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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麦克法夸尔、费正清) - 谢亮生、俞金尧等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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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寻求中国道路，1958—1965年 >
- 第八章 重压下的中国经济，1958—1965年
经济恢复，1963—1965年
农业对策
总的来说，农业恢复计划只获得了一般的成功。谷物产量从1960年14350万公吨的低点到1965年上升到刚刚低于“大跃进”前的高峰年1957年的水平。但是，从那以后人口已经增加了8000万，人均产量仍然大大低于“大跃进”前的水平。这意味着1962年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在五年时间内逐渐减少粮食进口的目标没有获得多大成绩（表8）。[79]
在比例上无例外地比谷物下降得更多的纤维作物、甘蔗和甜菜以及其他一些非谷类作物的产量水平，到1965年超过了“大跃进”前的水平。但是油料籽作物却显著落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播种面积仍被压缩。到1965年，许多重要作物的单位产量超过了“大跃进”前的水平：粮食提高10%以上，棉花将近50%，油菜籽将近60%。这些资料表明，60年代早期采用的专业化政策在随后几年里对生产率的增长作出了贡献。畜牧业的产量和水果产量证明是恢复的有力典型。肉和木材的产量都比1957年的水平提高40%。[80]
虽然不是所有作物都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但农业得益于60年代中期以后普遍栽培对化肥反应迅速的矮秆水稻品种，形势较好。水浇地的数量在1965年上升到3300万公顷，比1957年多600万公顷。更值得注意的是，足足有1/4的总灌溉面积用机械抽水（使用电力泵或汽油泵），而1957年仅占4%。这改善了灌溉管理，对于与栽培高产水稻品种同时出现的作物复种制是至关紧要的。
工业对策
工业恢复远比农业迅速。1963—1965年，轻、重工业产量每年分别增长27%和17%。到1965年，钢、电力、水泥和重型汽车等主要产品的产量水平是1957年的两倍多。工业消费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上升。例如，1965年缝纫机和自行车的产量分别是1957年的四倍和两倍多。
比一般产品产量增加的水平更令人难忘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了重要的工业新部门；一批重要的投资项目也完工了，这些项目曾经由于苏联取消技术援助而遭受挫折。显著的例子是石油和石油化学产品。中国人在50年代曾经严重依靠从苏联进口石油和石油产品。50年代中期每年原油产量只有每天2万桶左右，主要靠1949年以前开发的西北部甘肃省的玉门油田。由于产量和炼油能力有限，中国依靠进口。例如，在1955—1957年，进口量大致是本国产量的两倍。[81]中国于50年代着手进行一项有魄力的石油勘探计划，导致了50年代晚期在东北部松辽流域的发现，在那里开发了中国最著名的油田——大庆。
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原油产量的持续增长。尽管大部分重工业产品的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大幅度下降，但在整个“大跃进”和整个恢复时期原油产量却年年上升。到1965年，全年度日产量超过20万桶，差不多是50年代中期水平的10倍。天然气的产量也不断上升，1965年达到年产11亿立方米，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年最高水平的40倍。
炼油和相关的石油化学产品、化肥以及制药工业也有相应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炼油只限于小型设备，每年的分馏能力平均稍稍超过100万吨（每日2万桶）。在1958年甘肃兰州和1963年大庆的主要大型炼油厂建成并投产以后，精炼产品的数量和品种大幅度上升。1963—1965年的精炼产品的平均产量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七倍，补充国内产量的进口的原油和精炼产品急剧下降。周恩来在1963年晚期自豪地宣布中国石油基本自给自足，到1965年进口量降到100万吨，只有本国产量的10%。
合成纤维工业在1957年还处于初期阶段，每年只能生产200吨。到1965年，年产量的水平是5.01万吨。化学农药的产量在1957年只有2200吨，但到1965年上升到1.05万吨。同样，化肥产量在1957年仅有15.1万吨，而到1965年达到173万吨。
新工业产品不限于化学制品之类的生产资料，而且也包括消费品。钟表工业于1957年拿出了它的第一批产品400只手表。在随后几年中，产量不断上升（在60年代初期没有回降过），到1965年年产量超过100万只。
因此，尽管工业投资在60年代前半期急剧减少，重点部门仍在继续发展，有时还很快。这种调整所以成为可能，在不小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独立地建成了一些主要工厂，如一个生产石油精炼设备的工厂——该厂在50年代中期或后期最初由苏联援建，但在60年代中期苏联取消技术和管理援助后拖延了下来。
稳定物价
恢复生产以及采取其他措施导致了物价尤其是农村集市的物价重新稳定。在1961年市场缺货的高峰时期，集市物价指数达到1957年的4.92倍的水平，甚至国营零售商店的价格也上涨了不少。[82]几乎是作为紧急措施以吸收过剩购买力，陈云制定了一项计划，在1961年和1962年每年进口100多万吨糖（是50年代平均年进口量的10倍），制成糖果主要在城市市场上高价销售。城市地区的餐馆也增加了食品原料尤其是珍馐美味的配给量，以很高的售价转卖。[83]
从1962年起物价开始下跌，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但更为根本的是由于农业生产部分地恢复了。到1964年，农村集市价格下跌到只有1957年价格2倍的水平。国家职工生活费指数也降低了。在1961—1962年，他们付出的钱增加了20%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通货膨胀率的6倍。生活费指数于1963—1965年下降，部分地由于城市市场价格降低，部分地由于零售商品的国营价格降低，后者在1961—1962年也曾经上涨。
结束语
中国的国民收入反映了工农业的恢复。以实际价值计（考虑了价格水平的变动以后），1965年的国民总收入比1957年多29%，比1962年的波谷高51%。比较而言，国民收入的下降和恢复的速度都超过了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期国民收入的波动幅度。美国在1929年和大萧条低谷的1933年之间，国民平均收入下降32%，相比之下，中国在1959—1962年间下降35%。由于美国经济深层结构上的问题，美国在1940年以前没能重新达到1929年的产量水平，1940年上距大萧条开始10年，上距波谷7年。比较起来，中国到1964年已重新达到“大跃进”前的总产量水平，从低点算起要少两年，原因在于倒退主要是政策失误引起的。一旦政策得到改正，恢复就能开始。
尽管按国民收入计算恢复很快，但这既不能用来遮盖“大跃进”的灾难，也不应用来遮盖某些领导成员未能充分理解国家陷入深渊的实质。在1958—1965年的整个时期内国民收入的增长每年只有3.2%，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达到的8.9%急剧地降了下来。[84]影响更大的是，“大跃进”导致了20世纪最大的饥荒，随后又使将近3000万人不得不重新定居。此外，尽管按人均实际价值计的国民收入到1965年超过1957年水平15%，但个人消费还没有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达到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业在最主要的消费品方面未能重新达到“大跃进”前的人均产量水平。如表5所示，人均谷物消费仍然低于1957年水平将近10%，实际上也少于1952年。农村消费甚至下降更多，仍然比1957年少13.3%（表5）。同样，1965年的棉布消费仍比1957年少8.7%，而且农村人口不是按比例承受负担，他们的消费仍少于1957年17.1%。食用植物油消费也下降，因为人均产量仍然比1957年少了将近1/4。[85]农村地区的消费尤其低，每年人均只有1.1公斤，低于1957年水平40%，而且可惊的是，低于1960年已经下降了的水平1/4。[86]
这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跃进”在农业部门的严重影响。但是，它们也反映了正在进行的关于适当发展策略的争论和保证足够资源以维持农业发展的困难。周恩来、陈云和其他稳健人物终于成功地把调整时期延长到1965年，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延缓到1966年。他们在关于钢产量指标高低的重大争论中引人注目地成功了，使原来提出以供选择的2500万和3000万公吨减少到2000万公吨。[87]
但是，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他们只不过稍稍改变了“大跃进”的失调的发展策略，在贯彻“把农业放在首位”的策略中并不完全成功。事实上，到1965年末国有工业的固定资产达到960亿元，为1957年水平的3.5倍。[88]恢复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策略的持续压力仍然存在。[89]即将到来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的特点明显地反映在下列几项政策中：
第一，在调整的最后三年中，投资增长速度急剧提高。作为本身增长很快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的积累，从1962年的10.4%上升到1963—1965年的平均数22.7%。[90]第二，分配给农业的投资额从1962年的21.3%的最高点下降到1965年的14.600，预示在此后十多年里还将继续下降。[91]此外，在1962—1965年间，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得到更多资金以发展工业，将其支付农民必须交售给国家的农产品的价格平均降低了6%。[92]最后，党在农村的作用再次增强。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在为农村“阶级斗争”的新高涨而工作，借以反对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重新抬头。这在短期内便导致了恢复党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收缩农村集市交易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农业生产率的停滞不前。
对中国农民来说，不幸的是，“大跃进”的主要教训并没有被足够多的中国最高政治领导人所充分了解。于是一项失调的发展策略又强有力地出现在前面，这项政策将在10年中导致工业迅速发展（只在1966—1967年有短暂下降），但农业的成效却要逊色得多。
[1]按净增值（不是总产值）和可比价格计算。在第一个计划期间工业和农业的增长率分别是每年18.7%和3.8%。杨坚白、李学曾：《农轻重结构》[825]，载马洪、孙尚清合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488]，第106页。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359页。
[3]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119页。
[4]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16—17页。
[5]同上书，第17页。
[6]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献给党诞生的六十周年》[583]，载《红旗》，1981年第13期，第66页。
[7]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582]，载《人民手册》[364]，1959年，第240页。
[8]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582]，载《人民手册》[364]，1959年，第235页。
[9]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130页。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34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载《人民手册》[364]，1958年，第533—534页。
[10]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43页。
[11]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82—83页。
[12]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582]，载《人民手册》[364]，1959年，第230页。
[13]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89—90页。
[14]薄一波：《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582]，载《人民手册》[364]，1959年，第237页。
[15]《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56]，第295页。
[16]崔捷：《基本建设的调整》[726]，载柳随年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以下简称《六十年代》）[473]，第73页。译者注：原文如此。据所列数字仅两年超过。
[17]吴群敢：《关于大跃进失误和调整的历史经验》[815]，载柳随年编《六十年代》[473]，第26页。
[18]《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56]，第107页。
[19]《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103页。
[20]徐棣华：《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327]，载柳随年编《六十年代》[473]，第123124页。
[21]《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393页。
[22]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42页。
[23]《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122页。
[24]同上书，第158页。
[25]同上书，第103—105页。
[26]较小的数字是将官方关于增加的死亡率的资料应用于官方公布的一系列总人口的数字而得出的。但是西方人口统计学者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的资料在1949年后的整个时期里少算了死亡率。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如果不承认实际死亡率高于公布的死亡率，中国关于年龄结构和按年龄的生育率资料便不能和公布的人口总数一致。科尔估计，在1953—1964年之间登记了全部死亡人数的63%，在1964—1982年之间，登记的死亡人数上升到85%。科尔估计，如果考虑到少登记的死亡，在1958—1963年之间多死2700万人。安斯利·科尔：《1952—1982年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175]，第70页。
[27]广泛认为，中国的婴儿死亡率资料一直少报了，这大概解释了没有登记死亡的大部分原因（参见此处）。利用官方公布的年龄结构、按年龄的生育率和人口总数重新推算的中国人口动态表明，1957年和高峰的1960年之间的婴儿死亡率增加了一倍多。朱迪斯·班尼斯特：《中国人口新资料的分析》[17]，载《人口和发展评论》[586]，10.2（1984年6月），第254页。
[28]玛丽-克莱尔·贝尔热尔：《1920—1922年的中国生存危机》[40]，载《经济、社会、文化纪事》[10]，38.6（1973年），第1361—1402页。
[29]同上书[40]，第1398页，估计死亡人数“超过200万”。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的研究》[302]，第233页，估计在陕西一省有300万人死亡。
[30]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的研究》[302]，第232页。
[31]达纳·G.达尔林普尔：《1932—1934年的苏联饥荒》[193]，载《苏联研究》，15.3（1964年1月），第259页。
[32]最权威的“农村饥荒”参考资料是薛暮桥和骆耕漠写的。在“大跃进”开始时，薛同时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和国家统计局局长。到1961年他只保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骆在“大跃进”时期也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薛暮桥：《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330]，第14页。骆耕漠：《关于我国计划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曲折过程的分析》[477]，《经济研究》[140]，1981年2月，第42页。
[33]《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177页。
[34]《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56]，第138—139页。
[35]王平：《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人民生活》[766]，载柳随年编《六十年代》[473]，第169—170页。
[36]赵兴汉、曹振良：《浅谈农产品收购中的一物多价》[89]，载《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4，第26页。项镜泉：《六十年代调整时期稳定物价经验初探》[312]，载《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2，第22页。
[37]薛暮桥：《关于一九五八——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建设的情况和经验》[332]，《经济参考资料》，1[139]，第13—14页。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225页。
[38]在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中，有300万人死于饥饿和相关的事件，主要的日常食品稻米的价格到1943年5—8月上涨到最高峰，为1941年水平的4—5倍。饥荒的前一年1942年国家制订了一项禁止各邦间稻米贸易的禁令，有效地制止了谷类流入孟加拉邦，否则将减缓该邦谷类价格的螺旋上涨。直到印度全国政府制订出统筹各邦间粮食运输的计划，才在1943年的最后几个月打破了价格的螺旋形上升。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其谷类价格上涨的幅度远远低于中国。1974年10月稻米零售价格上涨到高峰，比1973年12月水平高210%，在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朗布尔地区，稻米最高零售价格比1973年12月水平高265%。虽然政府公布的由于饥荒而死亡的官方数字是2.6万人，独立的估计则把死亡数提高了许多倍。见A.K.沈《贫穷与饥荒：一篇关于权利与权利丧失的论文》[648]，第64、66页。
[39]《辽宁经济统计年鉴，1983年》[449]，第424页。
[40]肯尼思·R.沃克：《中国食用粮食的收购和消费》[759]，第87页。
[41]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41页。
[42]柳随年编：《六十年代》[473]，第180页。
[43]译者注：原文如此。应为2.5倍多，参见本书表6。
[44]托马斯·P.伯恩斯坦：《斯大林主义、饥荒和中国农民：大跃进时期的粮食收购》[46]，载《理论与社会》[710]，1984年第3期，第344页。
[45]参见本书表6。
[46]在孟加拉因饥饿而死亡的高峰年1949年，格里诺估计有370万人死亡，其中170万不是在饥饿状态下死去的。死亡绝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孟加拉原来的农村人口是5520万。因此，1943年的死亡率是67‰，略多于30‰的正常死亡率的两倍。虽然安徽省高峰年的死亡率和孟加拉邦实际上相等，但正常死亡率可能是孟加拉的一半左右——因此，安徽死亡率的增加量要大得多。保罗·R.格里诺：《现代孟加拉的繁荣与苦难：1943—1944年的饥荒》[277]，第200、309页。
[47]菏泽、德州、聊城和惠民四个地区陷入这种状况的深度是惊人的。到1961年，棉花产量少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水平的10%，谷物产量降到100万公吨以下，比较起来，1956—1957年的平均产量是300万公吨，1959年是225万公吨，1960年是160万公吨。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117页。
[48]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中国农业经济地理总论》[165]，第366页。
[49]尼古拉斯·R.拉迪、肯尼思·利伯塔尔编：《陈云的发展中国的策略》[425]，ⅩⅩⅤ。
[50]同上书，xli。李锐：《读〈彭德怀自述〉》，载《光明日报》，1982年3月30日，第5版。
[51]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707]，第54—55页。
[52]1958年因灾祸和自然灾害而减产三成以上的播种面积是1373万公顷。1956年和1957年遭受同样损失的面积分别是1523万公顷和1498万公顷。《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212页。
[53]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统计资料选编》[158]，载薛暮桥编《中国经济年鉴，1982年》[331]，viii—38、vii—47、viii—59。
[54]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131页。
[55]《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56]，第195页。
[56]柳随年：《六十年代》[473]，第180页。
[57]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707]，第8页。
[58]克耶尔德·埃里克·布罗兹加德：《改革例证：中国经济的调整与改革，1953—1982年》[64]，载《现代中国》[532]，1983年第2期，第255—256页。
[59]陈云：《青浦农村调查，一九六一年八月》[117]，载《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112]，第130—146页。
[60]拉迪、利伯塔尔编：《陈云的发展中国的策略》[425]，ⅹⅹⅰⅹ—ⅹⅹⅹ。
[61]柳随年：《六十年代》[473]，第181—182页。
[62]肯尼思·R.沃克：《中国食用粮食的收购和消费》[759]，第155、158页。
[63]应作尺，下同。——译者注
[64]赵兴汉、曹振良：《浅谈农产品收购中的一物多价》[89]，《价格理论与实践》，1982年第4期，第28页。王平：《财贸方面调整的情况和经验》，载柳随年《六十年代》[473]，第148页。
[65]柳随年：《六十年代》[473]，第195页。
[66]拉迪、利伯塔尔编：《陈云的发展中国的策略》[425]，ⅹⅹⅹⅰⅰⅰ。昊群敢：《关于大跃进失误和调整的历史经验》[815]，载柳随年《六十年代》[473]，第35页。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472]，《党史研究》[695]，1980年第6期，第29页。
[67]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702]，第448—450页。
[68]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472]，第27页。《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126页。
[69]谢渡扬：《回顾六十年代初农业的调整》[320]，载柳随年《六十年代》[473]，第60页。
[70]昊群敢：《关于“大跃进”失误和调整的历史经验》[815]，载柳随年《六十年代》[473]，第48页。
[71]同上书，第46页。
[72]《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453页。
[73]谢渡扬：《回顾六十年代初农业的调整》[320]，载柳随年《六十年代》[473]，第57页。
[74]S.C.陈：《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102]，第81—122页。
[75]1957年到1961年之间在中国南部大约损失了75%的小型铁制农具、35%—40%的竹木工具、40%的传统中型农具、35%的农用船只，在中国北部损失了30%的大车。谢渡扬：《回顾六十年代初农业的调整》[320]，载柳随年《六十年代》[473]，第54页。
[76]陈云：《加速发展氮肥工业，一九六一年五月》[116]，载《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12]，第108—115页。
[77]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422]，第45页。
[78]柳随年：《六十年代》[473]，第207页。
[79]同上书，第200页。
[80]《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162—164、171—172、178、245页。
[81]鲍大可：《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经济》[25]，第460页。
[82]项镜泉：《六十年代调整时期稳定物价经验初探》[312]，第22页。
[83]《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439页。陈云：《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1962年2月）》[118]，载《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12]，第169页。
[84]《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23页。
[85]吴群敢：《关于“大跃进”失误和调整的历史经验》[815]，第37页。
[86]王平：《“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人民生活》[766]，载柳随年《六十年代》[473]，第173页。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472]，第24页。
[87]拉迪、利伯塔尔编：《陈云的发展中国的策略》[425]，ⅹⅹⅹⅰⅰⅰ—ⅹⅹⅹⅰⅴ。
[88]《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12页。
[89]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472]，第29页。
[90]《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25页。
[91]农业部政策研究室：《中国农业经济概要》[530]，第103页。
[92]《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57]，第4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