书库的机会，以及通过拥有私人收藏的西方和中国学者的帮助，建立起来。
建立对刊物和报纸的书目管理是另一件事。大多数主要报纸出版详细的索引。《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分类编入《人民日报索引》和《光明日报索引》。有几种地区和省的报纸，如《南方日报》也出版索引。除《人民日报索引》可完全得到外，其他报纸索引西方图书馆一般只有部分收藏，但大陆图书馆往往全都有。
另一种极有用处的索引是《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它的文章分类比较精细，而且有不少期甚至涉及“内部”刊物的文章。西方图书馆有这个索引1955—1959年的全部和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零星部分，但在许多大陆图书馆可以看到全部。在广泛收藏省级报刊的中国图书馆使用这个有价值的书目，对研究确定好的题目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使用中国报刊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发现它们的存在。许多是属于“内部”保密级的，因此《全国总书目》不常提到。这个书目也不提出版物的性质。《当代中国研究指南》出版于1967年，仍然是对中国定期出版物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指南，它开列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许多部级刊物，其中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刊，到70年代才恢复。[2]
有了定期出版物的名单以后，研究者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到何处去找这些刊物和报纸？西方收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纸和期刊，一般没有联合目录。确有几个部分目录，[3]但如今已过时。研究者别无选择，只好到一些主要的收藏当代中国资料的地方去寻找：在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在英国，有大英博物馆和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在法国，有国立图书馆（巴黎）；在西德，有亚洲情报研究所（汉堡）；在香港，有大学服务中心、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在日本，有国立议会图书馆、经济发展研究所和东洋文库；在瑞典，有大学图书馆（斯德哥尔摩）和隆德大学图书馆；在台湾，有国际关系研究所和调查局；在美国，有国会图书馆（华盛顿）、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伯克利）、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纽约）、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安阿伯）、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托）、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西雅图）。
另一个选择是利用中国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市图书馆是主要的知识库，中国科学院的社会科学图书馆和几所大学的图书馆也有丰富的藏书。北京图书馆从1949年起，出版一种有用的馆藏报纸目录，它透露出收藏的广泛，有全国性的、省的，甚至有省以下的报纸。[4]
有三种有价值的报刊文章汇编或摘要值得提到：《复印报刊资料》，联合研究所的剪报档案，《新华月报》。人民大学编辑出版一种全年合订本，收入重要的或有启发性的文章，题目范围很广泛。这个系列和《复印报刊资料》，是翻印人民大学的剪报档案。它显然是在1978年以后开始出版的，在1980—1981年向外国人开放。1982—1983年，标上“内部”，继续向全国的许多图书馆分送，1984年重新向外国人开放。在中国以外，联合研究所在它的香港档案馆继续保持剪报服务。这种服务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一直很活跃，此后逐渐萎缩。许多西方图书馆得到的是缩微胶卷档案，香港浸礼会学院得到原档案。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这个档案特别丰富，当时联合研究所有一个进取的与基金充裕的计划以获致中国出版物，并有一个胜任的班子剪辑和整理档案。的确，联合研究所的剪报档案对60年代和70年代初写成的专题著作，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文献。[5]
中国人出版一种定期的主要报刊文章的摘要。从1949年起，《新华月报》以月刊的形式出现（从1956—1961年，以半月刊的形式出现，名为《新华半月刊》）。这种篇幅很大的出版物，平均200—250页，内容是重要的指示、讲话、社论、评论、新闻电讯，以及每月的大事记。1979年，《新华月报》变成专门的档案刊物，即政府和党的政策的一种半官方公报，同时出现一个新的姊妹刊物《新华月报文摘版》（后名《新华文摘》），重印全国各地报刊上有关历史、经济、哲学、文化、政治的文章，以及短篇小说和诗歌。
中国出版物的局限和机会
使用中国出版物带来难题和限制。出版物由国家控制，为统治者的目的和官僚机构的多种多样的组织利益服务，官僚机构控制着各个出版社。中国的新闻事业缺乏独立、批评和尽责的传统，社会科学则缺乏超然的传统。出版物公开承认为宣传任务服务，宣传当前的政策（通常是说好），诋毁先前的、被抛弃了的政策。相当大一部分国内报纸所报道的“新闻”，在西方记者看来不是新闻，而是对当前政策的解释（它可以巧妙地不同意某些部分）和来自模范单位的报道，这些单位成功地贯彻了国家的政策，或来自地方的报道，讲这些地方由于忽视政策而陷入了明显的困难。报道外交事务，也倾向于恪守官方的政策。
只是在毛泽东以后的时期，才开始出现一些书籍和刊物，以系统的方式分析国内政策的效果，或阐明政治、社会和经济过程。例如，新华社从1981年起出版的一种发行很广的期刊《瞭望》，报道中南海（北京的政府所在地）的个人活动与考虑过程。高级官员写的不少回忆录，透露了从20年代到毛去世时的党内人物、作风和政策争论的一鳞半爪。小册子和报刊文章开始讲述1949年以来高层政策斗争的发展情况。除毛以外的高级官员的演讲和著作集开始出现；如朱德、陈云、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等人的选集，现在可以得到。社会科学刊物的数目日益增加，开始从各方面详谈当前的政策选择，并透露反官僚主义的争论意见。看来这些小册子是真想把中国的某个方面告诉一个感兴趣的读者，而不是向读者说教，那个方面为什么是有利的。
但所有这些都是最近才有的事，在1949年以后的大部分年代里，把出版物作为可靠的资料来源有效地加以利用，是一门艺术。中国以外的学者研究出各种技巧，以比较精确的方式翻译难解的中国出版物。例如，中国外交政策的观察家仔细检查新闻媒介中的所有声明，以了解中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态度的发展，如参加朝鲜战争，中国在1958年金门一马祖危机中的举动，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和中苏争论中的表现。[6]从这些研究中了解中国人表示他们意图的方式，中国人在危机中的表现，中国对双边关系的处理。研究高层政治斗争的学者，仔细检查《人民日报》刊登的领导人照片中谁出现，谁缺席，和他们排列的位置，注意领导人宣布当前口号所用的不同顺序（例如，领导人是说“抓革命，促生产”呢，还是“促生产，抓革命”？），留心领导人引用了哪一位元老的话（只引用毛泽东的话？刘少奇的话引用没有？等等），仔细阅读有关一个领导人的新闻，他以前负责别的领域，而现在有了新的职务（撤去以前的职务和任命新的职务都没有正式宣布）。从无数这样的线索中，西方解释出1955—1956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争论，1956—1957年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争论，和在“大跃进”问题上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分裂。[7]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在毛以后时期透露出的情况，表明这些解释虽不是在每个细节上都正确，但在大体上是正确的。
同样，在分析政策的贯彻执行和进行社会学的分析时，也开始采用新的策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是阅读所有能够得到的关于一个具体现场的材料，对那个现场作详细的考察，再通过访问丰富这些资料。[8]另外一种方法是研究一个具体政策的发展和它在一个时期内的贯彻，[9]还有一种方法是考察一个或一套机构，利用所有能够得到的关于这个组织的材料：有关它的法律条文，谈到它的任务的讲话和文章，有关它的下属机构的文章，等等。[10]这种研究通常主要依赖所要调查的机构控制下的出版物——例如，研究青年团，要从青年出版物中取得大量材料；研究工会，要从工会出版物中取得大量材料，等等。（研究人民解放军除外，因为军队出版物通常是高度保密的，不能得到。）不论是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具体的现场，还是放在政策问题或是机构上，依赖出版物都会碰到问题。出版物谈结构而不谈过程，更注意正式的而不是非正式的方面。它使人感到中国的机构是有效率和胜任的，它暗示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它示意全国是一致的。虽然这些意见准确地传达了来自北京的想法，但实际情况往往离政策很远。中国比它的精英人物通常承认的要参差不齐得多——至少在毛泽东的时期是如此。
结果是促进了另一种使用出版物的策略：把资料聚集起来，把事例放在它们特定的背景中，从中国极大的多样性导引出可以证实的假设。例如，在研究企业管理时，斯蒂芬·安多斯和安德鲁·瓦尔德用了187个从出版物上搜集来的管理实例，验证何种类型的工厂在一个时期内运用特殊的管理形式。安多斯和瓦尔德想知道哪一类工业（重、轻或化学）更易采用工人参加管理，或干部参加劳动。理查德·鲍姆根据广东报纸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的后果，仔细标出它们的地理位置，以确定哪一类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在1966—1969年的动乱中受害。[11]
在不同的研究中，约翰·伯恩斯和伊丽莎白·佩里都仔细阅读出版物中有关农民的政治表现的报道。伯恩斯由此发展出一种类型学，研究农民如何追求他们的政治利益，而佩里则探索引起农民参加暴力抗议的情况发展。[12]弗雷德里克·泰韦斯仔细阅读省一级出版物，以估计各省响应中央各种计划的程度，然后通过参照各省的某些政治与经济条件，对这种响应作出解释。他按响应的程度排列各省，又按党组织的强弱或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排列各省，验明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13]
这些以及其他的研究尝试，仔细地积累了许多实例、事例、行为或实践的例子（包括工厂管理、省里对中央指示的响应，或农民的利益追求等类型），这些是研究者想了解的。行为类型学于是发展起来，并根据类型学，把记录下来的实例加以分类。运用社会科学的一种传统方法，这些实际应用被看做因变数。分析者的任务是通过参照行为发生的不同场合，解释实例在不同行为类型中的分布状况。这样，尽管大陆的出版物有缺陷，仍然可以用来对彼时彼地的特殊现象的变化试着进行解释。不过，这些分析的正确性，多少仍有待证明。出版物没有提供一个有代表性的样品；能从出版物上搜集到的实例，通常数量很少，不允许使用复杂的质量分析技术；对实例的来龙去脉知道得不够多，不能验证和衡量所有有关的自变数。
中国出版物的翻译
中国出版物是大多数问题必不可少的情报来源。自然，某些问题完全被排除在出版物的论述范围之外：自然灾害和大的政策失误，如1960—1962年的饥荒与营养不良的程度，或“文化大革命”的恐怖与死亡；政策在党的高层的形成过程；公安系统的组织与任务；人事制度（任命、升迁与免职是怎样作出的）；确定与变更价格的方法；国家的中间层——省、特区、自治区和县的组织、职责与作用。不论是在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出版物对这个体制的最高层和基层的报道都比中层多。除去这些重大的脱漏外，出版物能使研究中国的学者对当前政策、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和基层的发展得到一个总的印象。不过，即使在这些题目上，出版物在说明的深度上仍有不足。因此，研究者必须把出版物与其他资料结合起来。
中文出版物的一个重要部分有译文。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和其他单位，用多种外文出版供海外阅读的材料。例如，《人民中国》半月刊从1950年开始出版，至1957年由《北京周报》接替，该刊从1958年3月起，用20种以上的外文出版。中国政府由新华社发布一份每日英文电讯稿。1981年，英文《中国日报》开始在北京出版。
外文出版社通过它所翻译的许多长篇小说和在《中国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提供了接触中国小说的机会。此外，政府和共产党的主要声明、重要讲话以及它们的摘要，照例是以小册子或书籍的形式翻译出版。这样，《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每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和中央全会的公报，在中文本出版后不久，就由外文出版社发行。
外国政府把一些中国的译文编进它们自己的翻译丛书，并为这些丛书另外翻译了新闻电讯、报刊文章和书籍。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出版日刊《世界广播摘要（远东）》[63]，这套刊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有了，它收入来自中国的主要新闻的全文或摘要，包括省级新闻广播的译文。美国政府已经出版了几套翻译丛书。从1950年至1979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保持一个很大的出版物监视单位，它发行几套丛刊：《中国大陆报刊概览》[738]（1974年后，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刊概览》）；《中国大陆杂志选粹》[736]（后来名为《中国大陆杂志选录》[737]，1974年后更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刊概览》）和《当代背景材料》[735]，这是一种题目类似的文章的合编。总领事馆为这三个翻译丛刊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详细的目录索引。但这个索引不涉及增补的丛刊，增补的丛刊归入低级安全保密级，后来才向一般公众开放。《世界广播摘要（远东）》可以订阅，并且是缩微胶卷，因此许多图书馆都有。总领事馆的丛刊，在它们出版的大部分时间里，只发给数目有限的专门研究东亚的图书馆。因此不像《世界广播摘要（远东）》那么容易得到，尽管涉及面更广。
美国政府的外国广播新闻处提供一种监听中国广播的每日汇编。这个汇编以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全球范围监听的一部分的分册形式出版。1967年以前，广播监听的中国部分在亚洲分册里，而在1968年，《外国广播新闻处（中国）》[250]以单行本出版。按惯例，它只分送给少数图书馆和学者，但后来可以通过预订得到。香港的出版物监视单位关闭后，《外国广播新闻处》收入了一些以前《中国大陆报刊概览》—《中国大陆杂志选录》丛刊所包含的材料。[14]
美国政府的第三种翻译丛书，是《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374]，它提供1957年以来的中国书籍和报刊文章的英文翻译（特别是省一级的）。这套丛书的历史，以及坚持作索引的种种努力，是非常复杂的。只要说一点就够了，《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改变过几次，因此有几种持续时间不同的分类丛书，题目包括农业、科学与技术、地方政治、能源、教育，以及每期《红旗》杂志的全文翻译。美国政府以香港为基地的翻译丛书在1979年6月结束后，《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丛书被冠以《中国报道》（ChinaReport）的名称，并改为六个分类丛书：农业；经济事务；政治的、社会学的与军事的事务；工厂与设备资料；科学与技术；《红旗》。《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丛书由于它经常变动，没有一个方便而连贯的索引以供检索。1957—1960年上半年有一种单独的索引，而另一位编者编了从1962年至1970年期间的索引。[15]从1979年起，有的分类丛书偶尔把以前各期的内容汇编成单行本。
还有三种有用的翻译丛书值得提及。从1955年至1977年，香港的联合研究所出版的《联合研究服务》[734]按各个当代题目汇集译文。M.E.夏普公司从1968年起，出版一系列季刊，每种季刊刊登一个专门领域的译文：《中国的法律与政府》、《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教育》、《中国的社会学》。这些不同的季刊经常出专号。例如，《中国的法律与政府》就出过关于林彪事件、党的组织、人事管理等专号。一个英国政府机构的香港分支——地区情报处，监听省级电台的广播，出版《省级电台广播》（ProuincialRadioBroadcasts）周刊，从1963—1974年，分送少数图书馆、新闻记者和学者。这套优秀的丛刊的有些项目，常常是《外国广播新闻处》和《世界广播摘要（远东）》所没有的。
除了这些经常性的中文资料翻译丛书之外，还有许多限定题目的专门汇编。例如，有关下列题目的原始文献：中国的教育政策，[16]农业政策，[17]经济组织，[18]军事命令，[19]中美关系，[20]中苏争论，[21]几个经过挑选的时期的重要政策声明，[22]领导原则[23]和专题短篇小说选。[24]
总之，通过翻译提供接近中文新闻媒介的门路的尝试是很广泛的。但覆盖面很不均衡，欲对大多数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需要使用中文资料。几家全国性大报的文章和社论、高级领导人的讲话，重要的国家指示，是容易得到的，而省级报纸、部级刊物以及篇幅跟一本书一样大的专题论著，并不是都有译文。由于政府（中、美、英的）对主要的翻译业务提供经费和管理，它们倾向于为政府眼前的利益和目的服务，而这并不总是同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长远利益和目的相符。例如，《外国广播新闻处》丛书在美国情报部门内是广泛使用的。虽然它的内容包括题目范围很广的报道，有家庭生活、社会环境、地方政治等，但它的任务是告诉读者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意图、潜在能力与战略。《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丛书关于社会环境、地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报，比《外国广播新闻处》多，但它也特别着重于中国的科学发展和涉及美国的商业问题。结果，翻译丛书在诸如全国性政治、外交政策、军事和科学论题上的覆盖面比较广，而关于党史、文学、哲学、地方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文章的报道，则不大令人满意。翻译的范围在不同时期也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虽然不能得到确实数字，但可以得到英译文的中文出版物的百分比在两个时期可能是很低的：第一，从1949年至1954年，这时西方的监听和翻译机构正在建立中；第二，从1978年至今，这个时期中国出版的报纸、刊物和书籍的数量猛增，而翻译机构没有相应地增加。覆盖率最高的时期大概是50年代后期，那时翻译工作进展迅速；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69年），那时中国出版界引人注目地减少了出版物的数量，重复很普遍，而且出版的东西有很多是已经翻译了的。60年代初期、7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就弄不清了，因为许多先前是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被列入“内部”，不允许带出这个国家。
回忆录和旅行报告
许多以前在中国居住过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发表了感想、回忆、日记，或关于他们在大陆经历的自传性记述：40年代后期，联合国救济总署的一个技术专家，在农村看见过土地改革；1949年留在北京的一对美国夫妇，被当成外国间谍关进监狱；一个天主教神父在共产党的革命中受到宗教迫害；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在50年代逃到香港；一个学生经历了她所在大学的改革；一个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人，他选择留在中国直到1965年；一个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法国人的人，在走向自由之前，在监狱和劳改营度过几年；一个在中国的苏联科学家，他最后叛逃到西方；一个瑞典外交官，他目睹了“大跃进”后最糟几年的北京；一个在中国的非洲学生，受到中国的种族歧视；一个加拿大记者，他在60年代中期从北京发出报道；一个在非洲的年轻中国外交官叛逃到美国；一个受雇当英语教师的澳大利亚人，他所在的学院处于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中；前孙中山广东军政府外交部长的儿子，他长期受雇于外文出版社，记述了红卫兵对外事系统的冲击；河南省一个年轻的“文化大革命”参加者，同他的美国语言老师结了婚，然后移居到美国；一个英国外交官卷进了1978—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几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记者，他们在毛泽东以后的时代的早期，从北京发出报道。这份名单是上百个这类记述的一部分，传达了亲身经历者关于在中国生活的非同寻常的故事。[25]
这些记述为中国的出版物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它们往往谈到一些中国出版物所不谈或谈得不充分的题目：监狱制度；中国生活中触目的不公正、暴力、压迫、社会的不断变动；中国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和逃避控制的机会。亲身经历者偶尔被卷进政治意义重大的事件，如1957年5月北京大学的“百花运动”，或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亲身经历者参与中国的生活史，看到了出生、结婚、礼拜、养儿育女、找工作、变老、死亡。
由于中国的出版物不肯细讲中国的这些方面，由于中国小说喜欢用过分光辉的词句描写生活，个人的记述就为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提供了特别重要的材料。例如，《剑桥中国史》第15卷马丁·怀特的文章，从亲身经历者的记述中汲取了不少材料。但这些记述有着严重的局限。显然，它们并不比观察者机敏，有许多作者不是很严谨、很有察觉力，或很好问。回忆录往往不完整。许多西方观察者不会讲汉语，从而成了他们的翻译者的俘虏。许多人本想深入了解中国，结果只是看到了中国。许多中国人报道中国，拣西方人或出版者爱听的说。还有一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自己或向读者证明他们的生活是正当的。总之，亲身经历者关于中国的记述，具有这一类固有的缺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高度分割的社会里练就高瞻远瞩能力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里，某一职业与居住区的成员，可能很少知道别的地方的发展情况，而由于政策的变化，生活经常是在变动中。结果是，个人观察的正确性往往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很难知道这类记述所提供的见识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一个与此有关的类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期访问者的记述。在70年代中国开放以前，这类通常由新闻记者所写的报道，是大学生和公众用以窥视所谓竹幕后中国的流行方式。典型的做法是，到北京、某些省城和几个供参观的工厂和公社作一两个月的旅行，然后写出旅行报告，企图捕捉住中国的基调。它们的标题就传达出它们的调子：《我看见了红色中国》、《中国醒来的时候》、《中国没有苍蝇》、《蚁冢》、《黄风》、《大河彼岸》。[26]它们对在读者中形成中国这个时期的形象有影响。浏览一下这些书，提醒我们，现时来自中国的报告能够把人引入歧途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如果旅行者进入中国而没有充分的准备。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往往被忽略，而当前的成功和表面的一致常常被强调。70年代有一个时期，当中国的开放使访问者在欣快情绪的支配下蜂拥到这片他们新发现的土地时，这种类型的报告增加了。那些得出比较暗淡但比较准确的评价的人，知道反面的报道会危及他们的中国主人和朋友，往往既不谈他们的反应，也不私下散布他们的印象。即便是大学里的中国专家，大多数也不太清楚在毛的最后几年里，经济困难、政治恐怖和国家精英之间关系紧张的程度。
但有一类旅行报告证明是有用的，这就是训练有素的职业观察家对中国有限的方面所作的严谨的报告。[27]例如，美国的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派出许多科学代表团到中国去考察各个领域的状况。社会科学家代表团、人文学者代表团，在特定的地方，工程师和技术员也去。其他国家的各种机构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同北京打交道的公司，开始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中国的机构作出简要的描述和评价。有些公司——例如在70年代初独家承建几座大型化肥厂的普尔曼—凯洛格公司——对中国有广泛的暴露。中国雇用的外国人常常写一些范围广泛和引人入胜的有关他们经历的记事。结果产生许多有关某些学术和商业领域的专题著作和非公开的论文，可以作为基准，用以衡量毛以后时期的连续性与变化[28]这些代表团的成员，也常常把他们的观察写进日记或记事，供私下传阅。这些材料对将来研究70年代的中国，可能十分有用。
同样有价值的观察者记事，是同中国人进行谈判的政治人物、外交官和军人的回忆录。马修·李奇微和C.特纳·乔伊是朝鲜战争和板门店和谈的美方参加者，他们的两本朝鲜战争记事，对这些题目提供了原材料。1950年下半年印度驻华大使的回忆录，对中国通过外交手段阻止美国军队接近鸭绿江，提供了重要情报。[29]印度外交官阿瑟·拉尔提供了中国人1962年在日内瓦的表现的内幕。[3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理查德·尼克松、吉米·卡特、亨利·基辛格、赛勒斯·万斯、日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亚力山大·黑格、威廉·萨弗埃尔和罗伯特·霍尔德曼的回忆录，它们记述了1972—1982年的中美关系，描写了许多中国领导人。写回忆录的也不限于比较健谈的美国和印度官员。英国、加拿大、荷兰、法国、日本和苏联的官员也记述了他们同中国官员的交往。这些记述不总是准确的，有的则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但它们都有独特的见闻与见识。
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得以对这些根本不同的并且常常是昙花一现的材料的书目进行核查。少数大学图书馆有计划地购买所有这些从前的居留者、旅行家和官员所写的个人记事，但从目录的书目提要项目，通常既看不出书的种类，也不大知道作者的情况，更不可能请中国高级官员验证一下该书是否简化了与他们的会谈。这些书对政治史家可能很有用，即使作者当时并不明白会见中所传达的信息的重要意义。例如，回想周恩来从1971年至1973年对西方人士的许多次会见，其中包含了关于林彪事件和他自己的国内政治斗争的微妙信息。然而在这些会见中，只有少数几次被完全和准确地记录下来，而它们的汇编，西方连一本也没有。
对昙花一现的材料的取得，甚至更加困难，虽然就美国来说，有三个收集工作是有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保有它自己的组织档案，详细记录了它早期与中国商业和工业机构的谨小慎微的接触，并将访问者记述中国经济各个方面的文章，编成内容广博的档案。这些档案存放在密歇根大学的杰拉尔德·R.福特总统图书馆。美中学者交流委员会建立了关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广泛的档案，通过全国科学院可以得到它们。最后，密歇根大学的本特利历史图书馆，依靠一笔基金赠款，建立了中美关系档案，它企图收集凡是可以得到的在70年代初访问中国的美国人所写的旅行报告，包括私人日记。[31]
艺术创作
大多数外国社会的研究者，常常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个社会的艺术创作具有内在的美学价值，但当艺术家经常处于恐怖和政治控制之下时，艺术创作就不会繁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也是这样，自1949年以来，引起公众注意的艺术创作很少，看来也不会有持久的价值。中国人民在毛主义时代体验到的紧张情绪、英雄主义与剥夺，使艺术的被愚弄显得更加可悲。一个与历史相称的诗史时代，在艺术创作中作了不适当的表现。
然而，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却发现这些艺术创作对许多研究目的是有用的。也许，最没有充分地加以利用的信息来源是虚构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歌剧和诗歌。其他的艺术创作则更多地揭示了社会：招贴画、电影、广播和电视剧、绘画、广告、通俗喜剧，等等。这些材料对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也许不像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或文化史家那样有直接的重大意义，但它们愈来愈多地被一切社会科学用做了解大众文化的形成和表现的手段。（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包括莱维一斯特劳斯和布劳德在内的法国社会学家和社会历史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对验证全体居民的共有意识及其对精英人物的影响的日益增长的兴趣。）但因为是由国家指导、审查和控制艺术创作，一些不同的艺术形式如小说、儿童故事和招贴画，就多是表达政治领导人的信念和目标，而很少反映大众的价值观念——虽然作品一定要充分体现当前的文化才能使它的信息被理解。
因此，以艺术创作为根据的大多数研究，就是要利用这些材料来弄清楚领导人企图向大众反复灌输的信念和价值观念。例如，社会学家玛丽·谢里登利用虚构的文学作品探索英雄模范所做的贡献，这些英雄模范是中国人民的仿效对象，[32]查尔斯·里德利和艾琳·布卢门撒尔在各自的研究中分析儿童读物的主题，以查明向13岁以下孩子灌输的价值观念。[33]约瑟夫·黄把中国的长篇小说作为生活的反映来研究。[34]文艺界被用做高层政治斗争的一个战场，尤其是在毛泽东的时期，有几位学者研究被争夺的领域（特别是江青企图改革的京剧），以及60年代初借古喻今的戏剧和批评。[35]
有少数学者企图从虚构的文学作品中得到社会学的资料。他们的论点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与行为模式有某种关系，即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想化描写，也反映了有关的真实，如中国地方领导人的社会经济描述，小集团的行为动态，解决冲突的机制等。[36]最后，少数中国作家揭示了中国官僚主义作风的性质和“文化大革命”的悲怆感情，其感人而有洞察力的风格不亚于任何社会科学家。小说家王蒙详细描写了党内的人事工作。爱调查研究的新闻记者刘宾雁揭示了党委内部的权力关系。陈若曦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酷、虚伪与痛苦。1976年贴在天安门广场的悲愤的诗词，有力地传达出70年代中期许多城市居民的愤世嫉俗与怨恨。这类作品对于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如索尔任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对于了解斯大林主义及其遗产一样必要。
因此，艺术创作对了解精英人物和群众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渠道。80年代，中国开始出版许多有关文化领域的研究指南和书目提要。但尽管有这些帮助，仍然很难得到有关的材料。一种英文资料来源《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特别有帮助。也许从远处了解中国文学的唯一办法，是通过主要的文学出版物，如《文艺报》，但这些是直系刊物，有些更有趣和富有革新精神的作品，出现在知名度较小的刊物和地方刊物上。在中国文艺界险恶的浅滩上航行，不时会碰上宗派主义、谨小慎微和含沙射影的暗礁，大多数研究者需要中国知情人士的帮助——虽然他们给予这种帮助是小心谨慎并可能是为个人利益服务的。但到80年代中期，许多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通过会议见到了他们的中国同行，并同他们保持直接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翻译中国新的虚构文学作品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成了中国研究中最活跃与最令人兴奋的领域之一。[37]
访问从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
自1949年以来，有计划地访问从前的中国居民，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有几个因素说明了访问逃亡者的重要性。学者对研究现实社会无能为力，无疑是主要的因素。这不仅因为在毛的时期实地研究中国在事实上不可能，而且因为中国对研究的开放还不到能进行现场研究的程度。除了1979—1981年的一个短暂时期和少数其他难得的情况外，外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者一直不能使用他们的学科的研究方法：长期住在一个社区里，向他们所研究的居民提出秘密的与公开的问题单，进行随机取样。
即使在有观察与访问机会的地方，学者也不得不在权力主义的政治制度下进行他的研究。关于提供信息者的机密性，总是有不能保持的危险。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有必要采取不寻常的措施，以保护向他们提供信息的人不受政治迫害，特别是在这些人提供了政府所不喜欢的数据或说明的情况下。此外，从问题是否受欢迎、许可停留时间的长短和研究者为加深调查而需要接触文件材料等方面来说，在中国进行现场研究，至今仍然是艰苦与受限制的。这意味着多数研究者宁肯在进入中国之前做好准备；初步研究在中国之外完成。
此外，相当多的中国人移居香港、台湾、印度和西方国家，提供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提供情况的人。逃亡者来自中国各地，其中大多数来自广东和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虽然在逃亡者中，知识分子所占的百分比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高出许多，但在逃亡者中也有农民、工人和青年，因此可以对不同职业和不同代的人进行研究。虽然少数过去的党员、公安人员和人民解放军成员离开了这个国家，但逃亡者中最大的缺陷是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官员相对地少。不像苏联和东欧，中国还没有一个高层的叛逃者。但是，在1962年由于恶劣的经济情况而逃到香港的逃亡者中，有少数层次较低的官僚，他们有助于了解中国的组织情况。
有些偶然的观察家怀疑这些离开中国的人能够提供有用的情报，因为他们对这个政权抱有偏见。这种怀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许多逃离大陆的逃亡者，不是出于对政权的恐惧或反感，而是为了亲属团聚或为了改善经济条件，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怀有相当深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且，许多人虽然疏远这个政权，却并不把这种情绪夹带进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践或社会风俗的叙述中。总之，精心安排的访问程序和设计完善的问题单，能够把提供情况者的偏见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逃亡出来的提供情况者的局限，主要不在偏见而在不完整和记忆的淡化，难于核实他们所提供的情报，以及研究者在辨别正确提问方面所面临的难题。现场研究的一个很大好处是，观察者沉浸在社区里，开始调整询问，提出一套经过修改的问题；在离开研究现场的地方访问提供情况的人，研究者很难确定什么是提供情况者应该知道的，和什么是最好的和最恰当的问题。另一方面，提供情况者从他对社区的义务中解脱出来后，可能谈论他在家乡不愿意谈论的敏感问题。
因此，访问从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成了研究中国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1963年香港大学服务中心的建立，推进了这件事情。从那时起，差不多有几百个研究项目都涉及访问和利用大学服务中心及联合研究所的图书馆，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达到一个高潮。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一直有提供情况的人移居香港，但有三批人引起特别的注意：50年代初期和中期来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商人，他们是在经受迫害之后离开的；1960—1962年的经济萧条时期到香港寻求避难所的广东农民和其他的人；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逃避“文化大革命”动乱的青年。这三批人中的每一批，都为具体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机会。
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在香港支持访问研究项目。到70年代后期为止，英国和美国政府领导了一项广泛的计划，目的是从新近到达香港的人中确定中国的经济状况。这些访问中的一部分是美国农业部估计中国农业产量的依据，有缩微胶卷可供利用。日本政府访问了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日本人。他们往往是有见识的技术人员，和中国人结了婚，在工厂以至市政部门担任负责的技术职务。联合研究所也采访大陆的日常情况，可以得到制成缩微胶卷的访问记录。
从70年代中期起，出现了两种新型的提供情况的人：旅居国外的中国人和住在中国的外国外交官和商人。前者包括中国的外交官、商业代表、新闻记者、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在80年代，不再像毛泽东时期那样受到严密的监视与约束，居留海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数目激增。现在还没有重要的研究项目提出要利用这一批提供情况的人，但在非正式的、不作记录的前提下，许多中国人是乐意对想要了解他们国家的外国人有所帮助的。他们往往比聚集在香港的逃亡者有较好的职位和更多的见识。把高层政治斗争中不清楚的方面补缀起来，也逐渐变成可能了。但外国观察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核实情报，使其达到学术性的文献编集标准。这些资料的优点是，它们展示出中国政治生活中非正式的与个人的一面，以及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出版物或逃到香港的人都没有透露过的（如精英人物中间的婚姻模式和他们的家庭生活）。
对中国的某些有限方面作了大量曝光的外国人，也是80年代一个增长中的资料来源。外语教师、商人、科学家、律师、学生、导游、合资企业的经理、外交官、军官和艺术家，自70年代后期以来，都同他们的中国对手有广泛的职业上的接触。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有少数人记述了他们的经历，但多数人还没有这样做。现在，以分散的方式存在着大量的情报，涉及中国官僚主义的不同方面、经济和某些官员。例如，世界银行已经存储了大量关于中国重要经济部门的专家评价；多国能源公司对石油、煤炭、天然气和核能工业有独到的见解；基金会的代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影响的领导人已经成为熟人。除了少数例外，在中国分析家中，还没有人企图把这类情报以系统的方式集合起来。卢西恩·派伊根据他对同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商人的访问，写出了开拓性的专题论著《中国人的商业谈判作风》，显示出这方面的潜力。
能不能建立起对逃亡者、旅居者和外国人的访问记的书目管理呢？这个问题从两点来看是合时宜的。第一，就拿为专题论著提供情况的人来说，有没有任何档案？回答是“没有”，这样，学者只好阅读第二手文献，这是咎由自取。例如，下列作者的著作都谈到50年代和60年代的公安系统：鲍大可、伊日拉·沃格尔、杰罗姆·科恩、维克多·李、斯坦利·卢布曼。[38]宁愿让类似之处归因于这些学者在1963—1966年期间都访问过有限数目的逃亡到香港的人，也不愿让第二手报道的相似来增强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的信任。重复并非是完全的，只不过因为曾在福建和广东的公安系统中工作过的相对来说为数不多的逃亡者，是所有这些报道的来源。同样地，维克多·福肯汉、戈登·贝内特和本文作者曾根据十分相似的线索写过中国的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是在财政领域。[39]所以毫不奇怪，结论都差不多，因为所有这些作者都程度不同地倚赖同一个见多识广的前广东财贸系统的干部。在青年研究方面，也多少存在类似的情况，但不严重，因为这方面提供情况的人比较多，但在70年代初以大学服务中心为基地的学者所用的资料中，仍有尚待查核的重复。
社会科学的专业标准，一般要求访问资料有准确的脚注和对访问记进行认真登记。理想的做法是，把抄本和注释归档，备第二次分析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做的访问逃亡者的谈话记录，对于能读到它们的将来的学者会很有益处。这是衡量中国实际发展的基线，不幸的是，除去某些例外，中国研究领域没有坚持这些标准。伊日拉·沃格尔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存有一套很有用的访问记，那是他对60年代中期广东省的研究的副产品。奥德丽·唐尼索恩曾慷慨地与别人共享她有关中国财政情况的许多访问记。我在1964—1965年关于地方政府的访问记和1971—1972年关于中国官僚主义作风的访问记，也是这么处理的。马丁·怀特存有他关于地方社会组织的访问记。这些资料存放在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据我所知，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像这样储存起来备第二次分析之用的成套访问资料了，这将长期不利于这个领域。
尽管有这些问题，根据逃亡者访问记所写的专题著作，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中国对研究开放后，学者们所发现的中国，并没有太大地偏离通过香港的研究所发现的中国。有三种很不相同的研究方法，都以访问逃亡者为基础，值得提及。1964—1965年，鲍大可深入细致地访问了三个中下级官僚，又比较粗略地访问了其他几个人，然后描述出一个部、一个县和一个公社的结构。这本书后来作为了解80年代中国机构的出发点，变得非常有用。马丁·怀特和威廉·帕里什合作，访问了几百个来自中国各地的人，收集有关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农村和城市生活的资料。他们利用这些资料制定标准的生活模式，用以检验情况的差别与范围，以及解释变化。他们的专题著作将在许多年内影响研究的议事日程。最后，安妮塔·詹（音）、理查德·马德森和乔纳森·昂格尔访问了几个从同一个农村来的人，反复核对他们所得到的材料，写出这个村子从1962—1983年的政治史。这些和其他以访问逃亡者为根据的专题著作的成果是，学术界对中国基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进程的了解，也许超过对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社会的了解，更无疑超过对苏联和现场研究受到限制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了解。
现场研究
从1979年起，西方和日本的学者有机会在中国进行现场研究。一小批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政治科学家，从1979—1981年，可以在中国农村住上一个时期；1981年后，中国政府对这类活动加以限制。[40]此外，在农村作短期停留、重复访问同一个农村地点、通过公开与秘密的问题单对城市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访问中国官员等，都是可能的。除去少有的例外，通过对居民区和工作单位的广泛观察，进行城市现场研究，到现在为止还不可能。[41]除了这些机会之外，学者还结合在中国的教学工作进行研究。例如，尽管禁止现场研究，在省立大学教书的人类学者，仍可进行农村研究。和大学和研究所有密切联系的法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进行他们的专门研究，政治科学家则利用他们的大学同中国机构建立的联系进行态度调查。
举一些例子，已经着手的现场研究有：农村生活，对老人的照顾，妇女地位，毛泽东以后的大学管理，河北省水资源的开发与分配，国家与省一级的预算过程，在四川省和辽宁省的定点人口统计简况，南京、石家庄和武汉近郊县的领导，外交政策机构的组织，意识形态的最新发展，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生活。[42]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发表的大多数有关当代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依据个人观察和在中国的访问。
没有一份在中国进行实际研究的全体学者的现成名单。研究当代中国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事业，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瑞典、苏联和美国（只提主要的国家）的学者，不是在进行人类学研究，就是忙于访问计划。安排这类研究，往往是通过非政府的赞助，个别国家甚至没有保存集中的记载。到80年代中期，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外国学者去访问一个官僚或学者，才知道另外一个外国人在几天前刚访问过他，提了差不多同样的问题。有些中国官员和学者，花相当大一部分时间会见外国人。
只有少数研究者把他们从现场工作中得来的原始资料归档，这些资料包括访问记录、注释、统计数字和单位的说明。如果不马上作出巨大的努力来搜集这类原始研究资料，它们很可能丧失，也就无从进行第二次分析了。[43]正如从卜凯或甘布尔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研究中或从日本人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社会调查中得到的原始材料，证明对当前的研究很有价值一样，从当前的中国研究中搜集资料，建立一个单独的档案馆，即使接触机会受到高度限制，也总比没有它好。
在中国进行研究有许多好处。学者对他们的研究有一个视觉印象；抽象的概念得到现实的印证。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在初听之下给人一种不屈不挠而且效率高的调子，但当知道大多数生产大队实际上就是那些穷困的、呆滞的、满是尘土的传统村庄时，事情看来就不一样了。当分析家们经过北京各个部门潮湿昏暗的走廊，看到在过分拥挤的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前打盹的官僚时，他们发现这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中国官僚机器有条不紊的活跃景象。当然，视觉印象可能把人引入歧途，但有很多东西是从对中国的实际研究中而不是从先入之见中得到的。
虽然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成果不容易概括，但从到现在为止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结论。
第一，在北京宣布的政策以及报刊对它的详细阐述同它在基层的实际贯彻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它可能被过分曲解，从而超出了北京的愿望，或受到冷漠，远远达不到北京的意图。统计数字和新闻报道也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实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这不仅是为了表明与中央指示一致进行不准确的和歪曲的报道，而且即使是准确的数量资料，也难以看出质量差别。例如，从各省的小学入学人数看，中国的农村儿童几乎普遍有受教育的机会。在各省之间和一个省的各县之间是存在差别的，但统计数字表明，在每个地方80%以上的农村儿童都进了小学，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记录。但是，这些数字一点不说明学校教育的质量。有关医生和保健、饮食、工业生产等方面的数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亲自的观察促使学者要谨慎解释中国的数据和提高对这个国家的多样性的敏感。
第二，通过现场研究和访问所揭示的中国，比通过其他资料显示出来的中国，像台湾、香港和1949年以前的中国那样，更是“中国的”。特别是当资料的外表被逐渐剥掉之后，大陆中国人的利害关系、动机因素和信仰，使人想起在这个文化区的其他部分的中国人：看重家庭，强调人际关系中的礼尚往来，报恩意识和忠于同一社会关系网中的人，喜欢和谐与害怕乱子，不善于处理冲突。[44]这样一些概念如“派”、“感性”、“关系”、“礼貌”和“德”，对理解当代社会和文化跟过去一样重要。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同等看重这些特质。事实上，另一个现场研究的结果涉及文化的多样性。有些人尊重教育上的成就，另一些人则诋毁它。有些人逃避“乱”，另一些人则好像在寻找它。现场研究既使人对概括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个性产生较大的迟疑，也使人产生一种亲身体会即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保持着它明显的社会特质。我们看见的社会，比以往在资料中看见的更为复杂；到目前为止，毛的革命还没有把这个社会改造成他所想象的样子。
研究者得到的第三个压倒一切的印象，是看到一个政治体制的横断面，在这个体制里，讨价还价，达成一致和官僚主义政治是普遍的。问题是，这个研究结果是只适合于毛以后时期呢，还是它也概括了自1949年以来（就如它概括了1949年以前）中国政治这个方面的特点（也许不像那么强烈与突出）。至少自“大跃进”以来，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官僚个人和地方单位享有有保证的收入来源，从而有了某种权势。把这些下级机构看成是独立的或自治的是不对的；它们仍然依靠上级单位分配物资。同时，这些下级单位控制着上级单位需要用以完成它们的任务的资源。这样，基本上根据在中国的现场研究中进行的访问，对中国的经济和政体究竟是高度集中还是分散这个老问题，已经从研究结果中得出新的看法，即在许多重要领域，这个体制既不由中央也不由地方支配，而是以相互依赖为特点。研究任务于是变成了解中央、省和地区的相互依赖和与此相联系的讨价还价，以及中央—省—地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地区和涉及的起作用的领域。举三个例子来说，中央政府与上海、四川、青海的关系，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同时，中央、省和地方的相互作用，比如说在公安、能源、教育和水资源管理等领域，是很不相同的。
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强调通过现场研究和访问中国官员的对当代中国的了解，得来并不容易。在中国，研究的障碍是难以对付的。提供情况的人很容易给自己招来麻烦，因为他们泄露了与当前政策相反的情况，或者安全官员认为他们违反了有时是欠明确的安全法规。为了保护提供情况的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把情报作为背景资料，从报纸上求得证实，引用公开的材料。或者，研究者隐瞒资料来源，有时甚至更改关于地点或机构的细节。总之，学者不得不停止遵守职业准则，即为了知识的积累、验证与复制，要精确地报告资料来源。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工作者宁愿被迫采取一种同样正直但不相同的新闻记者准则，即在必要时通过隐瞒提供消息者姓名的技巧，准确地弄清事实。
在中国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难题，是这个体制的许多方面仍然对调查者关门。到现在为止，对外国学者关门的重要方面有：党和党的组织部，军队，公安机关和中南海这个大综合体的决策过程，它相当于克里姆林宫或白宫综合体，是国务院和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所在地。这就是说，学者对公开的政策了解较多，而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进行过程了解较少。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障碍，研究者发现访问和现场研究往往补充和丰富了从其他资料来源得出的研究结果，但它们不能代替文件研究以及可能时在香港进行访问的需要。如果研究者在进入中国之前作了相当准备，那么他们在中国的调查会有很大的提高。他们提的问题因而更有针对性，得到的回答因而可以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有些社会科学家显然是出于训练时养成的习惯，轻视依靠出版物而相信个人观察，他们报告的研究结果（常常是这个体制的不足与过分的地方）看起来“新”，其实与此同时，出版物上正在进行这方面报道。的确，我们怀疑，如果较高的当局不承认这些过分之处，它们是否会被透露给外国调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