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纠纷
1989年11月我访华时，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方励之已经成了美中分歧的一个象征。方励之宣扬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和个人权利，长期以来一直挑战官方容忍的极限。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从事“反革命”活动，他被监禁一年。毛泽东去世后他恢复名誉，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并公开表示支持扩大政治自由。1986年的民主示威后，方励之再次受到批评，但他继续到处演讲。
1989年2月布什总统访华时，美国使馆将方励之列入建议白宫邀请参加布什总统在北京举行的国宴的客人名单中。当年里根访问莫斯科时会晤了自称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人士，因此美国使馆沿袭了这一先例。白宫核准了这一名单，但很可能不了解中国人对方励之问题的高度重视。方励之被列入受邀者名单引发了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以及布什新政府内部的争论。[28]最终美国大使馆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安排方励之坐在远离中国政府官员的地方。举行宴会的当天晚上，中国安全部门拦住了方励之的汽车，不让他进入宴会现场。
6月4日之后，方励之及其夫人来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几天后，中国政府对方励之及其夫人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们“动乱前后犯有从事反动宣传和煽动的罪行”。政府刊物要求美国将“制造这次暴力事件的罪犯”交出来，否则将承担中美关系恶化的后果。[29]布什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纳他。但中国人一定会如鲠在喉。”[30]
方励之滞留美国使馆成了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一个主因。中国政府不愿意让这位反对派人士离开中国，担心他会在国外搞煽动活动；而华盛顿不愿意交出这位持不同政见者，由中国政府自己处理。[31]
6月21日布什致函邓小平，提出了“方励之问题”，对“在我们之间插入的这一瞩目的橛子”感到遗憾。布什为美国给予方励之庇护的决定作了辩护。他说，这一决定是基于“我们对国际法的解读，而且这个解读已被普遍接受”，并坚称“在得到某种保证方励之不会有人身危险之前，（我们）现在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使馆”。布什主动建议是否可以慎重解决这个问题，并指出其他政府曾通过“悄悄驱逐出境”的办法解决过类似的问题。[32]然而谈判毫无进展，方励之和夫人继续滞留美国使馆。我动身去北京前听取斯考克罗斯特的通报时，他提醒我不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但在目前的政策范围内，我可以对中国人主动提出的建议作出回应。我遵循了他的意见，没有提方励之的问题，中方也没有任何人提起。我离开中国，临行前拜会邓小平时，就方励之问题达成一揽子方案。[33]
就方励之问题进一步交换了意见后，邓小平结束了这部分谈话：
邓小平：布什会喜欢并同意这项建议吗？
基辛格：我认为，他会对此感到高兴的。
我估计布什会欢迎中国表现出的关切和灵活，但我怀疑改善关系的步伐不会像邓小平设想的那样快。
苏联和东欧局势的剧变似乎侵蚀了现存的三角关系的前提，因此中国和美国再次达成谅解变得更为重要。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当初美中和解的动机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结束与邓小平会见后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抵达美国境内第一站时获知，柏林墙已经倒塌，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前提随之被打破。
东欧的政治革命几乎吞没了一揽子方案。三天后我返回华盛顿，在参加白宫的一次晚宴时向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贝克汇报了我同邓小平的谈话——结果发现中国不是主要话题。对于他们来说，当时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柏林墙倒塌后的影响和定于12月2~3日在马耳他举行的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首脑会谈。两个问题均需要马上就策略和长期战略作出决定。驻有苏联20个师的东德卫星国难道要走向垮台吗？是不是今后会有两个德国，只不过有一个是非共产党的东德？如果目标是统一的话，应该通过什么外交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在未来可预测的事件中，美国应该怎么办？
在苏东剧变这一动荡的背景下，邓小平的一揽子方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与邓小平讨论的特使访问直到12月中旬才成行，这是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戈尔伯格半年内第二次访问北京。这次访问不像6月之行那么秘密（直到此时仍然保密），但美方不想大肆声张，以避免引起国会和媒体的反对。然而，中国方面在斯考克罗夫特给钱其琛祝酒时拍了一张照片，在美国国内引起不小的惊恐。斯考克罗夫特日后回忆道：
中国外长的欢迎宴会即将结束时，例行的祝酒开始了。电视摄制组再次出现。当时的局面令我感到很尴尬。我可以参加祝酒，留下碰杯的照片，也可以拒绝祝酒，从而危及此次访问的整个目标。我选择了前者。令我懊恼的是，我马上成了名人——而且“名人”这个词在这里是其最负面的意义。[34]
这件事显示了双方截然相反的需要。中国想向公众显示，它的孤立状态正在结束。华盛顿在达成协议前不想声张，以避免在国内引起争议。
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戈尔伯格访华期间，对苏联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议题之一，不过同以往的内容截然相反——现在的主题再也不是苏联的军事威胁，而是它的日益虚弱。钱其琛预见到了苏联的解体，告诉我们说，5月份天安门广场示威达到高潮时，戈尔巴乔夫要求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北京为之一震。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回忆了中方对这件事的叙述：
苏联人没有抓好经济，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大懂经济。钱其琛预见到，苏联经济的崩溃和民族问题会导致动荡。他补充道：“我没有看到戈尔巴乔夫采取任何措施。他吁请中方提供基本消费品……我方可以提供消费品，他们用原料支付。他们还要我们贷款。他们刚提出这一要求时，我们十分吃惊，但同意提供一部分贷款。”[35]
中国领导人对斯考克罗夫特提出了他们的“一揽子”方案，把释放方励之与取消美国制裁相挂钩。美国政府则希望把方励之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人道主义问题加以解决。
苏联阵营内的进一步剧变——包括推翻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更加深了中国共产党的被围困感。东欧共产党国家的解体还加强了华盛顿一些人的立场，他们认为美国应该静观北京政府似乎不可避免的垮台。在这种气氛下，任何一方都难以偏离自己的既定立场。关于释放方励之的谈判通过美国使馆继续进行。直到1990年6月，双方才达成协议——此时距方励之和夫人寻求庇护已一年有余，距邓小平提出的一揽子方案也过了8个月。[36]
与此同时，每年审核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根据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条款，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演变成了国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谴责大会。该修正案规定，给予最惠国待遇是以该国是否有移民自由为前提条件的。这场辩论的基本假定是：同中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给予的一种恩惠。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样做完全违背了美国的民主理念。因此，贸易特权应当取决于中国是否逐渐接受美国的人权和政治自由观念。北京开始感到孤立，而华盛顿因胜利在望而喜上眉梢。1990年春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政府垮台后，邓小平对中共党员们发出了警告：
所有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将转向中国。敌人会使用一切借口找我们的麻烦，制造困难，向我们施加压力。（因此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再稳定。今后三五年对我们党和国家会极为困难，也极为重要。如果我们挺过来了，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发达；如果我们垮了，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几十年，甚至一百年。[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