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德国
在考虑共同的欧洲大厦这一构想时，不能不谈谈我们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中部所形成的局势的态度。在欧洲中部，现在存在着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同联邦德国总统里·冯·魏茨泽克相当详细地交谈过。
他说，联邦德国的人们认真注意到了“共同的欧洲大厦”这个口号。我问，对这一点您在联邦德国是如何理解的？这里我引述一下随后的一段简短的对话：
里·冯·魏茨泽克：这是一个方向标。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出这幢全欧大厦里应有什么样的秩序。比如说，在这幢大厦中，各个住家对于相互拜访能开放到什么程度。
米·谢·戈尔巴乔夫：这说得都很对。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夜里有客人来访的。
里·冯·魏茨泽克：我们也不很喜欢公用客厅中有一条深沟。
他是暗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被一条国际分界线分开，特别是这条线穿过了柏林这一事实。这是历史造成的现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造成的现实。
现在很难说，假定全面履行了波茨坦协定，德国今天会是什么样。那时除波茨坦协定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统一的基础。然而，不仅仅是当时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暗中破坏同我们达成协议。西德的实力政策的信徒们也起来反对波茨坦协定。在他们看来，波茨坦协定是“一场噩梦”。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有人说“德国问题”悬而未决，“东部领土”尚未完全确定，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没有法律根据”，这当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大家知道，这样的言论在联邦德国并不罕见。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关于恢复“德国统一”的声明根本不是什么“现实政治”，如果用德语来说的话。这类声明40年来没有给联邦德国带来什么。死抱着恢复“德国1937年边界”的幻想，只能使邻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对联邦德国失去信任。
不管罗·里根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在这方面说了些什么，实际上，在所谓德国问题上，他们不可能向联邦德国提供任何切实的建议。历史造成的问题，要留待历史去解决。其中包括德意志民族问题，德意志人的国家存在形式问题。
现在，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目前存在着两个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德国。它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两个德国都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而且各自都能对欧洲和世界的事务作出自己的贡献。过100年以后，将会怎么样，历史会作出回答。而现在则应当从既成的现实出发，而不应当煽风点火，从中投机。
这里我想插一段我曾向魏茨泽克提到过的往事。1975年，在反法西斯胜利30周年的时候，我正在联邦德国。在法兰克福近郊的汽车加油站上，我同加油站的老板聊了起来。他对我说：“斯大林说过：希特勒之流可以上台下台，而德国人民依然存在。但是后来，在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却一下子就把德国人民给分开了。”
于是，争论开始了。我提到丘吉尔和美国政治家们早在战争时期就制定了分割德国的计划。我们当时是反对这些计划的，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主权的民主的德国。我还提到当时西方强国坚持在西德建立单独的国家，只是后来才出现了民主德国。就是在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以后，我们还主张在德国非纳粹化、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主权的和首先是和平的德国。然而，西方有一股势力，把事情弄成了今天这种样子。可见，德国分裂，不是苏联的过错，罪魁祸首应当到别的地方去找。今天存在着两个德国，这一现实已为国际条约所承认。任何一个现实的政治家都只能以此为依据。
当时的谈话就是如此。
苏联即使在经受了那场可怕的战争之后，采取的仍然是有原则性的立场。我们并没有失去现实感。我们没有把德国人民同纳粹统治混为一谈。我们没有把希特勒的侵略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归罪于德国人民。
在同联邦德国的关系中，我们考虑到它的潜力和可能性，考虑到它在欧洲和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的政治作用。历史要求我们彼此采取适当的态度。没有我们两个国家的积极协作，欧洲的建设是不可想象的。联邦德国和苏联之间建立牢固的关系，将会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两个国家在各自坚持自己的制度和自己的联盟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对欧洲和世界的发展发挥十分巨大的作用。联邦德国的安全可靠，对苏联是有利的。如果联邦德国不稳定，就不能指望欧洲稳定，也不能指望世界稳定。联邦德国和苏联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欧洲的局势，使它向好的方面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