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腿走进60年代
试图用“群众运动规律”的思想作为框架以对方针的贯彻进行分析，其困难在于，这样做需要假定一位超然于争端之上的领导人。作为运动的首创者，他不仅要使运动进行下去，而且后来还要决定运动达到最高峰的时刻，以及巩固阶段何时能安全开始。这是关键性的一步。必须充分胁迫反抗势力，使它不再是一种威胁，而新的领导者则必须做好开始实施新方针的准备，运动本来就是为了实施新方针而发动的。
这是计算代价和可以进行纠偏的时刻。自然，并非所有的错误都能轻易纠正，特别是当这些错误与自然灾害纠缠在一起时。同样自然的是，当运动从一个阶段进展到下一个阶段的信号发出时，某些参与者拒绝对此作出反应。这是一个易犯的错误，因为运动的原则从未提前宣布过。这些还没有学会运动规律，至少是还没有学会机会主义的价值的少数个人——通常是青年人，他们是些缺乏阅历的参加者，易把起初的动员阶段理解得过于呆板——他们代表了群众运动方式的受损方面。他们与运动所打击的正式目标一起，总是要为运动作出牺牲，并付出最沉重的代价。
假设运动的发起人仍然权力在握，他就仍然具有其后对运动的转弯变向作解释的权力，以便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但是，当运动向前发展时，他实际上将无法控制运动发展的所有转弯变向本身。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如果它是超出领导一群众正式的联系途径而在众多民众被动员起来自发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这一运动将暂时被允许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去发展，它本身还要承担某种风险。这是必然的，因为正是在运动失控时，便要出现过头行为。根据毛的说法，只有这样做才能纠正错误，克服阻力。这些情况也使得任何其他人实际上难以对随后的解释作出识别——何为事实，何为杜撰；难以确定在任何特定时期内谁对什么实际上负有责任。
当然，这就是使群众运动成了毛作为贯彻方针的方法这样一种有用工具的原因。至少在暂时情况下，这种方法给了他作为运动的发起人的地应，给了他以反对敌对势力的一种群众力量的压倒优势，而不论这种敌对势力可能是谁，或可能是什么。它还使他有可能——只要他依然控制着党中央及其宣传工具——将错误与过激的责任转嫁到那些在运动中实际上做了错事的人身上去，从而掩饰这种责任。
作为发起人，他保持着区分什么是正确行为与什么是错误行为的权利，保持着事件向前发展时更改定义标准的权利。例如，狂热行为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它在某个阶段是有益的，而在另一个阶段则是有害的。如此，政治盟友可以变成敌人；某个时期曾作为正确的东西提倡的，在另一个时期就会被弃置一旁。在运动的巩固调整阶段，当残存的任何敌对势力可能以各种方式重新组合，企图夺回它们失去的某些东西时，情况尤其复杂。
在下一个主要运动的初始阶段，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自1958年以来的几年内所发生的事件，被解释成是刘少奇及其同伙对1958年推进的毛的正确教育路线所作的逐步破坏。然而，一种似乎更有道理的解释是，60年代初教育方面的发展——在1958年群众运动的高潮及其1959年的调整阶段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1958年9月指示所开辟的路线前进的，尽管它遭到了这个时期无法预料的经济困难的破坏。运动就是这样在前进，这条路线所固有的矛盾也随之发展。
举个例子，既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又发展重点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决定，可能最初是想要“既顾到数量，又顾到质量”，这是教育部长在1959年初宣布的。但在实施这条路线期间，这两种学校制度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接受其教育的两种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严重了。
在这种发展背景下，出现下面的情况就是必然的了：毛泽东本人在60年代中期放弃了他曾运用于教育的“两条腿走路”的口号，而以否定的措辞把它重新解释为是刘少奇的有害的、不平等的“双轨制”，或两种教育制度。在这一发展背景中，也包含了其他一些矛盾。但不论怎么说，两种不同形式的学校教育之间存在着分工的不同，企图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一种教育制度，实际上是更扩大了这两种学校教育形式的差别。
半工半读思想的“失败”
就60年代初期而言，当时的来自官方的有关教育的数据资料，尤其是全国范围的资料，是很难见到的。[27]这可能是大混乱的一种反映，这场引起所有各部门统计数据的大混乱是由那个时期的经济困难造成的。有关这几年的大部分可以得到的资料，是事后公布的，即在“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和正式开场的1964—1968年间，由官方报刊以及非官方的红卫兵刊物公布的。红卫兵的材料倾向于反映当时所盛行的毛主义的解释，但却详细地展示了大量以前无法得到的资料。[28]现在还有甚至更大量的来源基本相同但通过不同渠道收集的资料补充进来。这些资料是香港学者对从前红卫兵时代的学生的访问记，而这些学生最初是来自广州。[29]
根据这些后来的数据，农业中学在60年代初急剧减少。据官方计算，1960年，这些学校全国共有3万所，在校学生为290万人。到1962年，农业中学减少为3715所，入学人数为26万人。小学也被压缩，与1958年所宣布的学龄儿童80%上小学的比例相比，这一时期只有56%。[30]
这种滑坡很可能要归因于经济问题。但是半工半读思想在1964—1965年又一次流行起来，那时它也被引入小学一级。而官方报刊在那一时期对这一思想的宣传则暴露了它没有取得成功的更为根本的原因。那个预定要由这种学校提供服务的对象群，把这种学校视为正规的全日制学校所提供的“真正”教育的二等替代物。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传统看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并且由于仍处在维持生存水平的农村经济中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而增强了。
在香港对几位从前的中国农村学校教师的访问透露，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假设有一种选择：或是送他们的孩子去县城的正规全日制中学（当时一个县一般只有一两所），或是送孩子去离家近一些的半耕半读中学，大多数农村家长都要选择前者。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前者质量高，这种教育可以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一个逃避农业劳动生活的机会。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没有机会进正规中学。上这些学校的主要还是些县城里的孩子以及农村中的杰出学生。但是，假如要在送孩子去新的半耕半读农村中学和让孩子全天在家劳动以补充家庭收入这二者间作选择的话，绝大多数农村家长宁愿选择后一条道路。农民们的推理是，为什么要到学校去为劳动生活做准备，为什么当留在家里劳动更有利可图时却要去学校做毫无收益的劳动呢？这些都是从农村家庭对成本一利得的精打细算中显露出来的典型问题。
由于农业劳动仍然毫无改变地被视为人类生产活动阶梯上的最低一级，因此半耕半读农业学校就继续被人们看做是提供向上和向外发展道路的正规教育形式中最低下的一种。如果某个农村青年上了这样一所学校，并且仍然不得不回到农业劳动中去，就会被所有的人认为是受了屈，至少被认为是一种浪费。只要有这种环境存在，当地的干部和教师——他们得不到那种使得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坚持下去并取得成功的高级支持者的激励——便无法把他们自己的半耕半读学校建设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替代物。[31]
这里，还有以另一种形式表现的，最早在1957年就承认了的发展着的问题，即怎样提供合理的中级教育形式，它既可以成为某些人的大学预备学校，也能使大多数人在此完成学业。如果没有任何中学，问题就不会发生。如果有了中学但却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那么在那些久已对利益不均的每一个具体表现都非常敏感的人们中间，必然出现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
尽管如此，1965年4月，教育部还是召开了关于农村半耕半读教育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会议赞扬了为在农村普及小学教育、发展中学教育铺平道路方面所取得的“多快好省”的成绩。这次会议报告了正规全日制学校的许多不足，并要求它们进行整顿。但这次会议承认，“两种教育制度”，即全日制和半工半读制度，将一起继续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然而半工半读代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长期方向。在中学一级，半工半读学校教育将成为这种制度的主要依靠。[32]
1965年11月，举行了城市半工半读会议。刘少奇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这两次会议上，并在两次会议上都表示，发展两种教育制度就是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半工半读班级的低下地位显然也被认识到了。在城市中，它被作为一种手段而得到提倡，依靠这种手段，那些小学毕业而不能升入正规初中的学生能被组织起来边劳动边学习。另外，只有少数城市青年此后还能继续他们的学习或是在城市中找工作；大多数人将不得不接受在农村中的工作任务。半工半读学校被看作一种为城市青年过那种生活做准备的工具。[33]
后来对刘少奇的指责，正是说他宣扬了两种分离的、不平等的教育制度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发展，而没有提倡半工半读思想本身。他被说成是阉割了这一思想的“革命性精髓”。
正规全日制的“成功”
专业学者，不论是受通才型的西方学问影响的，还是被迫接受更专门化的苏联模式的，或是不得已而选定新的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他们仍然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利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所提供的机会，利用“大跃进”以后所承认的恢复教育秩序和质量的需要，为某种制度的建立而迈出了他们自己的“腿”。这种制度，不仅在他们自己的眼里，而且同样在其他任何人的眼里，都完全优于另一制度。
在金字塔顶端的照例是精英们的重点学校，这些学校在全日制学校制度的各级上发展起来。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有关重点学校的历史，似乎湮没在时间的迷雾中了。据1980年在中国对12所大学及许多中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所作的访问，关于这一制度的准确起源以及何人对此负责，都没能得到明确的回答。一位教育部的发言人有个最为详细的答复，其中有一些还是由别人补充的，所有这些答复还没有在别处遭到过反驳。这位发言人否认这个制度曾受过苏联教育范例的任何启示。相反，这一制度的起源应归之于这种重点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在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经济发展策略的基础，这一策略就是在贫困的农村根据地为经济建设的目的而集中使用人力、物力。
这种思想随后被用在教育方面。其最早的实例是“中心学校”，推行这种学校是1942年延安改革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对这种思想的宣传推广，现在可以追溯到1953年由毛发出的办好重点中学的一项被广为引用的指示，尽管这一指示在当时并未发表。直到1959年，在周恩来于当年4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援引了上述指示之后，重点学校才开始有组织地建立起来。它们在“大跃进”期间出现的群众性教育迅速扩展的背景下，被用来当做保持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34]尽管从50年代中期起重点学校就已存在——通常是简单地指定那些1949年以前最有声望的学校——但这种制度直到1960—1966年期间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协调一致的发展。
1965年以前，发展城市半工半读学校的作用是为农村培养人才；相反，以城市为基础的重点学校制度的主要作用从一开始就是为高等院校培养人才。重点学校的意思直接被解释成大学的预备班，与这种学校相联系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围绕着这个目标。例如，1962年，广州城区与近郊区的中学根据其大学升学率而划分了等级。学校被分为三类。在第一类最好的学校中，每年都有70%—90%的毕业生能够升入大学，广州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是来自第一类中学。第二类学校通常可达到15%—30%的升学率，或者还要少些。第三类学校包括民办中学和农业中学，它们的学生通常进不了大学。
具有从初中升高中进而升大学的最高升学率的学校，被指定为重点学校，保证它们能得到最好的教师，最充足的财政经费，最良好的设备以及最优秀的小学和初中毕业生的源源不断的供应。那些在中学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分的能够进入第一类学校，学术成就的天平也因此而向他们倾斜。仅据1962年官方所宣布和当地报纸所发表的材料看，这种等级体系仍然继续在内部使用，并根据公众意见进行了改善，此后它成了评价这些学校的根据。[35]
所有原始资料显示，在60年代初期，这种用于中小学的等级制度不仅限于广州，而且成了一种全国性的现象。例如在邻省福建，在那些相邻的沿海城镇中有一些1949年以前由华侨提供基金而创建的好学校，由于这些学校的布局及其地理上的接近，便促成了一种全省性的考试竞争方式。这些竞争每年在大学入学考试时达到顶点，福建也因这些学校所达到的升学率而受到了全国的称赞。省教育厅厅长王于井利用其职位和声望的影响推动这种工作，亲自视察沿海城镇和升学率高的学校。她鼓励这些学校为夺取优胜红旗而展开竞赛。这种竞争进行得非常坚决。据在香港被访问的一位从前的学生说，在经济萧条的那几年中，他所在的学校里年龄小些的学生要把他们每月粮食定量的一部分捐给毕业班的大同学。这不仅仅是要在紧张的试前死记硬背阶段保持这些学生的体力，而且也是要使整个学生群体投入为学校赢得好评和“荣誉”的斗争中去。
至于在这种新的成绩等级制度中受惠的是什么人的子女，罗森和昂格尔在一次对广州一些中学的随机取样调查中发现，“优秀的”工农阶级的青年在那些升学率最低的质次的正规初级中学中占多数。这就导致了新学校都建立在从前没有学校的工人阶级聚居区内。相比之下，在最好的重点初中里，只有11%的学生出身于工农家庭；48%则是“革命干部”子女。革命干部是另一“优秀”类别，他们不仅是官僚等级制度中的高级官员，而且都是在1949年以前入党和参加革命的。
在邻近的一些初级中学中，比例几乎完全相反，只有8%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却有42%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知识分子的孩子在质量较低的学校中占20%，而在精英学校中却占32%。在招生人数更少的高中一级，竞争就更为激烈，学术标准因此较高，干部子女的比例明显下降。在最好的重点学校里，他们占学生总数的27%，而工农青年占12%。知识分子孩子的比例达到34%，而其他非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占36%。[36]
这项调查涉及1962—1966年的5年时间。在更为详尽地观察了那一时期的变化后，罗森得出结论，由于有关方针目的的冲突加剧，教育制度日益分为两叉。在1961—1962年，恢复了对学校成绩和入学考试分数的强调，以便在1958—1959年靠推荐接受工农入学的试验之后提高质量。陈毅的著名讲话为此定了调。他在1961年指出：“学习专业是学生的政治责任。”第二年周恩来再次肯定了“大跃进”后的调整，他在1962年4月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表明了这一点。他强调，政府将继续调整文化、教育、科研和公共卫生事业，改进工作质量。[37]
但是，提高正规学校的质量并非是事情的全部。1961年，毛泽东写了一个指示，赞扬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半工半读方向；1962年，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著名告诫。[38]这一号召出现在毛泽东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信中和全会公报上，它表明1962年9月召开的这次会议再次肯定了阶级斗争学说。[39]
重申阶级斗争还预示了最后融合进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来临。这一运动是作为一场教育与灌输运动而展开的，旨在纠正“大跃进”以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发展起来的农村干部的贪污腐败以及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等“不良倾向”。[40]到1964年，这场运动逐步升级为以农村干部为对象的大规模整风运动，并伴随了新的全国范围的对政治的强调。
从1963年起，重新把高中和大学入学标准的重点放在了政治条件和阶级出身上。针对每一个人尤其是针对青年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了，其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念、阶级斗争和直接参加劳动上面。对那些不了解1949年以前的中国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来说，关键问题是要将旧社会的剥削压迫之苦与新社会之甜进行对比。每个有苦难经历可以诉说的老工人和老农民，成了学校集会与讲坛上经常被请来的发言人。由于国家正在从“大跃进”以后的经济低谷中摆脱出来，由于青年人可能难于正确地进行比较，这种做法便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例如，在广州，社会教育的一个早期课题，就是“回忆对比大旱之年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广东在那时，即1963年5月，正处于一场严重的旱灾之中，这场旱灾是“连续几年”频繁的自然灾害中最近的一次灾害。
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大学师生在1964—1965年曾一度有几个月被派送到农村，在那里，他们参加工作组，调查农村干部，重新给农民家庭分类，并获取农民生活的第一手知识。到1965年年中，不断加剧的政治活动被称为是一场“文化战线上深入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位评论员指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以后，作为意识形态一种类型的文化，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否则，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半途而废的危险，其成果将会损失殆尽。[41]这一论题进而预示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在1964年初的春节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正规中小学教育的学究气和不切实际性，这是他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许多公开性评论的第一次。12年学制太长；课程设置既多且繁；考试过于呆板；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因为他们只做了继续学习的准备，而不是打算去从事劳动。[42]这也预告了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充分发展的主题。
可是，对学校成绩的强调依然令人不安地与不断发展着的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1964年，高教部得到恢复，表明了对精英层质量的继续关心。第二年，高教部长承认，大学入学条件实际上仍然遵循1958年以前的定则，工农青年只有当其考分达到竞争标准时才能给予优先。
由于在这些矛盾的要求下进退两难，正规学校制度只得努力去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政治学习和竞赛运动，如1963—1964年学习社会主义英雄雷锋的运动，被带进了依然为追求合格率所支配的学校生活。这种对合格率的追求甚至扩展到了普通学校，它们也加入了竞争，都沿着提高分数的最佳途径去制定策略，以此来提高它们的声望。在这些情况下，重新以阶级出身为重点的精英层的主要受益者，就只能是那些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具有无可挑剔的阶级凭证，除此之外是那些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中产阶级成员的高分子女。出身不好或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发现，不论其学习成绩如何，获得入学许可都越来越困难。
工农青年，尽管有着好的阶级出身，也难以在竞争中取胜。在他们生活的地区，提供给他们的多是一些最新的学校，其中很多不过是刚刚建立的，甚至连高中班都没有。当然，1961—1962年以后，高中一级几乎没有发展。因此，工人阶级的青年在学术上处于劣势。他们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在念完初中或许在上职业学校以后，为了找工作，也很愿意结束自己的正规教育。广州在1964—1965年建立了31所新的职业学校，主要是在半工半读基础上开办的。[43]
表9 1958—1965年学校数与学生数
资料来源——1958年：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192页；1959年：杨秀峰：《积极进行学校制度的改革》，新华社，北京，1960年4月8日，载《当代背景材料》，[735]，623（1960年6月29日），第11页；1960—1964年：罗伯特·泰勒：《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700]，第138页；1965年：入学学生总数引自《北京周报》[568]，5（1978年2月3日），第16—17页；学校数与农业、职业学校入学人数引自《1980年中国百科年鉴》，第535—536页。
苏珊·舍克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了在这种竞争的学校结构内的学生生活状况。在那些她在香港访问过的青年人中，有一半学生上的是最好的重点中学。其他人则曾是正规全日制城市学校的学生。她的被访问者中有2/3是在广州的学校上的学；其他人则是在广东省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城镇学校接受的教育。约有一半人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其中大多是教师、医生和其他白领劳动者的孩子；几乎所有剩下的人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只有极少数人出身好，是工农青年。正像他们的入团申请书所表明的那样，只有1/3的人在政治上是积极的。所有这些人都是在1960—1966年间上的中学。
即使是离开了本土来到香港的这群学生，也普遍接受了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也显露了学生的行为方式，特别是在高中一级——在16—19岁之间——这些行为方式与那些思想形成了对照。与他们共存的是一个非正式的学生亚文化群，支配这个亚文化群的目标是在大学中赢得一个受人羡慕的地位，或者等而次之，在中学毕业后分配给一个城市工作。在美国的高中里用于约会、体育运动和课外活动的时间，在中国的环境里，则被用来将学生引导到“互助”关系和加强个人竞争的成人世界中去。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也学会了对性质相反的行为作出评价，但不是出于“正确的”推理。不积极的人总是想躲避积极分子，不愿与他们共有秘密，因为这种秘密日后可能被用来伤害自己的前途。私人友谊绝没有被这种紧张关系损害，实际上却得到了加强。学生们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伙伴能够信赖，不会为了个人利益和政治利益而利用朋友的坦率。学生们还倾向于把正式的同学鉴定会变为相互保护的仪式。这些青年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在积极分子中辨别诚实与虚伪；在同学中识别背叛与忠诚；学会了区分真正的友谊与自私自利的同盟。
然而，舍克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中，学生们的表现也可能不同。例如，在全日制的技术中学（中等专业学校）里，学生的表现看来与官方的思想较为接近，学生积极分子受到同学们的羡慕。这些学校中的学生已经准备接受在他们毕业以后保证分配给他们的普通技术工作。而在大学预备班里，赌注既高又非常不可靠，成功就意味着有一个可靠而受人尊敬的未来，失败则可能被放逐到农村去劳动。[44]
罗森发现了类似的区别。由于个人的政治积极性是除继承下来的阶级出身和取得的考试分数外的又一种衡量标准，因此，表明积极性的愿望在有名气的学校中比在一般学校中更加明显。取得青年团员的资格被视为上大学的垫脚石，那些在学术等级上处于上流的学校，其入团率相应也是最高的。
政治学习与竞赛运动在缓和这种竞争与追求功利的气氛时只获得了极小的成功。这些运动的确使许多学生产生了积极性，既有真实的也有假装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学生，甚至整班学生，决心不去考大学，志愿到农村安家落户。但是，只要考试和通过考试而来的大学经历仍然是正规学校制度成功的公认顶点，那么，识别哪些学生是“为革命”而学习，哪些学生在走为个人利益和荣誉而奋斗的资产阶级道路，就仍然是困难的事。
在这种趋势下，农村工作是中学所有可能选择的职业中最不理想的工作。不过，从1961年开始，它日益受到提倡，因为相对于新的进入劳务市场的人数而言，城市的工作机会减少了。除了那些被群众运动产生出来的热情所激发而自愿到农村工作的人外，几乎所有的人显然都把到农村工作视为一场无论如何都应避免的灾难。
农村是城市垃圾倾场的看法，被1961—1965年间所采取的选择工作的方式证实了。由于1965年城市半工半读会议的肯定，那些能够继续学习的青年和能够得到工作的青年得以留在了城市。大多数剩下的人，将不得不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工作，成了惩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打上了在城市的地位与成就的等级制度中失败的烙印。[45]
因此，就很多方面而言，到1965年为止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对“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一“大跃进”思想的嘲弄。此外，对这一思想的滥用，也是毛“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必然结果。这一结论尤其是基于这一假设：重点学校的思想不是对1958年改革的歪曲，而是它不可缺少的部分。
民办学校与半工半读学校是从1944年普及教育的战略直接派生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所管辖的范围包括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落后的边远地区。因此毛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经验上去，但是方法不同，他改造了关于重点的思想，以之作为一种起保证质量作用的选择办法。也是从1949年以前的经验改造来的群众运动的热情，则是将新的两条腿走路的模式送入中国社会的运载工具。
这些结果应是1958年9月指示的起草人们能够预见到的，但显然他们没有预见到。延安模式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充分发挥过作用，这种模式起初就是根据这种环境而设计的。但是当把它们移植到由学术专家而设并为学术专家而设的现代正规学校制度上来的时候，任何政治修补与意识形态改造都不能使这种正规制度和实际存在的分裂结构有什么不同。当正规制度把优质教育奉献给那些处于最受益地位的人的同时，要让半工半读制度担负起教育农民与工人阶级的任务，这证明了它只不过是一种使所有的旧裂痕立刻制度化的新手段。那种从“两条腿走路”方针产生出来的教育制度，实际起的作用是扩大了精英与群众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农民与其他人的差别。
到1964年，这些后果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很可能在那个时候，毛泽东才决定将他创造的这个制度在它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前摧毁掉，并指责“资产阶级教育家”对建立这个制度负有责任。当然，他当时有充分的理由必须摧毁这个他们所管理的制度。农民们自己也看不起半耕半读农业中学。工农出身的青年仍然大量地被排斥在精英的大学预备班之外。这种大学预备班，在1959年刚刚发出开办的信号后，几乎立即就焕发出了活力。
但是，最有力的打击可能是：接班人一代，即那些革过命的干部们的子女，正在最好的重点学校里汇集。在那里，这些阶级出身好的继承人正在被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脑力活动的兴趣以及职业抱负所侵蚀，而这些正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至少20年来努力要从中国知识阶层中清除掉的东西。
毛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在农村中度过了大半生。党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训也是从农村生活的体验中得来。然后他们又都已转移到了城市，他们的子女也已变成了城市青年。他们本身也以城市人经常表现出来的同样厌恶来看待农村生活。眼下，他们还能得到阶级凭证的保护。要不然，他们也得去设计各种个人战略以逃避农村工作，就像另一些生来特权较少的人已经在做的那样。与那些参了军、复员后要找个非农业工作的典型农村青年相仿，革命干部们也已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曾发誓要克服的中国社会内的基本的城乡矛盾，仍与从前一样尖锐。
这些需要考虑的事情为1966年毛主义的指示提供了某种实质性的东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已经钻进党内，并且正在威胁着下一代。解决的办法就是努力将60年代发展起来的对立的、竞争的结构统统摧毁。这将在另一场群众运动的过程中来完成。指望有一种教育制度能符合下述条件，将被证明是更为困难的——以某种能有效地、比较公平地将城市—乡村、精英—群众这些矛盾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结构来代替原来的那些结构。
[1]引自简·英格瓦·洛夫斯特《中国的教育政策》[478]，第61页。
[2]乔治·Z.F.贝雷戴、威廉·W.布里克曼和杰拉尔德·H.里德编：《变化中的苏联学校》[39]，第86—100、290—291页；简·彭纳、伊凡·I.巴卡洛和乔治·Z.F.贝雷戴：《苏联教育的现代化和多样性》[571]，第102—117页；奈杰尔·格兰特：《苏联教育》[275]，第96—103页。
[3]关于将群众运动作为实施政策的一种方法的文章，是以对土地改革时期群众运动的分析为基础的，这种分析见于40年代后期的党内文献（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574]，第254—260、264—274、294—297、312—327页）。也参见本书第四章，此处注释。
[4]《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第1版。
[5]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载《红旗》第7期（1958年9月1日），见《当代背景材料》[735]，516（1958年9月2日），第4页；也参见林枫《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文化革命中去》，新华社——英语，北京，1960年6月1日，见《当代背景材料》[735]，622（1960年6月28日），第13页。
[6]《十七年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载《教育革命》，1967年5月6日，见彼得·J.西博尔德编《中国的革命教育》[649]，第29页。
[7]同上书，第31—33页。
[8]关于根据其他资料所得出的相同结论，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革命的起源》，第2卷[496]，第108—113页。
[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农村地区继续扫除文盲、巩固和发展业余教育的指示》，1959年5月24日，译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55]（以下简称《法律汇编》），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多种丛书[374]，14，346（1962年7月2日），第321页。
[10]《从没有这么多人上学》，载《北京周报》[568]，30（1958年9月23日），第4页；《三季度的成果：仍然加速增长》，载《北京周报》[568]，33（1958年10月14日），第14页。
[11]1958年入学人数根据《三季度的成果》，14；早期学校统计数字根据《时事手册》，23（1956年12月10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杂志选粹》[736]，71（1956年），第27页。
[12]罗伯特D.巴伦德森：《共产党中国的农业中学》[20]，载《中国季刊》[133]，8（1961年10—12月），第106—134页；本文的修订版见原作者：《共产党中国的半工半读学校》[19]，第6页。
[13]关于1957年的数字，参见本书第四章表4。关于1958年的数字，据《从没有这么多人上学》，载《北京周报》[568]，30（1958年9月23日），第4页；《三季度的成果》，载《北京周报》[568]，33（1958年10月14日），第14页。
[14]据作者1980年10月在江西共大的为期一周的访问，此前不久官方将这所学校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也参见约翰·加德纳的《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年》[261]，载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438]，第250—253页；巴伦德森：《半工半读学校》[19]，第39—56页。
[15]《教育概述》，《北京周报》[568]，2（1959年1月13日），第5页；凌扬（音）：《学校办工厂》，《北京周报》[568]，39（1958年11月25日），第15页。
[16]《财政部、文化部、教育部和卫生部在全国文教系统财政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报告》，1958年11月5日，译文见《法律汇编》[155]，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多种丛书[374]：14，335（1962年7月2日），第315页。关于50年代的教育预算，也参见利奥·A.奥林斯《共产党中国的专业人才与教育》[560]，第14—17页。
[17]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576]，载《现代中国》[532]，8.2（1982年4月），第162页。
[18]米哈伊尔·A.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393]，第137—140页。
[19]《光明日报》，1958年7月3日，第1、2版。
[20]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681]，第200页；李洪勇（音）：《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430]，第79页。
[21]郑竹园：《1949—1963年共产党中国的科学和工程人力》[121]，第61—67页。
[22]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1959年4月8日，转载于罗伯特·R.鲍伊和费正清编《共产主义中国，1955—1959年》[59]，第517页。对1958年三级学校入学人数的一个最高估计（《北京周报》[568]，33（1958年10月14日），14），分别为70万，1400万和9260万。
[23]新华社——英语，北京，1959年4月28日，见《当代背景材料》[735]，577（1959年5月14日），第14页。
[24]1959年指示的译文见《法律汇编》[155]，载《联合出版物研究服务处》，多种丛书[374]，14，346（1962年7月2日），第318—343页。关于教学试验，参见陆定一的报告（新华社——英语，北京，1960年4月9日）和杨秀峰的报告（新华社——英语，北京，1960年4月8日），均载《当代背景材料》[735]，623（1960年6月29日）。学校条例译文见苏珊·舍克《1963年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注释及翻译》[661]，载《中国季刊》[133]，55（1973年7—9月），第511—546页。
[25]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393]，第28—31、102—104、130—131、135—140、176、194—213页。
[26]郑竹园：《1949—1963年共产党中国的科学和工程人力》[121]，第31—33页。
[27]例如，参见巴伦德森的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的关于农业中学的最新著作《半工半读学校》[19]，第28—38页。
[28]主要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的叙述，有加德纳的《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年》[216]和李洪勇（音）《中国文化革命的政治》[430]。
[29]现在或很快就可利用的研究是：安妮塔·詹（音）：《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广州学生的变化中的看法》[77]，载《世界政治》（1982年4月），第295—323页；安妮塔·詹（音）：《毛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性格发展与政治上的积极精神》[76]；安妮塔·詹（音）、斯坦利·罗森和乔纳森·昂格尔：《学生与阶级斗争：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79]，载《中国季刊》[133]，83（1980年9月），第397—446页；斯坦利·罗森：《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革命》[620]；斯坦利·罗森：《下乡青年在中国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广州实例》[619]；苏珊·L.舍克：《竞争的同志：中国的职业性刺激与学生的策略》[660]：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年》[713]。
[30]加德纳：《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1958—1966年》[261]，第246页。
[31]关于这一时期的问题，也参见朱莉娅·匡（音）《大跃进的教育试验及其内在的矛盾，1958—1959年》[412]，载《比较教育学评论》[187]，3（1979年10月），第443—455页；朱莉娅·匡（音）：《转变中的中国教育：文化革命的序曲》[411]，第81—129页；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731]，第48—65页。关于农村对待农业劳动的态度，参见威廉·L.帕里什、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563]，第110—111页。
[32]《人民日报》，1965年5月30日，第2版。
[33]《人民日报》，1965年12月16日，第1版。
[34]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毛泽东以后的入学政策及其对中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一份研究报告》[575]。
[35]罗森：《红卫兵的派性》[620]，第18—22页。
[36]引自由罗森和昂格尔共同对70年代中期生活在香港的一些原广州学生所作的一项调查：罗森：《红卫兵的派性》[620]，第26页；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731]，第26—27页。
[3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公报》，载《北京周报》[568]，16（1962年4月20日），第6页。
[38]《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到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两条路线斗争概述》，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735]，884（1969年7月18日），第20页。
[39]“公报”，载《北京周报》[568]，39（1962年9月28日），第7页；《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512]，1962年9月24日，载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634]，第189—190页。
[40]理查德·鲍姆、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2]；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30]。
[41]滇竹（音）：《文化革命的成果》，载《北京周报》[568]，42（1965年10月15日）。关于对青年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参见（举例）广州《羊城晚报》，1963年5月28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739]，116（1964年1月28日），第1—3页；《北京日报》，1963年11月30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739]，123（1964年8月21日），第23—26页；《北京日报》，1964年5月4日，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739]，126（1964年9月18日），第4—7页；《北京日报》，1964年10月12日和上海《文汇报》，1964年9月12日，译文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补遗》[739]，133（1965年2月12日），第13—18页。
[42]《春节谈话》，1964年2月13日，载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634]，第201—211页。毛泽东的评论，在1966年以后作为批判正规学校的依据而得到广泛宣传，毛的谈话中加入了×××同志关于教育的谈话，后来发现这位同志是邓小平。尽管由这两个人所作的批评都直接反对正规学校，但邓和另一个未辨明身份的同志的发言还是赞成制度的多样化以及在小学和中学两级实行“两条腿走路”。他们特别提倡两种不同的班：一种是大学预备班，另一种是职业班。毛除说了一句赞同的话以外，并未对这一观点作详细阐述。只有邓评论说必须提高质量。毛显然专注于这些改革：至少按照当时正规学校制度中所公认的传统标准来衡量，这些改革将对其起暗中破坏的作用。
[43]罗森：《红卫兵的派性》[620]，第一章各处。
[44]舍克：《竞争的同志》[660]，第59—60页，以及全书各处。
[45]托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43]；罗森：《下乡青年在中国文化革命大跃进中的作用》[619]。关丁城市青年的工作选择，参见D.戈登·怀特《下乡青年的政治》[781]，载《中国季刊》[133]，59（1974年7—9月），第491、5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