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作战
2月17日，中国从南部的广西、云南两省对越南北部发动了多路进攻。以投入的兵力可见中国对这次行动的重视——据估计出动了20多万解放军部队，甚至可能达到40万。[46]一位历史学家说，当时出去的部队包括“正规地面部队、民兵和海军及空军部队……规模相当于中国在1950年11月大举赴朝参战”。[47]中国官方新闻报道称此次行动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或“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这就是中国式的威慑，事先宣布出兵以阻止越南的下一步行动。
中国军队此次的打击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在不久前还是中国的盟国，并且长期接受中国经济和军事的支持。行动的目的是维持中国眼中亚洲的战略平衡。而且，中国此次行动得到了美国——5年前北京帮助赶出印度支那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道义支持、外交帮助和情报合作。
中国声称战争的目标是“遏制越南的野心，适当地给他们有限的教训”。[48]“适当”的意思是造成足够的破坏，以影响越南将来的选择和谋划；“有限”则暗指在外来干涉开始或其他因素造成形势失控之前，行动就会结束。这场战争也是对苏联的直接挑战。
邓小平说苏联不会攻击中国，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中国发动进攻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谴责中国的“罪恶”攻击，同时又强调“英雄的越南人民……这一次仍然能够保卫自己”。[49]苏联的军事反应仅限于派一支海军特混舰队到中国南海，对河内进行有限的武器空运，以及加紧中苏边境上的空中巡逻。空运武器既有地理因素的限制，也受苏联内部犹豫态度的制约。归根结底，1979年苏联给新盟友越南的支持与20年前台海危机时给旧盟友中国的支持并无二致——两次事件中苏联都不愿意冒扩大战争的风险。
战争结束不久，华国锋用一句对苏联领导人大不敬的简练俗语总结了战争的结果：“他们威胁我们，在边境附近调动军队，派舰艇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手。所以我们还是摸了老虎屁股。”
邓小平嘲讽地拒绝了美国要他小心的劝告。1979年2月底美国财政部部长麦克?布卢门撒尔访问北京时，呼吁中国“尽快”从越南撤军，因为北京“在冒不必要的风险”。[50]邓小平不同意。在与布卢门撒尔会见前和美国记者谈话时，他表现出对含糊摇摆的轻蔑，嘲笑说“有人害怕得罪东方的古巴”。[51]
如同在中印战争中一样，中国进行了有限的“惩罚性”打击之后立即撤军。战事29天即告结束。解放军攻占了越南边境三省的省会后不久，北京即宣布中国军队将撤出越南，除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北京没有试图推翻河内政府。
中国撤军一个月后，邓小平在我访问北京时向我解释了中国的战略：
邓小平：我（从美国）回来后，马上就打仗了。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和卡特总统谈了这个问题，他作了非常正式严肃的回答。他给我读了一篇写好的讲稿。我对他说：中国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有什么风险中国自己担。回想起来，如果我们惩罚越南的时候再往纵深前进一些可能会更好。
基辛格：可能。
邓小平：因为我们的兵力足够一直打到河内。但那不是好办法。
基辛格：对，那可能就超出计划以外了。
邓小平：是，你说得对。不过我们可以再前进30公里。我们占领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到河内一路上已经没有防线了。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场战争中国代价巨大。[52]“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政治挂帅的影响在战争中暴露无遗：装备陈旧、后勤薄弱、人员短缺、战术僵硬，在这种种因素的拖累下，中国军队进展缓慢，损失惨重。
然而，这种观点是基于对中国战略的误解。尽管在执行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中国这场战争还是反映了其严肃的长期战略分析。在对美方的解释中，中国领导人把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巩固其在印度支那的力量描述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战略部署”中关键的一步。苏联已经在东欧和中国边境集结了重兵。现在，中国领导人警告说，苏联在印度支那、非洲和中东“也开始建立基地”。[53]一旦它在这些地区的地位得以巩固，它就能控制至关重要的能源，并可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特别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这将使苏联在未来的冲突中掌握战略主动权。从广义上说，中国之所以要打这场仗是出于对孙子所谓“势”的分析——“势”指的是战略形势的走向和“潜能”。邓小平的目的是阻止，如有可能还要扭转苏联战略的势头；在他眼中，这个势头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实现了这个目标，部分是靠军事上的大胆，部分是靠把美国拉入与它空前紧密的合作。在指导对越反击战中，中国领导人显示出了对战略选择的精细分析、大胆执行和巧妙的外交。即使这样，假若没有美国的合作，他们也不可能“摸老虎屁股”。
对越反击战开启了冷战期间中美两国最为紧密的合作。美国特使两次对华访问确定了两国非同寻常的联合行动。1979年8月，副总统沃尔特?“弗里茨”?蒙代尔访华，意在制定邓小平访美后的外交行动，尤其是对印度支那。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其中战略考量和道德考量严重对立。美中两国都同意，防止出现越南主导的印度支那联邦符合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但是，印度支那唯一还在抵抗越南的地方是柬埔寨，原来的掌权者是屠杀了几百万自己同胞的杀人狂魔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是柬埔寨抗越运动中组织最严密的力量。
卡特和蒙代尔上任之前长期致力于人权事业。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们就曾攻击福特对人权问题不够重视。
邓小平在和卡特关于出兵越南的私下谈话中，第一次提起了援助柬埔寨游击队抵抗越南侵略者的问题。根据官方报告：“总统问到泰国是否能接收援助然后转给柬埔寨人。邓小平说可以，并说他考虑应提供轻型武器。泰国正准备向泰柬边境派一名高级官员以保证通讯的安全。”[54]华盛顿和北京事实上在联手通过泰国向柬埔寨提供援助，这等于间接帮助红色高棉的残余力量。美国官员谨慎地向北京强调美国“不能支持波尔布特”，并欢迎中国作出保证说波尔布特已经不再完全控制红色高棉了。然而这点儿良心上的安慰并不能改变事实。事实是华盛顿给“柬埔寨抵抗运动”提供物质和外交支持，而政府一定知道这种支持会帮助红色高棉。卡特之后的里根政府沿用同样的战略。美国领导人一定想好了，等柬埔寨抵抗运动得胜后，他们或他们的继任者再反对柬埔寨抵抗运动中的红色高棉分子。过了10多年越南撤出后，美国确实是这样做的。
美国的理想遭遇了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美国对这件事的态度不是因为它无原则地只顾自身利益，也不是出于虚伪：卡特政府必须在战略必需和道德信念之间二选其一。他们决定，为了使道德信念最终得以实现，首先需要在地缘政治斗争中取胜。美国领导人面对的是政治家都会遇到的难题。领导人无法决定历史给他们提供何种选择，更无法要求提供的选择必须清楚明白。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访华，把几年前还不可想象的中美合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邓小平欢迎他说：“你的访问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你是国防部长。”[55]几位在福特政府供过职的官员明白此话的言外之意，邓小平在暗示曾对施莱辛格国防部长发出过的访华邀请，但福特撤了他的职，访华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布朗访华主要是为了确定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卡特政府断定，中国技术和军事能力的增强对全球平衡和美国国家利益有好处。布朗部长解释说，华盛顿“对苏联和中国作了区分”，愿意向中国转让某些不会提供给苏联的军事技术。[56]而且，美国还愿意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比如侦察设备和车辆），虽然不是“武器”。另外，美国不会干涉它的北约盟国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决定。卡特总统在对布热津斯基的指示中解释说：
美国不反对我们的盟国对与中国在技术敏感的领域进行贸易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一个强大安全的中国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认识到并尊重这一利益。[57]
最终，中国没能拯救红色高棉，也没能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越南撤出柬埔寨是10年后的事了。北京可能早知如此，所以才把战争目标定得非常有限。然而，中国确实使越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前、战中和战后，中国在东南亚一直在进行坚定而有技巧的外交活动来孤立河内。中国在中越边境上留驻重兵，占领着几处有争议的领土，并继续威胁要给越南“第二次教训”。战后多年，越南都被迫在北部边境上维持大量军队，以防中国再次进攻。[58]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8月对蒙代尔所说：
那么大小的国家要保持100多万正规军，哪还有足够的劳动力？100万正规军需要大量后勤支持。现在他们靠苏联。有的估计说苏联每天给他们200万美元，有的估计是250万美元……这会加大困难，苏联的负担会越来越重，情况会变得更加困难。总有一天越南人会认识到苏联满足不了他们的全部要求。到那时候，也许就会出现新形势。[59]
新形势出现在10多年后，苏联解体以及苏联财政支持的中断迫使越南削减其在柬埔寨部署的军队。归根结底，在那段非常困难、对民主社会来说难以承受的时期，中国实现了在东南亚的大部分战略目标。邓小平争取到了足够的活动空间，来实现他在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遏阻苏联的目的。
在此期间，卡特政府是在走钢丝。一方面通过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保持着对苏联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在亚洲政策中把莫斯科视为主要战略对手。
冲突中最终的输家是苏联这个具有全球野心且使世界不安的国家。苏联的盟国遭到了攻击，攻击国是苏联最明显的战略敌手，它们对苏联批评最激烈，并公开煽动建立遏制苏联的联盟——而且攻击是在苏联和越南结盟不到一个月后发生的。回头去看，这次中越之战中苏联的回应不够积极，可以视为苏联没落的最初征兆。一年后，苏联决定对阿富汗进行干预，令人不禁揣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为了补偿对受中国攻击的越南支持不力。无论如何，苏联人在越南和阿富汗都误判了形势，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全球力量对比已经不利于他们到何种程度。因此，中印边境的反击战是又一个例子，显示了中国政治家在军事上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了长期的战略大目标。虽然给红色高棉的残余势力提供喘息空间算不得道德上的胜利，但是中国实现了对苏、对越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虽然它们两国的军队都比中国军队更加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镇定自若，这在中国战略思维中根深蒂固——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即是明证。中国在朝鲜和越南的行动都是针对北京眼中正在形成的危险——敌国在中国周边多处巩固阵地。在这两个情况中，北京都确信如果任敌国完成计划，中国就将被包围，陷入永远被动挨打的境地。敌人可以随时发动战争，华国锋和卡特总统在东京会面时说，敌人若知道占有这一优势，就会“肆无忌惮”。[60]因此，看起来是地区的问题——前者是美国制止北朝鲜，后者是越南占领柬埔寨——实际上却被当成了“世界斗争的焦点”（周恩来对朝鲜的描述）。[61]
在这两次干预中，中国的对手都比它强大，中国都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然而，每次干预的地点和时间都是北京选择决定的。后来中国副总理耿飚对布热津斯基说：“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是它全球战略的一部分，针对的不仅是泰国，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马六甲海峡。如果他们得逞，那将是对东盟的致命打击，也会切断日本和美国的运输线。我们决心要采取行动。我们也许对付不了苏联，但对付得了越南。”[62]
实际战事非常惨烈，中国军队伤亡严重，但是，两次干预都达到了重要的战略目标。在冷战的两个关键时刻，北京成功地实施了它进攻性威慑的理念。在越南，中国使河内看到了苏联协防承诺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中国暴露了苏联整体战略涵盖能力的局限性。中国不惜冒与苏联直接交手的风险，也要证明它不屈于苏联势力在它南侧的存在。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战争的最终结果作了这样的总结：“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的惩罚行动失败了，我却认为它改写了东亚的历史。”[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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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摸老虎屁股”是中国的一句俗话，因毛泽东使用而家喻户晓，意思是做大胆或危险的事情。华国锋在1979年4月在北京会见我时用了这句话。
[2].“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废除了所有军衔，命令全军学习《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接受意识形态教育，要求人民解放军超越普通军队的使命，发挥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爱德华·欧陶德在《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中中国的军事策略》（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7年）中对这一切在对越战争中给人民解放军带来的后果作了深刻的描述。
[3].“周恩来、康生和范文同的谈话：1968年4月29日于北京”，载于奥德·阿恩·韦斯塔、陈兼等编“中外领导人就印度支那战争的77次会谈，1964~1977”，“冷战国际史工作文件系列”，第22号文件（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史研究项目，1998年5月），第127~128页。
[4]. 我一直认为，周恩来主动迫使在毛泽东心目中意识形态正确的红色高棉作出妥协，而且后来事实证明妥协是没有必要的，这是导致周恩来失势的原因之一。又见基辛格，《动乱年代》（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82年），第368页。
[5]. 罗伯特·罗斯，《印度支那的症结：中国的越南政策（1975~1979）》（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4页，引用新华社的新闻稿（1975年8月15日），译文源自美国对外广播新闻处每日报道（1975年8月18日）A7版。
[6]. 同上。
[7]. 同上，第98页，引用新华社新闻稿（1976年3月15日），译文源自美国对外广播新闻处每日报道（1976年3月16日）A13版。
[8]. 1978年4月，阿富汗总统被暗杀，政府被推翻；1978年12月，苏联和阿富汗新政府缔结《苏联和阿富汗友好、睦邻合作条约》；1979年2月19日，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被暗杀。
[9]. 塞勒斯·万斯，《困难的抉择——美国对外政策关键的危急年代》（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1983年），第79页。
[10].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回忆录（1977~1981）》（纽约：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1985年），附件1第2页所载“卡特总统对布热津斯基出访中国的指示（1978年5月17日）”。
[11]. 五项原则是：申明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假使日本在台湾部署军队美国将予以阻止；支持北京和台北之间达成的任何和平解决方案；承诺维持正常化。见第九章“恢复关系：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结识之初”。
[12].“会谈备忘录：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会谈摘要，1979年1月29日下午3∶35~4∶59”，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70号资料，第10~11页。
[13].“布热津斯基博士与黄华外交部长会谈摘要：1978年5月21日于北京”，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32号资料，第3页。
[14]. 同上，第6~7页。
[15]. 同上。萨达特从1970年起任埃及总统直至他1981年遭到刺杀。
[16]. 同上，第4页。
[17]. 同上，第10~11页。
[18].“会谈备忘录：与邓小平副总理的会谈，1978年5月21日于北京”，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32-e号资料，第16页。
[19]. 同上，第5~6页。
[20].“布热津斯基博士与华国锋主席会谈摘要：1978年5月22日于北京”，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33c号资料，第4~5页。
[21].“会谈备忘录：总统与柴泽民大使会谈摘要，1978年9月19日于华盛顿”，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50b号资料，第3页。
[22].“会谈备忘录：与邓小平副总理的会谈，1978年5月21日于北京”，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32-e号资料，第6页。
[23]. 近几年来，中国领导人和政策分析家提出“和平崛起”一词来描述中国在现有国际制度框架内争取大国地位的外交政策诉求。学者巴里·布赞在一篇卓有创见的文章里把中国和西方的研究糅合在一起，提出中国的“和平崛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邓小平推动中国的国内发展和外交政策日益与“非革命”的世界接轨，寻求与西方的共同利益。邓小平的出访突出证实了这种接轨。见巴里·布赞，“国际社会中的中国——中国能够‘和平崛起’吗？”，载于《中国国际政治期刊》，2010年第3期，第12~13页。
[24].“与邓小平的一席谈”，《时代》杂志，1979年2月5日，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 9171, 946204, 00.html。
[25].“中国和日本一笑泯恩仇”，《时代》杂志，1978年11月6日，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 9171, 948275-1, 00.html。
[26]. 亨利·卡姆，“邓小平开始东南亚之行以对抗苏联日益加强的影响”，《纽约时报》（1978年11月6日头版）。
[27]. 亨利·卡姆，“邓小平告诉泰国人莫斯科–河内条约危害世界和平”，《纽约时报》（1978年11月9日A9版）。
[28].“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366页。
[29]. 李光耀，《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1965~2000）》（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0年），第597页。
[30]. 同上，第598~599页。
[31].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竞争对手尽释前嫌?共同欢迎邓小平”，《纽约时报》（1979年1月30日头版）。
[32]. 约瑟夫·莱尔威尔德，“‘宇航员’邓小平在休斯敦看到全新的世界”，《纽约时报》（1979年2月3日头版）。
[33].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邓小平重申中国可能对越出手”，《纽约时报》（1979年2月1日A16版）。
[34]. 约瑟夫·莱尔威尔德，“‘宇航员’邓小平在休斯敦看到全新的世界”，《纽约时报》（1979年2月3日头版）。
[35]. 两次世界大战间隔22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过了不止22年，所以中国领导人担心历史的节奏在推动事态的发展。10年前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时也谈到同样的问题。另见第八章“走向和解”；及陈兼、戴维·L·威尔逊编，“天下大乱：北京、中苏边境冲突和转向中美和解（1968~1969）”，《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公报》第11辑（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98年冬），第161页。
[36].“会谈备忘录：总统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第一次会谈摘要，1979年1月29日于华盛顿”，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68号资料，第8~9页。
[37].“会谈备忘录：与邓小平副总理的会谈摘要，1978年5月21日于北京”，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32-e号资料，第14页。
[38].“会谈备忘录：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的会谈摘要，1979年
1月29日下午3∶35~4∶59于华盛顿”，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70号资料，第10~11页。
[39].“会谈备忘录：卡特与邓小平关于越南的会谈摘要，1979年1月29日下午5∶00~5∶40于华盛顿”，卡特总统图书馆，布热津斯基集，中国，1978年12月19日~1979年10月3日，第007号资料，第2页。
[40]. 罗伯特·罗斯，《印度支那的症结》，第229页。
[41].“会谈备忘录：卡特与邓小平关于越南的会谈摘要，1979年1月29日下午5∶00~5∶40于华盛顿”，卡特总统图书馆，布热津斯基集，中国，1978年12月19日~1979年10月3日，第007号资料，第2页。
[42]. 同上，第5页。
[43]. 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410页。
[44].“总统关于同邓小平谈话的报告：1979年1月30日”，卡特总统图书馆，布热津斯基集，中国，1978年12月19日~1979年10月3日，第009号资料，第1页。
[45]. 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邓小平批评美国对伊朗不够坚定”，《纽约时报》（1979年2月8日A12版）。
[46]. 较低的数字出自布鲁斯·艾尔曼，《现代中国战争（1795~1989）》（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1年），第285页；较高的数字是爱德华·欧陶德的估计，见《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中中国的军事策略》，第3章，第45~55页。
[47]. 爱德华·欧陶德，《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中中国的军事策略》，第45页。
[48]. 邓小平在1979年1月30日对卡特说的话，引于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409~410页。
[49].“莫斯科声明全文”，《纽约时报》（1979年2月19日）；克莱格·R·惠特尼，“援引安全条约：莫斯科说要履行条约规定——未作直接威胁”，《纽约时报》（1979年2月19日头版）。
[50]. 爱德华·柯万，“布卢门撒尔发出警告”，《纽约时报》（1979年2月28日头版）。
[51]. 同上。
[52]. 布鲁斯·艾尔曼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其他学者不同意这种普遍意见，并强调这一冲突反苏的方面。他的《现代中国战争》一书第284~297页的内容就阐述了这一观点。
[53].“会谈备忘录：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第一次会谈摘要，1979年1月29日于华盛顿”，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68号资料，第8页。
[54].“备忘录：总统关于同邓小平谈话的报告，1979年1月30日”，卡特总统图书馆，布热津斯基集，中国，1978年12月19日~1979年10月3日，第009号资料，第2页。
[55].“与邓小平副总理会谈备忘录：1980年1月8日于北京”，卡特总统图书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远东，69号箱，布朗之行会谈备忘录，1980年1月，16号文件。
[56].“与邓小平副总理会谈备忘录：1980年1月8日于北京”，卡特总统图书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远东，69号箱，布朗之行会谈备忘录，1980年1月，15号文件。
[57].“卡特总统对布热津斯基出访中国的指示”，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附件1，第4页。
[58]. 据一种估计，1986年越南在“该国北部部署了70万作战部队”。卡尔·D·杰克逊，“印度支那1982~1985：和平让位于战争”，载于所罗门等编《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引用于艾尔曼《现代中国战争》第206页。
[59].“会谈备忘录：副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会谈摘要，1979年8月28日上午9∶30~中午12∶00于北京”，卡特总统图书馆，供查阅资料——中国，第279号资料，第9页。
[60].“会谈备忘录：卡特总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华国锋会谈摘要，1980年7月10日于东京”，卡特总统图书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38号箱，“总统会谈备忘录，80.7”。
[61]. 见陈兼《中国通向朝鲜战争之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62].“会谈备忘录：布热津斯基博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耿飚的会谈摘要，1980年5月29日于华盛顿”，卡特总统图书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远东，70号箱，“耿飚来访，80.5.23~31”，第5号文件夹。
[63]. 李光耀，《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第6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