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赫鲁晓夫和中苏分裂
1953年，斯大林在位30多年后去世。经过短短的一段过渡期后，赫鲁晓夫接掌大权。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赫鲁晓夫那代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的上升时期正值20世纪30年代，其间一次次的大清洗消灭了整整一代领导人。他们飞黄腾达的代价是日夜惕厉，心不能安，因为他们目击并参加了对整个领导层的清洗，也知道自己可能遭到同样的下场；事实上，斯大林临终前正准备开始又一轮清洗。赫鲁晓夫他们不想改变把恐怖常态化的制度，只是企图在重申他们为之献身的核心信念的同时调整制度的一些做法，并且把制度的缺失归咎于斯大林对权力的滥用。（这是下文将讨论到的称之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心理基础。）
苏联的新领导人尽管气势汹汹，但内心明白，苏联不是美国的对手。赫鲁晓夫的许多外交政策都可以称为寻求“速效办法”：1961年爆炸超高当量的热核装置，对柏林发出的一系列最后通牒，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事隔几十年回头去看，可以说赫鲁晓夫这些举动是为了寻求谈判的心理均势，而他深知谈判对手强大得多。
对于中国，赫鲁晓夫的态度是居高临下中夹杂着无奈和恼怒，因为充满自信的中国领导人竟敢对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他知道与中国结盟在战略上有益，但却害怕中国式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试图征服毛泽东，却从未找到使毛泽东把他当回事的办法。毛泽东借苏联的旗号以壮声威，却完全不考虑苏联的战略优先。最后，赫鲁晓夫从起初努力经营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转为对中国的气恼和冷淡，同时逐渐在苏中边境集结兵力，他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甚至考虑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意识形态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中国和苏联走到了一起，也使它们分道扬镳。历史上两国的关系积怨深重。中国领导人忘不了沙俄夺走中国的大片领土，也忘不了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为代价与蒋介石作交易。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毛泽东花了两个月才说服斯大林与中国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作出重大让步。
除了历史夙怨，两国在现代外交关系中也摩擦不断。苏联把共产世界视为一个战略实体，必须由其领导。苏联在东欧建立的卫星国依靠它的军事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依靠它的经济支持。苏共政治局由此便认为它在亚洲当然也应占据同样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自然对苏联的态度极为反感。文化差异更加剧了潜在的紧张局势——尤其是苏联领导人常常对中国人的历史敏感浑然不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58年赫鲁晓夫要求中国为西伯利亚的伐木工程提供劳力，此言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他说：
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多年来都说中国贫穷落后，人口众多，再加失业问题严重，因此是廉价劳力的来源。但你要知道，在中国，我们认为这是污辱。你这个建议让我们很难办。如果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是一样的。[19]
强烈的民族主义令毛泽东无法接受苏维埃帝国的基本前提。苏维埃帝国的安全和政治的焦点在欧洲，但欧洲并不是毛泽东的首要关注。此外，毛泽东还拒绝参加1955年苏联为抗衡北约所创立的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华沙条约组织。中国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行动绝不会听命于一个联盟。
1955年，周恩来被派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会议创立了一个新奇又自我矛盾的集团——不结盟国家的联盟。毛泽东寻求苏联支持，以作为抵制美国为在亚洲建立霸权而对中国施压的砝码。但与此同时，他又试图把不结盟国家组织起来形成反对苏联霸权的安全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彼此竞争。
两国的自我认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俄国经历了残酷的武力压迫和痛苦的磨难才从外国侵略者的魔掌下挣脱出来。它从未得到过别国的景仰，而且人口中一大部分都不是俄罗斯族。史上伟大的统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请来外国思想家和专家，向先进的外国人学习——这在中国历代的朝廷是不可想象的。俄国统治者以他们的坚韧性赢得人民的爱戴，而不是“伟大性”。俄国的外交出乎寻常地依靠实力优势，它的盟国几乎无一没有它的驻军。因此，俄国的外交以实力为导向，立场一经确定就寸步不让，把外交变成了阵地战。
毛泽东所代表的社会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宏大、最有序，至少在中国人眼里也是最优越的政体。它的所作所为影响遍及全世界已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当中国的一个统治者号召人民奋发图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时，他是在激励他们重现往日的辉煌。按照中国对历史的解释，中国只是在近代才暂时蒙尘。这样一个国家当然不肯屈居人下。
在基于意识形态而建立的社会里，界定合法性的权力至为重要。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自称为老师，他不会把共产主义世界的思想主导权拱手让人。中国宣称有权解释正统，这威胁了苏维埃帝国的一统，为其他各国自行解释马克思主义打开了大门。两国开始因解释上的细微差别引起的恼怒转为关于理论和实践的争议，最终变成真刀真枪的军事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模式先是取法自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的经济政策。1952年，周恩来甚至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专赴莫斯科取经。1953年初，斯大林给出他的意见，敦促中国多注意平衡，不要把年经济增长率定得太高，维持在13％到14％较好。[20]
然而到1955年12月，毛泽东公开指出中苏经济各不相同，并列举了与苏联盟友相比，中国遇到并克服的“独特”而“重大”的挑战：
我们是二十多年根据地经验，三次革命战争的演习，经验极其丰富……因此，能很快组成国家，完成革命任务。（苏联是新起家，十月革命[21]，无军、无政、党员少）……我们人口众多，地位很好，勤苦耐劳……因此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达到社会主义。[22]
1956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经济政策的讲话中，把中苏之间实践中的差别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独一无二，优于苏联：
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23]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上，谴责斯大林犯下了一系列罪行，还对其中的一些罪行作了详细的描述。这使得中苏两国对自己实际需要的不同观念演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冲突。赫鲁晓夫的报告震撼了共产主义世界。几十年来，共产世界一直认为斯大林是一贯正确的，即使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尽管对斯大林作为盟友的行为心存芥蒂，但还是正式承认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殊贡献。更令人难堪的是，赫鲁晓夫讲话时不准非苏联本国的代表（包括中国代表）待在会议厅内。苏联的兄弟盟友们连一份权威性的讲稿都拿不到。北京最初的反应是根据中国代表听别人转述赫鲁晓夫报告记下的不完整的笔记作出的；最后，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依靠《纽约时报》报道的中文译文来了解局势。[24]
北京很快就开始批判莫斯科“丢弃”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担心的中国铁托主义出现了，不过是以捍卫斯大林意识形态遗产的方式出现的。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行为是“修正主义”——这是意识形态上的新词——意思是说苏联与共产主义渐行渐远，要回到资产阶级的过去。[25]
为了重建团结，1957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毛泽东也应邀出席。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也是最后一次在国外逗留。当时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与会者们相信苏联在技术上和实力上都蒸蒸日上，许多西方国家亦有同感。毛泽东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辛辣地宣称现在“东风”压倒了“西风”。不过他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所得出的结论却令苏联盟友大不自在。因为他认为，形势对中国自立门户越来越有利了。
与此同时，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重申赫鲁晓夫的呼吁，要社会主义阵营努力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这是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那次会上确定的目标。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政策给予了异常尖锐的驳斥，他在会上号召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拿起武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并再次宣布中国无惧核武器。“我们不要害怕战争”，他声称：
我们不要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爆发什么样的战争——常规战还是热核战——我们都会胜利。如果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人，那又怎么样呢？战争嘛。过几年我们会努力生出更多的孩子来。[26]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讲话“深感不安”，他回忆说毛泽东用满不在乎的口吻谈到核大战时，听众勉强发出紧张的笑声。毛泽东讲完话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安托宁?诺沃提尼抱怨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 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哪还有人留下来重新开张。”[27]
中苏之间的争执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公开化，但名义上它们还是正式的盟友。赫鲁晓夫似乎确信只要苏联再努把力，就能恢复和中国的同志关系。他不明白，也许他明白但不肯承认，他的和平共处政策——特别是加上对核战争表现出来的恐惧——在毛泽东眼里是与中苏联盟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担心一旦发生危机，对核战争的恐惧会战胜对盟友的忠诚。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宣示了中国的独立。1958年，赫鲁晓夫通过苏联在北京的大使建议在中国修建长波电台以便指挥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并建议帮助中国建造潜艇作为苏联海军使用中国港口的交换。苏联为中国这个正式盟友提供了大部分提升军力的技术，赫鲁晓夫凭此便以为毛泽东会接受他的建议，不料结果却大相径庭。毛泽东听了苏联的建议勃然大怒，坦率地向苏联大使表达了强烈不满，莫斯科大为惊讶，赫鲁晓夫亲自前往北京去安抚盟友受伤的自尊。
然而，赫鲁晓夫到北京后又提出了一个更不受欢迎的建议。他提出特别准许中国进入苏联在北冰洋的潜艇基地——交换条件是苏联使用中国在太平洋的不冻港。“不行，”毛泽东回答说，“这个我们也不能同意。每个国家都应该在自己领土上驻军，不能在别人的领土上驻军。”[28]他指出，“我们已经把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赶走好多年了，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的目的。”[29]
正常的盟友若就具体问题发生龃龉，通常会加倍努力地解决其他问题上的分歧。而赫鲁晓夫1958年访问北京铩羽而归，却为双方互相指责留下了众多的口实。
赫鲁晓夫把海军基地引起的争议归咎于苏联大使擅自主张，令其处于下风。社会主义国家把军事和文职渠道严格分开，毛泽东对这种组织方法了然于胸，一眼就看穿了赫鲁晓夫的拙劣托词。在与赫鲁晓夫长时间的谈话中，毛泽东按先后顺序一一回顾了中苏关系中的种种事情，诱使赫鲁晓夫提出更具有污辱性的荒唐建议——也许毛泽东有意这样做，好让中国的干部看看这个竟敢污蔑斯大林的人是多么不可靠。
毛泽东也利用这次谈话的机会发泄了对莫斯科蛮横态度的不满。他愤愤地谈到1949年到1950年间那个冬天他出访莫斯科时斯大林那副颐指气使的样子：
毛泽东：……我们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怀疑革命的性质。他认为中国是又一个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是的，他是认为有那个可能。
毛泽东：（1949年12月）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他不想和我们缔结友好条约，不想宣布和国民党的旧条约无效。我记得（苏联翻译）费德林和（斯大林派到中国的特使）卡瓦廖夫向我转达他（斯大林）的建议，让我在苏联走一走，到处看一看。可是我告诉他们我只有三个任务：吃饭、睡觉、拉屎。我到莫斯科来不光是为了给斯大林祝寿。所以我说如果你不想搞友好条约，就算了。我就执行我这三个任务吧。[30]
两人唇枪舌剑的交锋很快从历史转入到对现时的争论中来。赫鲁晓夫问毛泽东中国人是否真的认为苏联人是“红色帝国主义分子”，毛泽东的回答表明了与苏联结盟的条件曾令他多么耿耿于怀：“红色还是白色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关系。有一个人名叫斯大林，他拿走了旅顺港，把新疆和满洲变成了半殖民地，还建立了四个合营公司。这些都是他干的好事。”[31]
然而，虽然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毛泽东对斯大林有很多怨言，但他对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贡献还是尊重的：
赫鲁晓夫：你过去为斯大林辩护，而且批评我批判斯大林，现在却颠倒过来了。
毛泽东：你批评（他）是为了别的事情。
赫鲁晓夫：我在党代会上也讲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我一直说，现在说，在莫斯科的时候也说，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我们只是不同意批评没有严格的界限。我们认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32]
第二天，毛泽东并没有在正式的会议室里会见赫鲁晓夫，而是在游泳池边。这种方式为此次会见定下了基调。赫鲁晓夫不会游泳，只好套个救生圈。两位政治家边游边谈，翻译沿着游泳池的边儿跟着他们走来走去。后来赫鲁晓夫抱怨说：“毛泽东用这个办法来压我。哼，我受够了……我爬出来，坐在池沿儿上，两条腿悬在池边泡在水里。这下我在上面了，他在下面游。”[33]
一年后，1959年10月3日，赫鲁晓夫访美返程途中在北京停留，向他这个不听话的盟友通报他与艾森豪威尔会见的情况，结果反而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中国领导人们对赫鲁晓夫访美已经是疑心重重，听到赫鲁晓夫在谈到不久前中印军队在喜马拉雅地区第一次边境冲突时居然站在印度一方，更是火冒三丈。
外交实非赫鲁晓夫的强项，他竟然又提到达赖喇嘛；中国人至为敏感，一触即跳的问题非此莫属。他批评毛泽东在年初西藏叛乱期间不够强硬，使得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北部：“我说句客人不该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西藏在你们的控制下，你们在那里应该有情报人员，应该了解达赖喇嘛的计划和意图。”[34]毛泽东表示异议后，他还坚持这个话题，说中国人应该把达赖喇嘛消灭，不该让他跑掉：
赫鲁晓夫：……至于达赖喇嘛逃出西藏，如果是我们，我们就不会让他逃掉。把他装在棺材里更好。现在他到了印度，可能还会去美国。这难道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利吗？
毛泽东：不可能，我们当时不能逮捕他。他要走我们挡不住，和印度的边境那么长，他随便从哪里都能走。
赫鲁晓夫：不是逮捕的问题，我是说你们让他走是错误的。你们给他机会逃到印度去，和尼赫鲁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西藏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35]
那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会面。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以后的10年间，全球一直将中苏之间的紧张看做两个共产主义巨人自家人的争吵，而不是它所演变成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在同苏联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中，中美之间又发生了另外一场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