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命运之辩：必胜主义观
中国与现代西方国际体系的碰撞在中国精英中间引发了一个特殊趋势。他们全面地分析、辩论国家命运及其实现之道。实际上，自从西方撬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时出现有关中国实力、影响和抱负的辩论，世界正目睹这场全国对话进入新的阶段。中国以前的国家命运辩论出现在中国特别虚弱的时期，而此次辩论源自中国的实力而不是危险。在一段不确定且有时痛苦的旅程之后，中国终于实现了过去两个世纪改革者和革命者共同怀有的梦想——一个掌握现代军事实力、保持独特价值观的繁荣的中国。
以前的国家命运辩论探讨的是，中国是应该向外寻求知识以摆脱虚弱，还是应该眼光向内以远离技术先进但动机不纯的世界。而当前阶段辩论的重点则是，在认识到自立自强的伟大工程已经成功、中国正在赶超西方的大背景下，确定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条件。在中国当代许多人甚至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看来，世界对中国曾经严重不公，中国现在已从其蹂躏中恢复过来。
2008年奥运会后，经济危机蔓延至整个西方，新的非官方、准官方声音开始质疑中国“和平崛起”的论调。这种观点认为，胡锦涛对战略趋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但西方依然是一股危险力量，绝不会允许中国和谐地崛起，因此，中国理应巩固战果，坚持追求世界大国甚至超级大国地位。
两本广为阅读的中国书籍代表了这种趋势：论文集《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2009年），以及《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2010年）。这两本书都极具民族主义色彩。其出发点都是认为西方远比想象的虚弱，但是“一些外国人没有醒悟过来，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中西关系的力量对此正在发生变化”。[14]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应摆脱自我怀疑和被动应对，放弃渐进主义，通过“大目标”来重拾历史使命感。
两本书都遭到了中国媒体和中国网站匿名帖子的批评，认为他们不负责任，没有反映出大多数中国人的观点。但这两本书都通过了政府审查，并成为中国的畅销书，所以，它们可能至少反映了中国体制结构内一部分人的看法。中国国防大学教授、解放军大校刘明福撰写的《中国梦》尤其如此。在这里提及这两本书不是因为它们代表中国政府的正式政策——实际上它们与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以及2011年1月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时的政策宣示正好相反——而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某些冲动，连中国政府都感觉有必要作出回应。
《中国不高兴》中的一篇代表性文章奠定了全书的基调。该文章的标题是“美国不是纸老虎”（毛泽东曾戏谑地称美国反动派为纸老虎），而是“老黄瓜刷绿漆”。[15]作者宋晓军开篇就认定即使在当前情况下，美国和西方也是一支危险的敌对力量：
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几百年来形成的“持剑经商”的传家宝是不会丢弃的，你想靠自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16]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剑，跟你温和地做买卖，这可能吗？[17]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30年之后，宋晓军呼吁，中国已经处在有利的位置上，“更多的民众和年轻人”开始意识到“现在机会来了”。[18]他写道，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对与中国发展关系越来越感兴趣，欧洲也表现出类似的态度。美国的出口控制现在已经无足轻重，因为中国已经拥有成为综合工业化国家所需的大多数技术，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农业、工业和“后工业”经济基地。换言之，中国不再依赖别人的产品和善意。
作者呼吁民族主义青年和群众随机应变，并拿他们与现在的精英作比较：“作为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大国，一个号称要崛起、改变世界不公正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国，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没有精英们想到呢？”[19]
解放军大校刘明福2010年出版的《中国梦》确立了一个“大目标”：“成为世界第一”，恢复现代中国的历史荣耀。他写道，这需要超越美国。[20]
刘明福断言，中国的崛起将带来亚洲繁荣的黄金时代，中国的产品、文化和价值观将成为世界的标准。世界将变得和谐，因为中国领导人比美国领导人更明智、更温和，也因为中国回避霸权，只承担团队发言人的角色。[21]（在另外一段中，刘明福积极评价了中国传统帝王的角色，对小国、弱国的国王而言，其就像仁慈的“大哥”。）[22]
刘明福拒绝“和平崛起”的概念，认为中国不能仅依靠传统和谐美德来维护国际新秩序。他写道，由于大国政治的竞争性和不道德性，要保障中国的崛起以及世界的和平，中国必须培养“尚武精神”，集中足够的军事力量威慑甚至击败敌人。因此，他主张，除了“经济崛起”，中国还需要“军事崛起”。[23]在战略优势竞争中，要想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在军事上和心理上作好准备。
这些书的出版正好遇上南海的危机局面、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紧张以及与印度的边界争议。这些事情接踵而来，性质类似，不得不让人猜想这些插曲是故意而为的结果。在每个事件中，中国都可能是被错怪的一方，但这些危机本身为正在进行的关于中国地区和世界作用的辩论提供了舞台。
如果精英们禁止的话，被讨论的这些书，包括对中国所谓消极“精英”的批评，都不会得以出版并轰动一时。这是某个部门影响政策的一种办法吗？这反映了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的态度吗？领导人允许辩论自由发展是一种心理博弈，好让世界知道中国面临必须考虑的内部压力吗？或者这只是一个例子，表明中国正变得更加多元化，允许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还是审查者碰巧更为容忍民族主义的声音？[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