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 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
在考察了金融体系、货币流动结构以及运行的原则和实际程序之后，下面我们将分析研究金融领域所涉及到的真实社会关系。如果读者对“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这两个概念很熟悉的话，那么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这方面的有关情况。①下面，让我从国有企业开始谈起。
①我本人首先引入了这一概念，见科尔奈（1980，1986a）。S．Gomulka（1985）区分了预算软约束和预算的灵活性。如果一家企业只是期望会有财务帮助（预算的灵活性比价格的灵活性小），那么它对相对价格的变化就很敏感。如果企业确信预算将立刻进行调整（预算的灵活性比价格的灵活性更高），那么它对相对价格的变化就不敏感。参与讨论的还包括K.A.Soos （1984）、J．Szabo（1985）和J．Winiecki（1991）。
关于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正式模型可参见以下文章：M．Dewatriponthe和E．Maskin（1990）、S．M．Goldfeld 和R．E．Quandt（1988）、J．Komnai 和J．W．Weibull（1983）、A．Lindbeck 和J．W．Weibull（1987）、J．Mitchell（1989）、Y．Qian（1986）以及M．E．Schaffer（1989）。
“预算约束”的概念与有关家庭的微观经济理论类似：决策者的收入总量约束着消费者的支出选择。现在我们将这一概念引入社会主义企业。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如果一家国有企业的支出超过了它的预算约束，那么将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而非个别现象），那么结果又会是什么呢？从观察中我们会发现，约束将根据不断出现的超支来调整。企业会经常得到外部帮助，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主要形式：
1．软补贴。“软”这个词意味着在长期内国家补贴没有一个明确规定的数量。补贴的数量将取决于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里以及以后讨论到预算软约束时，我们会反复提到纵向讨价还价这一现象［7.5］。一家企业（或者是代表很多企业的主管部门，或者是代表很多主管部门的部委）在讨价还价中都会要求更多的补贴来弥补它（它们）的过度支出。讨价还价的过程有时在补贴数额确定之前进行，有时在数额确定以后进行；或者在补贴期内进行，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了已经确定的补贴数额②。
②J．Szabo（1985）着重区分了事前的和持续（同时或随后）的预算约束软化过程。这里只是简单介绍了这两种现象。
2．软税收。“软”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企业应上缴的净收入（“税”）很少，而是指上缴的数额可以在事前和／或事中进行讨价还价。通过施加压力或请求将企业应上缴的“税”打压得越低，税也就越“软”。当税是“软”的时候，应上缴预算的净收入就不可能根据统一稳定的原则来确定。最后只能是一家一家地进行个别处理，相当于要对每一家企业或主管部门“量体裁衣”，确定它们各自的利润和税收。
3．软信贷。一方面，这里所谓的“软”是指与银行签订的信贷合同并不需要遵守统一的原则，陷入困境的企业还可以继续向银行申请贷款，这实际上隐含着免费赠款的意思。从另一方面来看，“软”意味着银行并不会严格要求企业履行贷款合同，按期偿还贷款。合同的履行变成了讨价还价的过程。
4．软价格管制。关于价格的制定，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再进行重点研究，但这里我想特别指出一点：在经典社会主义经济里，大部分价格都是由官方制定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官僚机构向企业下达“价格命令”，但实际上企业通过与价格当局的纵向讨价还价，也可以将价格管制“变软”。首先有事前的讨价还价：企业、主管部门或部委的目标是让价格制定部门“了解”价格中的成本（不管生产效率有多低），然后也包括事中的讨价还价。如果成本又有增加，那么就要提高价格，有时候还会有隐蔽的价格上涨。当价格被固定之后，不难想像多半会带来质量降低和偷工减料的现象。
上述四种“软”手段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相互结合使用，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官僚机构中进行“活动”：直接负责控制企业的部委、财政部门、银行部门和价格当局。①
①这种“活动”是指到各个机关中跑关系，找熟人。预算软约束产生了克鲁格（A.O. Krueger）所说的“寻租行为”。尽管寻租也要花费成本，而且费时费力，但肯定是有利可图的。多花一点时间站在“权力机构的走廊上”要远好于呆在车间或销售办公室。见C．Scott（1990）。S．M．Goldfeld和R．E．Quandt（1988）用数学模型证明了软预算约束会诱使企业将更多的精力花在讨价还价和争取补贴上，这就会分散他们花在提高生产和销售方面的时间和精力。
下面我们将对以上内容做一些补充性说明。
当然，任何静态分析都只能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里是预算软约束）提供一个高度简单化的解释。在此，我们只描述了静态选择的问题，但实际上，预算软约束问题显然是一个涉及到收入流动和支出流动的动态过程。
在讨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时，不能把特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也不便于用以下方式提问：这家企业的约束是软的还是硬的？预算软约束这一概念是指一大批企业的集体现象，即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提高利润能力而言，②国有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是什么？在给定的概率分布条件下，是否能得到外部扶持是一个随机变量，对此企业决策者（和他／她的上级领导）都有一个主观上的“认识和判断”。主观概率越大，企业就越坚信自己能够获得外部扶持，这样预算约束也就越软。
②这里把所有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集体现象仅仅是为了将问题简化。实际上，这种集体现象并非完全是铁板一块，其中也会有不同的情况出现。例如，比起那些相对次要的部门而言，受到中央高度重视的企业享有更大的预算软约束（C．Davis，1987）；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也更严重。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官僚机构不会容忍长期亏损，因此，它会要求企业必须严格遵守预算约束。预算是软还是硬主要要看官僚机构能否做到“言必行，行必果”。①
关于“软”预算约束的问题我们暂时就介绍到这里。实际上，所谓软硬也有一个衡量尺度，从最软的一端到最硬的一端中间还存在着无数的过渡状态。
“预算硬约束”与“利润最大化”密切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决策者的目标或内在动机：他／她希望获得什么？而预算软约束或预算硬约束是指企业的外部条件：外部环境的容忍度。尽管内部动机和外部条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抽象层次上还是应该将两者区分开来。在社会中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能否认识到，如果一旦持续亏损并出现财务困难，那么它就将面临失败并不得不退出？②外部环境能否接受这一点，而不是去救助这些失败者呢？存在预算软约束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取决于市场，而是取决于官僚协调和与有关当局在财务问题上的讨价还价。
①缺乏可信的承诺是预算软约束综合症博弈论模型中的一个关键组成要素。可参见以下研究M．Dewatripont 和E．Maskin（1990）、A．Lindbeck和J．W．Weibull（1987）、M．E．Schaf-fer（1989），以及Y．Qian（1986，1988）。
②P．Wiles（1962，第20页）曾这样描述资本主义企业：“也许它们并不像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去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它们肯定要避免亏损，因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亏损者必须退出。”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预算软约束这一现象，下面让我用一个家庭作个模拟。这个家庭有五层家长关系。我先从最高的第四层开始：父母照料孩子，孩子消极地接受所有东西。在这一层关系上，孩子是刚刚出生，他／她还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无法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愿。紧着是第三层关系，父母照料孩子，但孩子已经能够表达出自己想要什么。在第二层，孩子已经上学并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零花钱，但还是要完全依赖父母生活，因为他们自己不挣钱。第一层关系里的孩子已经成人并能够养活自己。但此时父母还活着，如果孩子遇到困难，他们仍然会出手相助，而且孩子也知道他们还可以依靠父母的帮助。最后是零层关系，父母已经不在人世，孩子也已成人，而且他／她知道只能依靠自己。
我们可结合这五层关系来分析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第四层次是一种极端情况，在那种关系下，企业甚至什么都不敢说。讨价还价至少会在第三层次上就出现（而且会非常普遍），然后部分延伸到第二或第一层次上。尽管上级机关还是把企业当婴儿看待并照料它们的一切，但此时企业已经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并竭力要求提供“更好的东西”和“更多的零花钱”，也就是更多的资源和更软的预算约束。企业也知道来自父母的控制可能是一种负担而且常常有损自己的尊严，但它明白父母同时也提供了安全保障。一旦企业陷入困境，上级机关不会袖手旁观，让它破产倒闭。
预算软约束只是父爱主义（家长制作风）的表现形式之一，父爱主义是上级与下级之间、上级机关与企业管理层之间一种典型的社会关系。预算软约束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上级领导机关无法严格执行财务纪律，或者税务部门、银行、价格当局过于慷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根源于经典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具有普遍的规律性。
本部分到现在为止只讨论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下面让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社会部门的情况。
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基本也适用于合作社，换句话说，合作社的预算约束同样是软的，只不过程度比国有企业稍低一些而已。
正规和非正规私人部门的预算约束都是非常硬的。官僚机构总是限制或干扰它们的活动，自然就不会对它们有父爱倾向，更不会在它们出现财务困难的时候给予援助和支持。从这方面来看，私人经济完全要依靠自己。
家庭的预算约束也是硬的。他们的购买活动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例如，很多想要购买的商品都买不到［11，12］。但家庭的情况与企业完全不同：企业主要是想获得所需要的产品，它们总是能采取各种办法弄到钱。而对于家庭而言，根本没有买东西的钱是真正的硬约束。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只要不是官僚化的公有制部门，它们的预算约束就都是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