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观点的分歧
迈入新世纪之后，逐渐呈现出两种趋势，而这两种趋势在某些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在许多问题上，中美关系主要是以合作方式向前发展；与此同时，植根于历史和地缘政治倾向的分歧开始显现。经济问题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就是很好的例子。
经济问题：当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是次要角色时，货币汇率不是一个问题，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民币的币值还不大可能成为美国政治争论、媒体分析的日常话题。但是中国的崛起和中美经济上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将昔日这个隐晦的问题变成了一个街谈巷议的热点。美国日益众口一词地表示困惑，中国则对美国的意图充满怀疑。
根本分歧在于双方各自货币政策背后的理念。在美国看来，人民币币值过低是一种货币操控手段，有利于中国公司，却伤害了在相同产业运作的美国公司。人民币被低估据说造成了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在美国经济开始紧缩的时期，这一论点具有严肃的政治和感情意义。中国认为，追求有利于国内制造商的货币政策不是一项经济政策，而是表明中国需要政治稳定。因此，2010年9月，在向美国听众解释为什么人民币不能大幅度升值时，温家宝阐述的是社会观点而不是金融观点：“你不知道多少中国公司会破产，这将会出大乱子的。只有中国的总理肩上有这种压力。这就是现实情况。”[5]
美国从全球增长的需要出发看待经济问题，而中国考虑的是国内国际的政治影响。当美国敦促中国增加消费、减少出口时，它拿出的是经济原理。但对中国来说，出口部门缩小意味着失业人员大量增加，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真的采纳了美国的老生常谈，它将可能因为不再那么依赖出口而降低与美国加强关系的动机，转而增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从而推动亚洲集团的发展。
因此，深层的问题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必须秉承互利互惠的观念，而非对不当行为进行指责。因此，本书后记中讨论的共同进化概念、太平洋共同体概念极其重要。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与朝鲜问题：整个冷战期间，核武器主要掌握在美国和苏联手中，由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敌对，它们的风险评估基本一致。它们掌握着保护自己、防范事故、越权发射和突然袭击的技术手段。但随着核武器的扩散，这一平衡岌岌可危：风险评估不再具有对称性；防范发射事故甚至盗窃的技术保障措施更难实施，尤其是对那些没有超级大国专业技能的国家来说。
随着核扩散的加速，威慑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确定谁威慑谁、出于什么考虑进行威慑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便假设新的核国家与原有核大国同样不情愿首先挑起核对抗，但它们依然可能使用核武器，保护国际秩序不受恐怖分子、无赖国家的进攻。最后，巴基斯坦通过“私人”网络向朝鲜、利比亚、伊朗等友好国家扩散核武器的事例表明，即便扩散国不符合无赖国家的正式标准，核扩散对国际秩序也会产生严重后果。
这些武器落入不像大国一样具有历史、政治责任的人之手，将预示着甚至连我们的种族杀戮时代也难以匹敌的世界毁灭和生命丧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朝鲜的核扩散竟然会出现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对话议程上，因为美国和中国60年前在战场上首次遭遇就是因为朝鲜问题。1950年，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陷入战争，是由于中国认为美国在中朝边境的永久军事存在是对中国长期安全的威胁。60年后，朝鲜致力于军事核计划，使同样一些地缘政治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从而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在朝鲜核计划的前十年中，中国的立场是：这是美国与朝鲜之间的问题，应由两国自己解决。因为朝鲜感觉主要受到美国的威胁，所以中国政府认为，应主要由美国提供必要的安全感，以替代核武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拥核显然迟早会影响中国的安全。如果朝鲜被新接纳为核国家，越南和印尼等其他亚洲国家最终也会加入核俱乐部，从而改变亚洲的战略格局。
中国领导人反对这样的结果。但同样，中国也担心朝鲜的灾难性崩溃，因为这将导致边境地区重新出现60多年前用战争来防止出现的情况。
朝鲜政权的内部结构使问题更加复杂。它虽然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权力掌握在一个家族手中。2011年本书写作之时，这个家族的首脑正准备把权力移交给其27岁的儿子。其甚至没有管理共产党的经验，更别说国际关系了。由于未知事件发生内爆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受影响的国家可能被迫通过单边措施保护重要利益。到那个时候，要协调行动可能已经太晚了。防止出现这种后果，必须成为中美对话的重要内容，也应该成为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朝鲜、韩国在内的六方会谈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