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窘境
国际社会对此反响强烈。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自称是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但如今在某些世界媒体口中却成了一个专制国家。此前被广泛称赞为改革者的邓小平也受到他们激烈的抨击。
在这种气氛下，整个中美关系，包括两国之间业已建立的定期磋商受到各政治党派的广泛抨击。传统的保守党人认为自己笃信的观点得到了验证，即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可靠的伙伴。来自各党派的人权活动家怒不可遏。自由派人士称，鉴于事件的严重后果，美国有义务履行自己传播民主的终极使命。无论他们的目标多么不同，批评者一致认为需要制裁北京，迫使其改变国内体制。
就职不足5个月的布什总统对制裁的长远后果感到不安。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均在尼克松政府内任过职。两人任职期间见过邓小平，还记得他不顾“四人帮”的阻挠坚决维护与美国的关系，并致力于扩大个人的自由空间。两人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十分钦佩，并没有忘记自从打开对华大门后世界发生的变化。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参与执行外交政策时，美国的每一个敌手都可以指望得到中国的支持，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害怕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当时的苏联也可以对西方采取高压政策，而无须顾忌自己的侧翼。
10年前两国关系紧张时期，布什总统曾担任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经验告诉他，经历过长征、住过延安窑洞、20世纪60年代同时与美国和苏联对峙的中国领导人，不会屈从于外国压力或孤立中国的威胁。美国的目标是什么？推翻中国政府？改变其体制？改变成什么样呢？一旦开始干预，又怎么收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989年春夏之前，美国民众对有关美国外交促进民主的作用之辩论耳熟能详。简而言之，这场辩论使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针锋相对——理想主义者坚持认为，一国的国内体制对其外交政策有影响，因此，理应将其列入外交工作范畴；而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一范畴超出了任何一国的能力范围，因此，外交应该把重点放在对外政策上。美国既要考虑绝对的道德原则，又要考虑结合国家的各种利益制定外交政策的不测事件。两派的实际歧见则更加细微。理想主义者试图应用其价值观时，不得不考虑特定的具体形势；而审慎的现实主义者清楚，价值观是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最后决定作出时，双方很少有绝对的差别，通常只不过是一些微妙的差别而已。
就中国而言，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希望民主价值观获胜。美国绝大多数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会是肯定的，所有参加辩论中国政策的人也是一样。问题是，他们愿意付出什么样的具体代价？在多长的时间内？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为实现希冀的结果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公开辩论对付专制政权的策略时，出现了两大类政策主张。一派主张对抗，敦促美国通过拒绝给予任何利益的方式抵制中国政府的做法，而不计美国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一派中最极端的观点是积极推动政权更迭。在中国问题上，则要求中国毫不含糊地走向民主，并把它作为任何双边利益的一个条件。[5]
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接触政策通常是促进民主自由的最好方式。一俟有了足够的信心，即可为了共同的目标，至少是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而推动政府的变革。
至于哪一种方式更合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况。由于公开施压要么导致政权更迭，要么是以某种形式交出权力，所以美国很难对与之保持关系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使用这一办法——特别是对西方国家干预的屈辱历史记忆犹新的中国。
中国将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无论1989年事件的结果是什么。倘若领导层巩固了自己的执政格局，中国将继续推行其经济改革计划并走向强大。美国和世界为此将面临一个抉择：是采取措施恢复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合作关系，还是寻求孤立中国，促使它采取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国内政策？孤立中国会导致美国与这个国家长期对抗。即使它唯一的外援苏联在1959年断绝援助时，它都没有屈服。布什政府在头几个月里仍然遵循冷战时期的信条，即美国需要中国以对付苏联。但随着苏联威胁的减弱，使中美走到一起的对苏联的恐惧会逐渐消退，从而中国越来越有可能会独自行动。
无论选择对抗还是保持接触，美国对中国国内体制的影响都有其客观局限性。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足以影响一个像中国这样庞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的内部事务吗？会不会有因为中央政府的垮台导致内战复燃的风险？19世纪的中国内战至少因为外国干预而变得更加复杂。
1989年春夏之后，布什总统处境微妙。作为前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布什了解中国人对他们眼中的外国干预的敏感，而布什在美国的漫长政治生涯又使他深谙美国的国内政治现实。布什知道，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应该如当时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所说的那样，设法“向北京的领导人发出一个表达我们愤怒的清楚信息”。[6]但布什同样认识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攸关利益，且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左右。他担心会招致与中国政府的对抗，而冷战期间中国与美国在一些最根本的安全问题上合作了将近20年。正如他本人日后写到的那样：“对这个可以理解的骄傲、古老而又内向的民族来说，外国的批评（来自他们仍然看做是‘蛮夷’和殖民主义者的人）是一种侮辱，对他们采取的措施则是昔日强权行为的复活。”[7]面对来自左翼和右翼要求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压力，布什认为：
涉及政治改革问题时，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但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取得的进步（自从毛泽东去世后进步显著），以此方式亮明我们的观点，而不是无休止地加以抨击。对我来说，问题是如何谴责我们认为的错误行为并作出适当的反应，与此同时又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即使这种关系现在必须“搁置起来”。[8]
布什巧妙而又优雅地在钢丝上行走。国会对北京实行惩罚措施时，他在某些方面采用了更温和的手法。与此同时，为了表达他的信念，6月5日和20日布什中止了高级别的政府交往，停止了军事合作和出售军警设备及具有双重用途的设备，并表示反对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对中国发放新贷款。美国的制裁措施密切配合了欧洲共同体、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采取的类似制裁措施。作为对公众压力的回应，国会要求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立法制裁（比总统采取的行政制裁更难取消）、制定法律自动延长所有在美中国学生的签证。[9]
之前的10年里，美国和中国政府大部分时间是事实上的盟友，而现在两国渐行渐远。由于没有高层接触，双方积怨愈深，相互指责愈甚。布什决心避免关系不可弥补地破裂，转而求助他与邓小平的老关系。6月21日，布什绕过了政府机构和他本人对高层接触下的禁令，给邓小平起草了一份很长的私人信函，称邓小平是“一位朋友”。[10]布什以娴熟的外交技巧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的敬仰”，并避免使用任何有可能表示他对邓小平发号施令、告诉他如何治理中国的措辞。同时，布什恳求中国这位最高领导人理解美国公众的愤怒情绪，这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自然流露。[11]
布什告诉邓小平，他本人只能在他对本国政治影响的范围内尽力而为：
对以后发生的事，我想留待历史去评判。然而世界人民目击了这场风波，各国以不同方式作出了回应。根据我前面讲述的那些原则，我作为美国总统采取的行动不可避免。
布什呼吁邓小平能够宽大为怀，因为这样做会对美国公众产生影响，言外之意也会对布什自己的活动空间产生影响：
中国若能发表一个声明，重申以前的声明中所含的和平解决同抗议者的争执的内容，都会在我们这一边产生很好的效果。宽大处理参与示威的学生会受到全世界的称许。[12]
为了探讨以上想法，布什提议派一位高级别特使“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访问北京，“开诚布公地向您转达我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赤诚信念”。布什没有避而不谈两国看法上的分歧，但在结尾处呼吁继续现存的合作关系：“我们决不能让最近发生的不幸事件的后果损害过去17年来耐心建立起来的重要关系。”[13]
邓小平次日对布什的提议作出了回应，欢迎一位美国特使来北京。7月1日，布什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戈尔伯格前往北京，这反映了布什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和对邓小平的信任。这次访问严加保密，只有华盛顿的少数几位高级官员和李洁明大使知情。李洁明被召回美国，亲自听取关于即将开始的这次访问的通报。[14]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戈尔伯格乘坐一架C–141军用运输机飞往北京，机身外部经过伪装，涂掉了标记。由于对他们的到来严格保密，据说中国的防空部队打电话请示杨尚昆主席，是否应该击落这架神秘飞机。[15]飞机可以空中加油，以避免沿途降落，并携有自己的通信设备，从而这一行人可以直接与白宫联系。举行的会议和宴会一律没有布置两国国旗，对这次访问，媒体也没有任何报道。
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戈尔伯格会见了邓小平、李鹏总理和外交部长钱其琛。邓小平称赞了布什，并表达了友好的意愿，但指责美国应对目前两国的紧张关系负责：
这是一次惊天动地的事件。极为不幸的是，美国这次卷入得太深了……自从两个多月前事态发生之初以来，我们感到美国外交政策实际上从各方面将中国逼到了墙角。我们这边就是这种感觉……其目的是要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他们得逞的话，世界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坦率地说，这甚至会引发战争。[16]
邓小平是指内战，还是指对中国心怀不满或伺机报复的邻国发动战争？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他警告说：“中美关系现在正处于极为敏感，甚至可以说极为危险的时刻。”邓小平称，美国的惩罚措施“正在导致中美关系走向破裂”，不过他仍对两国关系终将维持下去抱有希望。[17]邓小平随后回到了传统的坚定立场上，不厌其烦地讲中国不在乎外来压力，以及中国领导人特有的久经考验的坚定决心。邓小平告诉美国来使：“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18]他说，美国人“必须懂得历史”：
（我们）打了22年的仗，死了2000多万人，赢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打的战争……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是一句空话。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
邓小平强调说，改善关系取决于美国的努力。他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解铃还需系铃人。[20]邓小平誓言北京“对那些煽动动乱的人绝不会手软”，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何以继续存在下去？[21]
斯考克罗夫特强调了布什在写给邓小平的信函里强调过的主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了两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同时，这种关系也使两个具有“不同文化、不同背景和不同观点”的社会彼此有了密切的接触。如今北京和华盛顿处在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中国国内的行为通过电视报道可以对美国公众产生深远的影响。
斯考克罗夫特解释说，美国这次的反应体现了其笃信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反映了美国自己的信仰和传统”。它们和中国人对外国干涉的敏感一样，都是我们两国之间差异的一部分。[22]
斯考克罗夫特承认，中国政府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然而“一个明显事实”是，这种处理方式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抗议。“这种抗议是实际存在的，总统无法回避。”布什坚信维护美中关系的长期发展无比重要，但他不能不尊重“美国人民的情感”，他们要求本国政府以某种具体方式表达他们的不赞成。走出僵局需要双方尊重对方的感情。[23]
困难在于，双方都有其道理。邓小平感到自己的政权四面受敌，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则认为美国根本的价值观受到了挑战。
李鹏和钱其琛也强调了类似的观点，中美双方分手时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如同外交官常常对僵局所作的解释一样，斯考克罗夫特把僵局解释为为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而作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双方都坦诚布公，彼此表达了我们各自的不同观点，并听取了对方的看法。但弥合分歧还有一段路要走。”[24]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1989年秋，中美关系处于自1971年恢复接触以来的最低点。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政府都不希望关系破裂，然而，双方似乎都无力避免这一结局。一旦关系破裂，事态将难以控制，正如中苏分歧从一连串的战术争议演变成为战略对抗一样。美国有可能丧失其外交灵活性；而中国则可能不得不放慢经济发展势头，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放弃经济发展，从而对它的国内稳定造成严重后果。如此，双方将失去机会，以便进一步拓宽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迅速扩大的双边合作领域，携手克服世界各地的剧变引发的风险。
正当两国关系紧张时，我接受了中国领导人的邀请，定于当年11月去北京访问，以得出自己的看法。总统和斯考克罗夫特事先获知了我计划中的这次私人访问。动身去北京前，斯考克罗夫特向我通报了美中关系的现状。鉴于我多年参与对中国的事务，此后的历届政府也沿袭了这一做法。斯考克罗夫特向我介绍了与邓小平会谈的情况。他并没有要我递送任何具体口信，但他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能再次强调政府的观点。依照惯例，我会向华盛顿汇报我的访华印象。
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1989年事件的结局令我震惊。但我和大多数美国人不同，曾有机会观察邓小平在过去15年里为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开始的规模宏大的事业：推动共产党人接受权力下放和改革；从传统的封闭中国走向现代化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个中国常常拒绝的目标。我还目睹了邓小平为改善中美关系作出的不懈努力。
此次访问，我看到了中国心态上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行为举止中透着一股强烈的自信，他们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基于1000年的历史记忆的沉淀。邓小平时代早期的中国显示出了一种信念：走出对“文革”苦难回忆的阴影，将为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经济和政治进步指明方向。然而在邓小平1978年首次宣布他的改革计划后的10年里，中国除了有成功的狂喜外，还遇到了一些挫折。从计划经济过渡到更大程度的权力下放，始终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主张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因改革进程缓慢而心急的激进者的压力，以及经济权力下放导致要求政治决策多元化。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的巨变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棘手难题。
1989年，中国领导人选择了政治稳定。经过将近6周的内部争论，他们不无迟疑地走出了这一步。我没有听到过有谁为6月份的事件激动地辩护过，人们把它看做一个从天而降的不幸事件。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和自己内部的分歧感到震惊，他们关心重新恢复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纵使中国一向有着令外国人疲于防守的技巧，接待我的中国领导人仍然处境艰难。他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对这样一个不伤及任何美国实质利益，而且中国认为别国无权干涉的事件如此愤怒。中国人觉得这要么是西方“霸道”的一种表现，要么显示了一个自己也有问题的国家毫无道理的自我标榜。
在会谈中，中国领导人寻求达到自己的基本战略目标，即恢复与美国的工作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会谈回到了早期与周恩来会谈的模式上。两国是否能找到合作的途径？如果能的话，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一次双方的角色颠倒了过来。以前的会谈中，中国领导人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独特性；现在他们寻求达成一致观点的理由。
邓小平确立了一个主题，即世界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稳定：
乱很容易，维护秩序和稳定却很难。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的话，中国就会爆发内战。鉴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中国局势不稳会导致世界局势的不稳。一些大国甚至会卷入其中。
对历史的诠释是一个国家记忆的映照。对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来说，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一页是19世纪中央政府的崩溃，外国于是趁虚而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成为殖民国家争夺的对象。由此爆发的内战令中国尸横遍野，譬如太平天国运动。
邓小平说，维持一个稳定的中国是为了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作出建设性的贡献。他对我说，与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
这是我退休后必须向其他人交代清楚的一件事。[25]我出来工作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我还希望结束最近发生的事，从而中美关系得以恢复正常。我想告诉我的朋友布什总统，在他任职期间，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据李瑞环称，障碍在于“美国人认为，他们比中国人民自己更了解中国”。中国无法接受外国对它指手画脚：
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受到外国的凌辱。当时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社会……毛泽东毕生为了一个信念而奋斗：中国应当与平等对待我们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1949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所谓“站起来了”是指中国人民将与其他国家人民平起平坐。我们不想别人对我们指手画脚，但美国人通常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中国人民不想屈从任何人的指令。
我试图向主管外交的副总理钱其琛解释促使美国采取行动的国内压力和价值观，而他根本不想听。中国将根据自己确定的国家利益按照自己的步骤行事，外国人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
钱其琛：我们正在努力维护政治和经济稳定，继续推进改革和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我们不能在美国压力下行事。再说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迈进。
基辛格：但这恰恰是我的意思。你们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同时，会给你们的对外形象带来好的影响。
钱其琛：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不是为了迎合美国的需要。
中国人认为，国际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决定的。如果国家利益相吻合，就有可能合作，甚至必须合作。没有什么能取代共同的利益，一国国内体制与这一过程毫不相干。这个问题在对红色高棉的不同看法上已经出现过。据邓小平称，每当以上原则得到遵守时，中美关系发展就很顺利：
你和尼克松总统决定与中国重新建立关系时，中国不仅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努力实现共产主义，“四人帮”喜欢一个共产主义贫困制度。当时你们接受了我们的共产主义，因此现在也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据社会制度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现在可以保持友好关系。中美两国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说，意识形态时代已经宣告终结，国家利益将成为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原则。美国的著名人士却坚持说，共同的国家利益需要民主制度作保障。很多美国分析家几乎把这一命题奉为宗教信条。不过从实际的历史经验看，这一命题很难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基本上都是民主政体。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从未完全从这次灾难中恢复元气——仍然得到了所有选举产生的议会的狂热支持。
然而，国家利益的权衡并非那么容易，国家实力或国家利益也许是最难精确计算的最复杂的国际因素，大多数战争皆源于对大国关系判断错误外加国内压力。在此处讲述的这段时期内，面对如何在支持美国政治理想与发展和平而富有成果的美中关系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的难题，各届美国政府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布什政府选择通过接触促进美国的目标，克林顿在第一任期间尝试过施加压力。两人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在外交政策上，一国的最高理想往往只能在不完美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一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受其价值观的影响，价值观阐明了社会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是对政治家韬略的考验之一，它意味着必须判断出什么是可能实现的目标。哲学家相信自己的直觉，评价政治家则看他们提出的理念是否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试图从外部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国内体制，有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美国社会永远不应放弃对人的尊严的承诺。在西方政治和新闻取向占主导地位的一段有限时期内，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并不一定能直接照搬到一个几千年来依照不同理念组织自己生活的文明中。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这一承诺的重要性；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对政局混乱的担心是不合时宜的，需要得到西方启蒙的“纠正”。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两百年的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表明，政权的四分五裂——有时是因为对更大自由的极大期待——往往导致社会和族裔的剧烈动荡；而最后胜出的一方往往不是最开明的一派。
根据同一原则，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需要懂得，美国对事物的判断永远不可能与美国对民主制度的看法分开。有些事件必然会引起美国的反应，即使会损害总体关系也在所不惜。在这种事件面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会超出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可以对这类事件视而不见，但在界定这些事件时他必须小心谨慎，而且要知道意外后果的要义。任何一位外国领导人都不应对此不屑一顾。如何界定这类事件并建立平衡将决定美国对华关系的性质，可能也将决定世界的和平。
1989年11月，两国的政治家就面临这一抉择。一向讲究实际的邓小平建议发展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观，将不干涉内政作为一项总的外交方针政策：“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上没有什么进展，因此现在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政治秩序。”其中一项自然是禁止干涉他国内政。[26]
除了这些战略性原则外，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即权衡国家利益不单是一个数学公式，必须重视国家的尊严和自尊。邓小平敦促我向布什转达他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愿望，因为作为更强的一方，美国应该迈出第一步。[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