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 家庭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这里有必要转一下话题，谈一下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家庭的经济作用。这一问题与刚刚讨论过的私营部门紧密相关并有部分重叠。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我们把家庭协调当作一种协调机制来讨论。由家庭协调的领域比社会主义革命前［→6.7］狭窄得多。社会主义体制的内在逻辑试图更严格地限制家庭的经济作用。相比较而言，在改革期间有了显著变化，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改革的内在推动力又促使家庭的作用日益提高。下面让我们来考察其中最具特色的现象。
最重要的变化是：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几乎已经被彻底摧毁的家庭企业开始在经济生活中重新发挥重大作用。相对于农业私有制和其他部门的私有化，它走在了最前列。家庭企业在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方面发生了惊人的飞跃；家庭“驱使”自己更遵守纪律，干更多的工作。由于私人合同的法律框架以及在此框架内个人提供信贷和捐助资本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由家庭关系保证的相互信任就显得尤为重要。家庭可以掌握自己的财富、资本和金钱。这与私营部门发展背后的另一个动机有关：企业家渴望不受政府的制约，并防止外人窥探他的工作。
住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理想的居住方式是人们集中住在大的和易于管理的公共住宅区里。①改革进程中发生了有利于家庭私人房屋和住宅的变化。少数国家（如匈牙利和中国）开始实行国有租用住宅的私有化。
从狭义的角度看，“私有房屋与国有住宅”的两难选择有几个方面的经济含义，从房屋建筑和维修到对家庭和政府预算的影响，但在此我们只考虑社会影响。许多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持有英国人“家是他们的城堡”的观
点。大多数家庭生活发生在家里。对许多人而言，家庭住宅是自主权的体
①罗马尼亚在20世纪80年代，只是通过暂时达成的妥协才让合作社的农民住在他们自
己的房屋里，而且已经开始摧毁村庄并逼迫农民住进国有房屋。
现，也是有机会退回私人生活的物质保证。①在对私营生产部门的讨论中曾提到过私人企业家背后的动机之一是渴望当家作主。同样的愿望导致许多家庭努力争取自己的住宅。②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交通的重点是发展公共交通（政府要员可以享有公共机构所有并配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小车［→13.5］）。改革导致公众对私人汽车的需求猛增。③但这一需求并不是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因为对多数家庭来说，拥有一辆车比使用政府补贴的公众交通要昂贵得多。此外，短缺经济意味着买到汽车之前的漫长等待，而且维修极不方便，道路也相当拥挤。拥有汽车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当家作主和独立的感觉。就某种程度而言，汽车就像家，也是一座“城堡”，主人可以自己决定允许谁进入以及何时离开。
改革改变了家庭在照顾老弱病残中所扮演的角色。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以其家长主义的作风，许诺政府将平稳地接管这些职责。为此确实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特别是在建立儿童保育机构方面（日间托儿所、幼儿园、课外中心），而且也在朝着为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保健和老年人养老金（或社会的绝大部分）的方向努力。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却根本无法履行诺言，因为它缺少资源来支付这些巨额分配，况且还有需要优先处理的其他事情：很多工作被认为是更重要的［→9.4］。在改革期间，政府承认或暗示它不能实现这些基本承诺，而且开始将照看老弱病残的任务转给（或者不如说是强行退回）家庭。
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许多家务活由商业领域来提供，这就是所谓的家庭劳动机械化。就吃的来说，不同价格水平的餐馆和小吃店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与此同时，不断增多的家庭设备使烹调、冷冻和食物储藏等等变得越来越便利。洗衣店和干洗服务也变得非常普遍；家庭装上了洗衣和干洗机器。家庭现在可以选择是自己做家务活，购买节省劳动的设备，还是从外部购买服务。
①一名住在莫斯科郊区的普通知识分子业主曾在1989年给出如下讽刺性的描述：“在莫斯科住宅街区，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停水。我在这里的花园有口井，如果必要我至少可以维持数周。”
②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动机，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在不少国家的许多地区，这是基本必需品：居民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拥有自己的家。
③赫鲁晓夫曾在苏联第一次改革浪潮中猛烈抨击汽车私人所有权。
经典社会主义很少提供家务劳动的商业替代方式。缺乏商业化运作的餐馆和洗衣店，没有冰箱、洗衣机以及现代厨灶。只有一个趋势是可预见的：消费集体化［→6.7］，但即便是这样也不够分配。改革扭转了这一趋势。出于挣钱的目的的大众部门飞速发展。这些部门的国有企业也增长迅速；而这恰恰发生在私人企业出现最快的领域（除农业外）。同时，公众也开始拥有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和许多其他种类的耐用消费品和设备等。①
由于无法获得有关国民财富所有权分布状况的资料，因此，我们对改革方向的观察稍作调整：将私营部门的生产资本，建筑物、汽车、家庭拥有的家庭设备，连同其他个人所有的有价物品都加在一起，那么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国民财富的比例会略高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这表明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在消费领域和生活领域，整个社会都在朝着私有化方向发展。
可以从很多方面解释家庭经济作用的提高，其中包括财富和生活领域的私有化。有必要通过类似的因果分析来更清楚地揭示随上述变化而来的冲突。
家庭经济作用的提高与公众消费的增长相关。家庭现在能够买得起他们从前收入无法负担的东西。更多的家庭能够暂时或者长时间地承担放弃妻子和母亲的定期收入。许多家庭经过详细计算后发现，如果让女性配偶呆在家做家务并且照顾老弱病残，这比花钱购买这些服务要更节省。这些财务上的动机同样得到了道德上的支持：恢复对妻子和母亲传统角色的尊敬；家庭独立性的加强；降低家庭在面对政府服务机构和短缺经济时毫无防备的危险。
对政府而言，家庭的这些自愿性动机来得正是时候。在所有的改革经济中都存在严重的预算赤字［→23.3］；财政当局几乎是急不可耐地要摆脱补贴性投资、公共交通和消费性劳务。他们将这些重担卸下留给公众的速度，比家庭愿意或者能够承担的速度要快得多。
作为最后的堡垒，家庭（尤其是妇女）既是社会变革的赢家，也是改革的①匈牙利改革之初，变迁的新左派评论家轻蔑地称这一体制为“冰箱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体制
输家。改革导致了收入的重新分配，那些加入到高收入行列中的人确实可以从中受益。因为可以购买家庭住宅、公寓、汽车和家庭设备，他们对此非常开心。但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却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从前的父爱主义政府已经停止供养他们，政府预算不足以支付补贴，而且房屋和大量公众服务的价格开始快速攀升。他们收入太低，根本无法为自己买一套公寓，购买汽车就更是难以实现的奢侈。工资是在政府制定工资政策时固定下来的，
而那时几乎不用花钱购买房屋或设备。许多妇女发现自己处于尤为困难的境地：那些只能依赖自己的收入，或者即使有另一个挣钱人、但整个收入太低以至于还不能放弃妇女那部分收人的家庭发现，让公共机构照看小孩和老人变得越发困难（或昂贵）。公有制和父爱主义政府相继没落，而私有制和市场又与之无缘，社会的下层群众往往是两头落空。这是改革进程中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
但即使家庭的负担加大，但这毕竟是导致极权主义放松，以及为最小的社会单元—家庭赢得更大自主权的趋势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