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均势：中国和两个超级大国
20世纪80年代真正富有戏剧性的不是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而是它们各自与莫斯科的关系。推动这种关系的力量是战略形势的一系列重大转变。
评估中国的政策，通常可以排除“中国的决策者忽略了本来可以发现的事实”这样一种可能。因此，中国同意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中含糊的措辞和对有关台湾条款的灵活解释，只能是因为它认为与美国合作符合它另外的目标。
罗纳德?里根上台时，苏联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的战略攻势畅行无阻。自从美国在印度支那大败而归后，苏联及其代理人在第三世界进行了空前的、几乎是疯狂的大肆扩张，足迹遍及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还有印度支那。但是美中和解成了苏联进一步扩张的重大障碍。在邓小平及其同人的信念的推动下，加之美国两党官员的巧妙合作，毛泽东设想的“一条线”事实上已经形成。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几乎在它周边各处都遭遇到协同防御，在许多情况下遇到了积极抵抗。在美国、西欧和东亚，形成了一个包括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内的松散的反苏联盟。在发达国家中，苏联的盟国只剩下它有驻军的东欧卫星国。同时，第三世界对在苏联和古巴羽翼下实现民众“解放”究竟有何好处心存怀疑。苏联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扩张常常以代价高昂的僵局或丢脸的失败而告终。在阿富汗，苏联像美国在越南一样历经磨难——而且苏联面对的是美国、中国、海湾国家和巴基斯坦联手支持并训练的武装抵抗力量。在越南本土，莫斯科把河内统一控制的印度支那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企图遭到了中国有力的反击，美国的合作也助了中国一臂之力，正如邓小平对卡特生动讲到的那样，北京和华盛顿在“砍掉”苏联伸出的手。苏联经济停滞不前、负担沉重，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已经是美国的三倍；此时，美国战略力量的加强，尤其是里根大力鼓吹的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构成了无法承受的技术挑战。[7]
在这个中美合作的高峰期，里根的白宫和中国最高领导层基本上一致认为苏联力量虚弱，但至于为应对这一新形势需要采取什么政策，它们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里根和他政府中的高官认为苏联的混乱是采取攻势的机会。他们在大力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新的强硬姿态，以此对苏联在财政和地缘政治方面双线施压，争取冷战的胜利。
中国领导人也看到了苏联的虚弱，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此时应重新调整全球力量平衡。从1969年起，他们就向华盛顿倾斜，以此帮助支撑中国危机四伏的地缘政治地位；里根宣称他的最终目标是在全球实现美国价值观和西方自由民主的胜利，但中国领导人对此不感兴趣。北京在越南“摸了老虎屁股”后，自认经受住了苏联最大程度的威胁，现在中国应该转而扩大自己的回旋余地。
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国又恢复了开放初期的欢欣鼓舞，不久前还是冷战首要关注的问题迎刃而解。中美关系遂进入大国间日常交往的轨道，不再像过去那样动辄大起大落。其中苏联力量开始衰落是一个因素，不过美中双方的决策人已习惯了冷战模式，并未马上认识到苏联的衰落。中国出兵越南时苏联反应软弱，标志着它衰落的开始，这个进程开始时缓慢，后来逐渐加速。莫斯科最高领导几年内三易其人——1982年从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1984年又从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1985年再从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这至少表明应付这些国内危机耗费了苏联的主要精力。卡特任内开始重新加强美国军备，到里根任内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结果逐渐改变了力量平衡，遏制了苏联对其周边干预的能力。
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所获得而复失——虽然有些是在乔治?H?W?布什上任后才失去的。1990年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占领，1993年柬埔寨举行大选，难民开始准备返回家园；1991年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同年，埃塞俄比亚共产党支持的政府垮台；1990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运动接受劝告，同意举行自由选举，此前从未有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愿意冒此风险；可能最重要的是，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苏联的后退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新的回旋余地。中国领导人不再常提军事遏制，而是开始探索同莫斯科交往的可能。他们仍然坚持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三个条件：撤出柬埔寨；停止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蒙古接近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军力集结；撤出阿富汗。这三个条件都在实现中，主要是因为力量平衡的变化使苏联无法维持其前哨阵地，后撤是无奈之举。中国向美国保证不会倒向苏联——中国人此举证明两国也可进行三角外交。不管怎样，这一保证有双重目的：确认中国继续遵守防止苏联扩张的既定战略，但也向美国表明中国手中的机会在增多。
中国很快就开始在全球利用它新的机会。1987年9月，在我和邓小平的一次谈话中，他使用这一新的思维框架来分析当时已经打了5年的两伊战争。美国当时支持伊拉克——至少帮助它不被德黑兰的革命政权打败。邓小平说中国需要“余地”来对伊朗采取“更灵活的立场”，这样才能为结束战争发挥更大的外交作用。
在中国与苏联对抗时期，邓小平一直推行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现在他又回到了“三个世界”的理念：中国不参与超级大国的竞争，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以便在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这三个圈子里追求自己的利益。
邓小平的门生、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概括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其中关键的一条实质上重复了毛泽东所宣布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8]胡耀邦先是总览全局，就中国对美国和苏联外交政策作出关键性的评估，并提出一系列要求，要求美苏两国采取行动表现诚意。台湾问题得不到解决意味着中美关系“一直存在着阴影”；只有当美国停止干涉这个中国认为纯属其内政问题的时候，两国关系才能“取得健康的发展”。同时，胡耀邦说：“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9]
中国正在巩固自己在第三世界中的地位，它与两个超级大国都拉开了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两个都反对：“当今威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10]
中国等于在宣称，作为超越超级大国竞争的最大“中立”国，它占有道义上的独特地位：
我们一贯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主张禁止使用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要求超级大国首先大规模地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
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做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11]
这是共产党代表大会一贯宣布的中国外交政策：独立自主、道义超然、高傲优越，还有挫败超级大国野心的坚定决心。
1984年国务院提交给里根总统的一份备忘录解释道，中国的做法是：
既支持（美国）为对抗苏联扩张主义而加强军事力量，又攻击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称其为全球紧张的主要原因。结果，中国得以在追求和美国平行的战略利益的同时，加强与正在上升的第三世界集团的关系。[12]
1985年，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和苏联举行了一系列高级别会议，并在进行频繁的党内高级别交流。这是自中苏分裂以来从未有过的，中国“在三角关系中左右逢源”。报告注意到，中国领导人恢复了对苏联领导人“同志”的称呼，并把苏联称做“社会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国家。中苏两国高级领导人就军备控制举行了实质性磋商，而这在此前20年间是无法想象的。1985年在中国副总理姚依林对莫斯科长达一周的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经贸合作协议。[13]
不同圈子相互重叠是毛泽东晚年在一定程度上倡导的概念，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却很有限。第三世界的自我定义就是同两个超级大国划清界限；如果它明显地偏向一边，哪怕是以接纳一个超级大国加入自己的行列为掩饰，它也会失去这个地位。事实是，中国正朝着成为超级大国的方向发展，即使在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它的作为就已经像超级大国了。简言之，只有当一个超级大国加入它的行列后，第三世界才能发挥重大的影响力；但若是那样，它就不再成其为第三世界了。只要苏联是核超级大国，只要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仍不稳固，中国就不会愿意脱离美国。（苏联解体后，那时的问题就是中国是会以挑战者的身份填补苏联空出来的位置，还是会选择和美国合作。）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正在从冷战模式向全球国际秩序过渡，这给两国的伙伴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一切都假设苏联仍然是基本的安全威胁。
打开对华开放大门的设计师尼克松对世界的看法也是如此。1982年末，尼克松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后给里根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他写道：
我认为，鼓励中国人在第三世界中发挥更大作用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他们越成功，苏联就越不成功……
1972年我们两国因对苏联侵略的共同关注走到了一起。虽然时至今日，这个威胁比1972年要大得多，但在下一个十年把我们连接得更紧密的主要因素很可能是我们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14]
尼克松又敦促道，在下一个十年中，美国、它的西方盟国和日本应共同努力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设想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其根本实质就是利用中国的影响力把第三世界建成反苏联盟。但是，即使尼克松的睿智远见也没有料到苏联会解体，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健康系于一身的经济强国，人们甚至猜想中国崛起是否会再次造成国际关系的两极化。
里根政府令人敬畏的国务卿、具有职业素养的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美国同心圆的概念，把中美关系置于美苏冲突的背景之外。他认为，过分强调在对付苏联威胁时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这使中国在和美国讨价还价中占了太大的优势。[15]美中关系应建立在严格对等的基础上。在这样的外交中，中国扮演的角色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只要美中的共同努力符合两国利益，中国就应当乐意合作。对华政策的目的应当是详尽阐述两国的共同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应重新加强和日本的联盟——几年前毛泽东曾敦促美国官员对这个国家“多花点时间”。日本和美国同是民主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现已成为重要的全球经济强国。（从那以后几十年来，日本的经济乏力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80年代期间，日本的经济能力不仅远远超过中国，而且许多分析家认为马上就要超过美国。）罗纳德?里根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私谊亲密，这为两国关系提供了新的基础——媒体称他们两位的关系为“罗康秀”。
以前美国和中国建立联盟，是因为它们视彼此为战略伙伴，共同面对威胁自己生存的大敌。现在两国的联盟关系渐行渐远。既然苏联的威胁开始减退，中国和美国实际上退变成了仅就某些利益一致的问题合作的权宜伙伴。
里根执政期间美中关系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新的紧张，对台湾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得四平八稳。里根1984年访华表现出他特有的活力——几次引用中国古诗词和《易经》中的词句来描述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关系。他还试着多说普通话，这一点他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大胆。谈到美中关系，他甚至用汉语说出了“通力合作”和“互敬互惠”。[16]然而，里根从未和哪位中国领导人建立起和中曾根那样的紧密关系——要说这一点，别的总统也没有做到。没有任何重大问题需要他访华时予以解决，因此，他访华就只限于讨论世界形势。里根不点名地批评一个“大国”在中国边境上集结重兵，威胁邻国，但中国的广播略去了他这段话。
里根时代结束时，亚洲形势进入了几十年来最平静的时期。经过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海上连绵不断的战争和革命之后，亚洲国家建立了一个基本上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相似的体系——沿袭1648年30年战争结束后欧洲主权国家形成的模式。除了贫穷孤立的朝鲜时不时进行挑衅和阿富汗反抗苏联占领之外，现在的亚洲国家都是确定的主权国家，有彼此承认的国界，几乎一致心照不宣地同意互不卷入彼此内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盟。中国、朝鲜和北越都曾热心于输出共产党革命，现在此一雄心已然不再。各权力中心之间的平衡得到了保持，因为争斗各方都已筋疲力尽，也因为美国（后来是中国）击退了争霸各方。在这种背景下，亚洲经济改革和繁荣的新时代开始扎根——它使亚洲在21世纪重现历史辉煌，成为世界上生产力最高、最繁荣的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