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第一次复出
邓小平的仕途不胜坎坷，也令人难以置信。1974年邓小平成为美国的主要会谈对象时，我们对他知之甚少。在1966年因“走资派”罪名被打倒之前，他是掌共产党大权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总书记。我们得知，1973年毛泽东不顾政治局激进分子的反对，亲自干预，恢复了他在中央委员会的职位。虽然邓小平刚回北京不久江青就公开冷落他，但是显然他对毛泽东来说是重要的。毛泽东还一反常态，对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羞辱表示歉意。这些报告里还说，在与一个澳大利亚科学代表团谈话时，邓小平作了一次标志性的讲话。他说中国是穷国，需要与像澳大利亚这样先进的国家进行科学交流，向它们学习——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如此坦率过。邓小平还要澳大利亚访客在中国旅行时不只要看中国的成就，还应该看看中国的落后，说这样的话在中国领导人当中他也是第一人。
1974年4月，邓小平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大会。中国代表团名义上由外交部长率领，但当我邀请他们出席晚宴时，究竟谁是代表团的高级成员立即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情报有误，他的复出并不是为了减轻周恩来的负担，而是奉命取代周恩来。好几次我们友好地提到周恩来，他们一概听而不闻。每当提起周恩来的讲话，他们就以毛泽东与我谈话的类似内容来回答。
其后不久，邓小平即被任命为负责外交政策的副总理，不久又加上了对国内政策有监督权的第一副总理的称号——非正式取代了基本上只挂着总理空头衔的周恩来。
就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邓小平就被停止了一切工作。其后七年，他被下放到江西一个拖拉机修理厂“劳动改造”。他的家人也被认为有意识形态问题未能躲过红卫兵一劫。他的儿子邓朴方遭红卫兵凌虐，被人从北京大学的楼顶推下，背部摔伤却无法就医，自此瘫痪。[1]
中国人众多特点之一就是，有许多人不论社会让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折磨和冤屈却依然关心民生疾苦。我认识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中就没有一个人主动跟我诉说过他们吃过的苦，在被问起那段往事时，他们往往三言两语简单带过，有时还半幽默地把“文化大革命”看做一场必须承受的严重天灾，而不是影响一生的浩劫。
邓小平也属于历经磨难依然关心国民疾苦的中国人。1969年面对国际危机时，毛泽东把四位下放的老帅请回来共商国策，而后来邓小平也是这样被恢复职位的，并被确立为国家危难之际的最佳或唯一的储备理政人选。
在习惯了毛泽东的哲学宏论和形象比喻，以及周恩来儒雅庄重的职业精神之后，面对邓小平言语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讽的插话，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问题时，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把自己调整过来。他个子矮小、身体结实，进屋时就像有风力相助，坐下来就直切正题。他很少在寒暄上浪费时间，也觉得没有必要像毛泽东那样以寓言为包装来掩饰锋芒。邓小平不像周恩来那样让你有一种亲切感，也不像毛泽东那样把我视为哲学同道（而且毛泽东觉得同道中配得上与他论事的也只有寥寥几位）。他的态度是，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国事而来，又都是成人，对小小不言的摩擦不该介意。周恩来有英文基础，偶尔也会说几句；而邓小平则自称是“土包子”，而且坦承“语言太难了，我在法国求学的时候就没学会法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对这位眼神忧郁、曾几度大起大落却仍矢志不移、顾全大局，并在日后逐步振兴中国的强悍的小个子产生了无比敬意。1974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邓小平开始筹建将在21世纪把中国变成经济超级大国的现代化。
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并没有让人感觉到他会成为一位历史性人物。他既未发表过任何哲学宏论，也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就中国人民的独特命运高谈阔论。他的讲话相当单调，许多都涉及一些实际细节：他谈论过军队纪律的重要性和冶金部的改革问题[2]；他呼吁增加每日火车运行的车皮数量，严禁驾驶员工作时饮酒，并规定他们的午休时间[3]。这都是些事关技术，并无深意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和“四人帮”仍近在咫尺，讲求日常工作的务实本身就是大胆言论。有十年的时间，毛泽东和“四人帮”主张用无政府状态作为社会组织手段，通过没完没了的“斗争”来纯净国家，经济和学术工作则任由外行胡作非为。“文化大革命”把追求意识形态的狂热提升为真诚的标志，邓小平号召大家重新讲求秩序、敬业和效率就算得上是大胆倡议了，而这在发达世界几乎就是老生常谈。有十年的时间，红卫兵无法无天，险些毁了邓小平的事业和家庭。他的实事求是作风把中国从走历史捷径的大梦中唤醒，重回必须依据宏图伟略按部就班实现历史的现实世界中。
1975年9月26日，在一篇题为《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他的若干标志性的论点：必须强调科学与技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国劳动队伍的重新专业化；鼓励发挥个人才干和积极性——这恰恰都是因政治清洗、“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专院校的关闭和靠意识形态提升庸才而遭受重创的方面。
尤为重要的是，邓小平设法断然结束了19世纪以来在中国不断出现的外国是否可堪中国借鉴的辩论。他坚持中国应更强调“专”而不是“红”（他甚至鼓励“怪才”在专业上刻苦钻研），并且对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者予以奖励。这根本改变了过去数十年来政府干部和工作单位全权掌管个人教育、事业和生活每一细节的做法。毛泽东凡事都上纲上线，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而邓小平则认为意识形态应该为“专”服务：
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事业心强，只能秘密搞，像犯罪一样……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4]
邓小平把中国传统的要务界定为要实现“安定团结”[5]。虽然毛泽东当时还亲理政事，“四人帮”势力仍然庞大，邓小平的地位尚未至巅峰，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讲到了需要“整顿”：
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6]
毛泽东在 “赞成”的时候，到底赞成的是什么则不清楚。如果邓小平的复出是为了找一位比周恩来更重视意识形态的人物来取而代之，结果将适得其反。邓小平对秩序和稳定的定义继续成为“四人帮”强烈挑战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