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相继辞世与华国锋上任
邓小平还未全面启动他的改革方案，中国的权力结构又发生了大变动，他自己也再一次遭到打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与癌症斗争多年后不治逝世。人们对他的逝去表达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哀恸之情。邓小平在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致的悼词中赞扬周恩来的人品：
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7]
周恩来的所有这些品质——特别是他对团结和纪律的维护——却正是他在1973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招致批评的原因，会后周恩来即被剥夺了权力（虽然仍保留职衔）。所以邓小平宣读这段悼词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在悼念周恩来的示威发生后，邓小平再次遭打压，被免除了所有的官职。
五个月以后，毛泽东逝世。他去世前唐山发生了毁灭性的大地震——有的中国人认为地震就是毛泽东辞世的前兆。
林彪倒台、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相继辞世让党和国家的未来顿失依靠。毛泽东之后没有任何人的威信可与毛泽东相提并论。
由于毛泽东后来怀疑“四人帮”有野心，很可能也怀疑他们能否担当大任，于是一手提拔华国锋。华国锋至今仍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任职时间不长，除了是毛泽东的继任之外并无特别建树。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先是任命他担任总理一职。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华国锋就继承了毛泽东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但不一定有实权。随着华国锋领导地位的攀升，他沿袭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他又展现不出像毛泽东那样的魅力。华国锋的经济方案被人们称做“洋跃进”，不禁让人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工业农业政策的惨败教训。
华国锋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他在1977年2月关于“两个凡是” 的宣告：“凡是毛泽东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8]这远远称不上是足以激励人心奋勇坚守的原则。
我与华国锋一共见过两面，第一次是1979年4月，第二次是1979年10月他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他这两次的表现都让人完全料想不到他会最终消逝，被全然遗忘。他与吉米?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谈话记录也一样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华国锋谈话时表现出了中国高级官员会见外宾时必有的沉稳；他相当熟悉情况，十分自信，只是不如周恩来娴熟，更没有毛泽东的辛辣讥讽。我们想不到他的消逝会像他蹿升一样突然。
华国锋所缺乏的是政治拥护者。他之所以获得权位，是因为他不属于两大竞争派系——“四人帮”或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任何一方。但一旦毛泽东不在了，华国锋既想不加批判地遵循毛泽东集体化和阶级斗争的教条，又想要邓小平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结果反而被这个极大的矛盾拖垮了。“四人帮”信徒反对他，觉得他不够激进；邓小平与其支持者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他，认为他不够务实。他斗不过邓小平，虽仍居最高领导之职，但已逐渐无缘主宰国家命运。
但是，自巅峰下滑以前，华国锋做了一件事，其后果非同小可。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华国锋就与温和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高干——联手逮捕了“四人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