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新思维的萌芽
我觉得，最近以来，特别是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西欧已经更强烈地感觉到必须为改善本大陆的局势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使我们高兴的是，欧洲人已经为净化世界的政治气氛做了很多工作。
我认为，提一下我从阿·范范尼那里听到的一件事，并不算泄露什么大的秘密。他向我讲述了他同世界闻名的电影导演爱德华多·德菲利波的一次谈话。他们谈到了复杂的国际局势，德菲利波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范范尼说，他回答是：“靠上帝吧。”德菲利波对此反驳说：“但愿我们人类的行为不要给上帝添麻烦。”
人人对世界命运都负有责任这种认识，在目前是非常需要的和可贵的。对于那些认识到需要所有欧洲人共同努力来维护雷克雅未克会晤所奠定的基础的西欧政治家，必须给予应有的评价。
我们今天看到了西欧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新思维的最初幼芽。统治集团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西欧的许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在研究防御政策和安全方面的新立场。领导这些政党的是一些对世界问题具有远大眼光的成熟的政治家。
在1985年访问法国的前夕，法国记者要求我说明一下我们同欧洲的一些社会民主党政府所建立的关系。我说，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近几年来同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积极的合作。在我同外国活动家的会晤和谈话中，我同一些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谈话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我接见了以卡·索尔萨为首的社会党国际协商委员会，会见了维·勃兰特、埃·巴罗、费·冈萨雷斯和其他一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而且每次都确认，在国际安全和裁军这些紧迫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接近的或者是一致的。非常遗憾的是，我未能同奥洛夫·帕尔梅会面，他惨遭杀害使我们大为震惊。奥·帕尔梅提出的并为国际“帕尔梅委员会”所发展的“为了一切人的安全”的思想，同我们的无所不包的安全的构想是颇为相似的。
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对话，绝不意味着现存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已经消除或者说一笔勾销了。然而，我认为，我们不能互相指责，说什么对话者中有人失去了本来的面目，或者受到了对手的控制。经验表明，这样的危险是不存在的。
我们同联邦德国、芬兰、瑞典和丹麦的社会民主党人，同英国工党党员，同西班牙社会党人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进行了有益的接触。我们珍视这一点。总之，我们愿意同一切希望制止世界形势发展中的危险趋势的力量进行合作。
然而，我认为，欧洲对和平和安全事业本来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许多西欧领导人缺乏政治意志，也许还缺乏可能性。但实际生活不管怎样总会迫使人们去现实地评价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