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大国的难解之谜
越南近乎疯狂的民族主义中有某种东西逼得别的国家考虑问题往往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致对越南人的动机和自己的能力作出误判。历史学家所谓的第二次越南战争中，美国就是如此遭遇（第一次越南战争是越南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战争）。美国人不能相信一个中等大小的发展中国家仅仅为了自己那点儿事情会如此狂热执著。因此，他们认为越南人的行为预示其还有更深的计划。他们把越南的好斗视为中苏联手阴谋称霸亚洲的前奏。华盛顿还相信，一旦阻挡住越南的第一波出击，对方就有可能在外交上作出让步。
两个想法都错了。越南不是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它为之战斗的是它憧憬的独立，是最终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由它做东南亚的龙头老大，正如历史上中国在东亚占据的主导地位一样。几世纪来一直与中国冲突不断的越南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对他们来说，为了外人观念中的稳定而在独立问题上让步是不可想象的。印度支那的第二次越南战争的结果正是由于美国渴望妥协，但北越坚持要取得胜利所致。
在这个意义上，越南战争中美国最大的错误不在于政府没有认真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尽管围绕这个问题美国民众分为两派争执不下。美国最大的错误是：虽然历届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都真心地，甚至是拼命地寻求所谓外交解决，但他们都没能认识到，实现外交解决要花大力气，等于先要完全打败河内——而且他们也没认识到，苏联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只能推波助澜，不能发号施令。
在较小程度上，中国也犯了类似的错误。美国开始在越南集结兵力时，北京以围棋的战略思维将之解读为美国围堵中国的又一举动，先在朝鲜，后是台湾海峡，现在又到了印度支那。中国支持北越的游击战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美国的基地推得离中国边境越远越好。1968年4月，周恩来对越南总理范文同说，中国支持越南，以防止他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范文同的回答模棱两可——因为防止包围中国不是越南的目的，越南有它自己的目的：
周恩来：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形成半包围，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正在形成对华的全包围。
范文同：我们有坚定的决心，要在越南所有领土上打败美帝国主义者。
周恩来：所以我们支持你们。
范文同：我们胜利了将在亚洲产生积极影响。我们的胜利将带来无法预见的结果。
周恩来：应该这样想。[3]
范文同对中国的战略刻意保持距离，而中国为了这一战略却派遣10万名非战斗人员去北越，为其提供基础设施和后勤方面的支援。美国反对北越是因为把它看做苏联和中国战略中的先锋；中国支持河内是为了遏阻它眼中美国统治亚洲的企图——它们都错了。河内只为自己的国家而战。1975年，第二次越南战争以共产党取得胜利，统一越南而告终，而统一后的越南对中国的战略威胁比对美国大得多。
越南人对他们北方邻国的不信任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越南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统治，其间它吸收了中文书写系统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形式（古都顺化壮丽的皇宫和皇陵就是证明）。然而，越南人使用这些“中华”制度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寻求自己的独立。越南的地理位置使它无法像日本那样在历史上相应的时期固守孤岛。从公元前2世纪一直到公元10世纪，越南基本上都在中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到907年唐朝结束时才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越南的民族特征因此反映出两股互不调和的力量：一方面，它吸收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它反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治。对中国的抗拒培育了越南对独立的强烈自豪感，也造成了它兵强将悍的传统。它所吸收的中华文化在越南培育出一批中国式儒学精英，他们对邻国怀有一种区域中央王国的心理。20世纪历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越南使用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中立国家的领土毫不客气，心安理得，战后又同它们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建立“特殊关系”，实际上是以此建立越南的主导地位，这一切都表现出越南认为它在政治和文化上理应占先。
越南对中国来说是心理和地缘政治上前所未有的挑战。河内的领导人熟谙孙子兵法，在对法国和对美国作战中运用孙子兵法的原理成果卓著。越南先是和“二战”后企图收回殖民地的法国作战，后来又于1963~1975年同美国交战；但即使在这两场漫长的战争结束之前，北京和河内就已开始意识到下一次较量将会是它们之间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主导权的争夺。
随着战争的继续，若干迹象表明中国开始为河内最终取得胜利作准备，尽管这对它来说是无奈之举。情报说中国人在老挝北部修建公路，这和还在进行中的美越之战没有关系，但在战后制衡越南的战略中，甚至万一老挝与越南发生冲突时就会管用。1973年，结束越战的《巴黎协定》签署后，周恩来和我谈判战后柬埔寨的安排，基本的一点是要在诺罗敦?西哈努克（流亡北京的前柬埔寨国王）、当时的金边政府和红色高棉之间建立联盟，主要目的是阻碍越南称霸印度支那。该协议最终没能实施，因为美国国会实际上禁止美国在该地区发挥任何军事作用，美国的角色因此而变得毫无意义。[4]
1973年2月，我于《巴黎协定》草签两周后访问河内，商讨执行协定相关事宜，亲身感受到了河内对它当时盟友的潜在敌意。黎德寿带我参观河内的国家博物馆，重点向我展示介绍了越南历史上反抗中国斗争的部分——那时中国还是越南的正式盟友呢。
1975年西贡陷落，骨子里固有的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对立随之公然爆发，地缘政治压倒了意识形态。它证明不只美国一家错估了越南战争的意义。美国动手干预时，中国视其为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它几乎总是和河内站在一边，把美国的干预解读为包围中国的又一步——正如它10年前对美国干预朝鲜的理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中国和美国的长期利益本应是相似的，两国都应希望保持印度支那分为四个国家的现状。华盛顿抵制越南统治印度支那是出于威尔逊的全球秩序观——国家有自决权——也是因为它认为共产主义阴谋称霸全球。中国的大目标与美国一致，不过它是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要避免南部边境出现东南亚集团。
中国似乎一度相信，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会使越南把反抗中国统治的千年历史放在一边，与自己一笑泯恩仇。也许它认为美国不可能一败涂地。西贡陷落后，北京被迫面对自己政策造成的后果，现实令其悚然自惊。战后印度支那的形势正应了中国对被包围的一贯担心。防止出现与苏联勾结的印度支那集团成了邓小平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关注点，也正是这一点加速了中美合作进程。河内、北京、莫斯科、华盛顿四家在进行围棋博弈。柬埔寨和越南的事态发展将决定北京和河内两家谁最后被包围、被遏制。
中国受敌国包围的噩梦似乎就要成为现实。一个越南就已经够难对付了，而假若它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目标得以实现，这个集团就将有近亿人口，会对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造成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保证柬埔寨的独立以制衡越南就成了中国的主要目标。早在1975年8月——西贡陷落3个月后——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说：“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被迫撤出印度支那后，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就会乘虚而入……把魔掌伸向东南亚……企图进行扩张。”[5]邓小平说，柬埔寨和中国“都面临反帝反霸的任务……我们坚信……我们两国人民会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我们共同的斗争中走向新的胜利”。[6] 1976年3月，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访问北京，当时的总理华国锋告诫他防范苏联：“特别是那个一边高喊‘缓和’一边四处伸手的超级大国正在加紧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企图把更多的国家纳入它的势力范围，自己要当霸主。”[7]
1975年4月西贡陷落后，中越两国不必再假装共产主义国家团结一致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于是很快成为公开的对头。全印度支那失陷后6个月内，15万越南人被赶出柬埔寨。同期，大约同等数量的华裔越南人被迫逃离越南。1976年2月，中国停止对越援助，一年后又切断了尚未完成的援助方案所需的一切物资供应。与此同时，越南转投苏联。越共政治局在1978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把中国定为越南的“首要敌人”。同月，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贸易集团“经济互助委员会”。1978年11月，苏联和越南签署了含有军事条款的友好合作条约。1978年12月，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建立了亲越南的政府。
冲突中已经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影子。这是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实力较量，为的是国家利益，不是意识形态。
在中国眼中，边境上的事态发展是战略意义上的噩梦。北面，苏联依然重兵压境：莫斯科在苏中边境上驻扎着近50个师。西面，阿富汗发生了共产党政变，苏联的影响日益显著。[8] 1979年1月16日伊朗爆发革命，国王出逃，北京认为其中也有莫斯科的作用。莫斯科在继续推动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其唯一说得通的目标就是遏制中国。与此同时，莫斯科还在同华盛顿谈判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北京认为，这样的协议会把“苏联的祸水引向东方”，引向中国。中国的处境似乎岌岌可危。现在越南也加入了苏联阵营。看来，1968年范文同对周恩来预言的“无法预见的结果”之一是苏联对中国的合围。另一个麻烦是这些挑战纷至沓来之时，邓小平才刚第二次复职不久，他还在巩固自己的地位——直到1980年才宣告完成。
中国和西方外交战略的首要区别在于劣势中的自处之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认为应谨慎行事，避免挑衅；中国则更倾向于摆出更加无畏的姿态。面对于己不利的力量对比，西方外交官倾向于寻求外交解决；他们敦促采取外交举措陷对方于“不义”，以求在道义上孤立对方，但不主张使用武力——越南入侵并占领柬埔寨后，美国基本上就是这样劝告邓小平的。中国的战略规划者却更坚定决心用勇气和心理压力来对抗敌人实力上的优势——他们相信先发制人的威慑。若是敌人优势太强，且战略趋势于己不利时，他们的应对方法是打击敌人的信心，尽管中国在物质上处于劣势，但他们仍要重夺心理优势。
在威胁环伺之下，邓小平决定开展外交和战略攻势。虽然他在国内的地位尚未完全巩固，但是他在几个层面上对国外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把中国对苏联的立场从遏制变为明确的战略敌对，实际上是反攻。中国不再只是就遏制苏联给美国出谋划策，而是在亚洲积极组建反苏反越联盟。它在为与河内最后摊牌作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