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台海危机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同时发动宣传攻势，播报解放台湾。两周后，炮击停止，然后再次开始，一连持续了29天。最后，炮击奇怪地形成了单日开炮、双日休息的规律，开炮前还特意向岛上居民发警报，而且炮击常常避开军事要地。毛泽东对他的高级助手们说这是“政治战”的手法，不是一般的军事战略。[36]
这次危机的一些促成因素是人们早已熟悉的。北京想再次试探美国保卫台湾的承诺坚决到什么程度。同时，炮击也是中国对美国把上次危机后得以恢复的美中会谈降级的反应。但是这次最主要动力似乎是提升中国在全球的作用。危机开始时，毛泽东在领导班子的务虚会上对同事们解释说，美国和英国的部队在夏天进入了黎巴嫩，炮击金门、马祖即是中国对美国干预黎巴嫩的反应：
坦白说，炮击金门（马祖）是我们故意制造国际紧张。我们要给美国人一个教训。美国多年来一直欺负我们，现在我们有了机会，为什么不让它难受一下？……美国人在中东烧了一把火，我们在远东也烧一把火。看他们怎么办。[37]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沿岸岛屿的炮击是与苏联竞争的一着。苏联面对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行动无所作为，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和战略上则保持警醒，二者对比鲜明。
毛泽东解释道，中国表明了军事决心后，将重启与美会谈，如此“既有行动场所又有谈判场所”[38]——孙子斗中求存的原则古为今用，成为进攻性威慑策略。
炮击金门最重要的不是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嘲弄，而是对中国正式盟友苏联的挑战。在毛泽东眼中，由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苏联这个盟友变得不再可靠，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对手。他似乎认为，如果台海危机被推至战争边缘，赫鲁晓夫也许就必须在他的和平共处新政策和与中国的盟友关系之间作出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达到了目的。在外部世界眼中，中国在台湾海峡的所作所为有莫斯科的首肯，这是对毛泽东特别有利之处。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的3周前，赫鲁晓夫刚刚访问过北京——即那次关于潜艇基地的极不愉快的会面——正如他4年前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开始时也在北京一样。在这两次访问之前和访问期间，毛泽东都只字未向苏联人提过他的战略意图，但美国却认为两次台海危机中毛泽东的行动不仅有苏联的支持，而且为苏联所授意——艾森豪威尔在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甚至作了这样的指控。中国把它的苏联盟友强拉入它对外作战的行列，苏联不情不愿，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潜艇基地危机”是毛泽东编造出来的，以此诱使赫鲁晓夫来北京，在毛泽东拟定的脚本中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
第二次台海危机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一次苏联也发出了核威胁，来帮助正在羞辱它的盟友。
1958年炮击期间约有1 000人伤亡。像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一样，中国宣称不惧核讹诈，而实际行动却是精心策划，进退有度。炮击开始时毛泽东要求部队指挥官在打炮时避免造成美国人的死亡。当指挥官们回答说无法保证做到的时候，毛泽东命令炮火不得打到这些近海岛屿的领空，只能对国民党的船只开火，如果受到美国舰只火力攻击时不得还击。[39]在危机之前和危机期间，中国宣传攻势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是当解放军的电台广播宣布中国“即将”登上岛屿，号召国民党军队投诚，加入“解放台湾的伟大事业”时，毛泽东却说那是“严重的错误”。[40]
杜勒斯也是玩斗中求存的好手，和毛泽东可算是旗鼓相当。1958年9月4日，杜勒斯重申美国承诺“保卫”台湾，包括“金门、马祖等相关阵地”。杜勒斯本能地感觉中国的目标有限，于是实际上也表示出美国愿意限制危机的范围：“然而，不论中国共产党的言辞及迄今为止的行动如何，尚不能肯定他们的目的是用武力征服台湾以及大陆沿岸各岛。”[41] 9月5日，周恩来宣布中国的目的是把中美会谈恢复到大使级，因而证实了中国在这场冲突中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9月6日，白宫发表声明，他们注意到周恩来的讲话并表示美国驻华沙大使随时准备代表美国参加复谈。
至此危机就应该结束了。中美双方像是在排练一出已经演熟的话剧，互相作出重复多次的威胁，然后像过去一样，找到熟悉的下台台阶——恢复外交接触。
三角关系中唯一被蒙在鼓里的是赫鲁晓夫。他前一年在莫斯科，后来又在北京两次听毛泽东说过不怕核战争，因此左右为难，一方面害怕核战争，另一方面又害怕如果不支持中国会失去这个重要盟友。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他弄不懂意识形态上的盟友怎么会变成了战略对手，但以他对核武器威力的了解，要他把威胁使用核武器作为常用的外交手段又使他如芒在背。
当一位政治家遇到难题手忙脚乱时，他也许会病急乱投医。赫鲁晓夫派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去北京敦促中国自我克制，但他知道中国会不高兴，于是让葛罗米柯向中国领导人出示他准备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稿，信中威胁说如果台海危机升级，苏联将全力支持中国——暗示核支持。信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国的伟大朋友、同盟和邻国。对中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还警告说苏联“将尽一切努力……保卫我们两国的安全”。[42]
赫鲁晓夫的努力两头都失败了。9月12日，艾森豪威尔礼貌地拒绝了他的来信。艾森豪威尔对中国愿意恢复大使级会谈表示欢迎，并重申坚持要求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他敦促赫鲁晓夫劝告中国力行克制。艾森豪威尔不知道赫鲁晓夫其实不过是别人写好的剧本中的一个演员，反而暗指苏联和中国串通一气，说“这场激烈的军事行动是8月23日开始的——在你访问北京的3周后”。[43]
几乎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9月11日的公开讲话中坚决为美国卷入沿岸岛屿的冲突作出辩解。他警告说，炮击金门、马祖可以和希特勒占领莱茵兰、墨索里尼占领埃塞俄比亚，或20世纪30年代日本征服满洲（这个比喻令中国人特别恼怒）相提并论。
葛罗米柯访问北京也无功而返。毛泽东看了信稿后大谈核战争爆发的可能，以及苏联应在什么情况下对美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毛泽东明知战争的危险已经过去，所以他发出威胁就更加有恃无恐。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的满不在乎使他“瞠目结舌”，他引用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话说：
我想美国可能会和中国打仗。这个可能我们必须考虑。但是我们不会屈服！如果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中国军队就必须从边境地区撤到内地。必须把敌人引到中国纵深地带，好紧紧钳制住美国军队……只有当美国人到了华中的省份，你们才应动用一切力量。[44]
毛泽东说只有到美军被引到中国纵深的时候才会要求苏联帮助——他心知既然危机已经结束，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葛罗米柯从北京发回的报告使赫鲁晓夫大为震惊。虽然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举行大使级会谈，但是赫鲁晓夫为防核战争爆发还是又做了两件事。他认为北京担心美国侵略，所以为平息这一担心，他提出把苏联防空兵部队派到福建省。[45]北京对此并未立即回答，待危机结束后才表示接受，但条件是苏联部队要置于中国的指挥之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46]紧张不安的赫鲁晓夫在9月19日再次致信艾森豪威尔，敦促美国克制，但警告说核战争迫在眉睫。[47]其实，在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到达之前，中美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1959年10月3日，赫鲁晓夫在与毛泽东的会见中总结了苏联对台海危机的态度：
咱们之间在内部说我们不会为台湾打仗，但对外我们的说法正好相反。我们说如果台湾引发形势恶化，苏联将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宣布要保卫台湾，于是就出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局势。[48]
赫鲁晓夫自以为得计，殊不知他是在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一个战略家必须明白，尤其是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有时可能必须亮出底牌，他必须考虑若是虚张声势将来可能使他无法取信于人。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利用赫鲁晓夫的左右为难诱使他发出核威胁，这个他自己承认无意付诸实施的核威胁使苏联和美国的关系陷于紧张，而这全都是为了一个对赫鲁晓夫来说无足轻重的问题和一个对他轻蔑以待的盟友。
毛泽东一定在暗自发笑：他成功地挑动苏联和美国彼此以核战争相威胁，而这竟然是为了中国政治版图上一块非军事要地的地方，一块世界上最不具地缘政治意义的土地。而且，毛泽东是在中国远弱于美苏的情况下自选时机做成这件事的，他从中取得了宣传上的重大胜利，按他的宣传机器所说，中国是底气十足地重回中美大使级会谈的。
毛泽东引发了危机，又结束了危机，他宣称达到了目的：
我们打了这场仗，美国愿意坐下来谈了。美国打开了大门。形势看来对他们不利，现在不和我们谈判的话他们会天天紧张。好吧，那就谈吧。从大局出发，通过谈判或和平手段解决和美国的争端比较好，因为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49]
周恩来的评估更是复杂。在他看来，第二次台海危机证明，即使在两个核大国互相威胁要打核战争的时候，中国台海双方仍然可以隔着意识形态对立的壁垒进行无言的谈判。约15年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北京时，周恩来对他讲起了北京的战略：
1958年，当时的杜勒斯国务卿想让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以便把台湾和大陆彻底分开，在中间画一条线。蒋介石不愿意这么做。[50]我们也建议他不要撤出金门、马祖。我们是通过打炮建议他不要撤出的——我们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节假日也不打炮。这样他们懂了我们的意思，没有撤走。不需要别的手段或信号，就用打炮这个办法他们就明白。[51]
这些固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危机的全球影响。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摆脱危机提供了出路，但会谈刚一恢复马上就又重陷僵局。事实上，毛泽东让人捉摸不定的举动使中美关系冻结在敌对状态长达10多年之久。华盛顿对中国铁了心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确信不疑，结果是双方都不可能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手段。
危机对苏联领导层产生的影响与毛泽东想要的截然相反。苏联不仅没有放弃和平共处的政策，反而被毛泽东的言论吓坏了。毛泽东不惜冒核战争的风险，多次谈到核战争可能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而且事事我行我素，不与苏联协商，这一切都使苏联紧张不安。危机过后，苏联中止了与中国的核合作，1959年6月，收回了它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的承诺。1960年，赫鲁晓夫从中国撤回苏联技术人员，取消了所有援助项目。他宣布说：“我们最好的专家——我们自己的农业和工业生产中训练出来的人——去帮助他们，却受尽骚扰，对此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52]
毛泽东通过危机再次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一刻也不允许国家安全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这使邻国在中国后来陷于天下大乱之时，对是否趁机从中渔利踌躇再三。但是，中国也因此而日渐孤立，促使毛泽东10年后对他的外交政策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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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助理国务卿迪恩·腊斯克1951年5月18日在华美协进社的讲话”，被弗雷德里克·昂达尔所编《美国外交关系：1951年》一书第7卷，《朝鲜和中国：第二部分》（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83年），第1671~1672页，“编者的话”转引。
[2]. 由于方言的发音和音译方法的不同，金门的英文拼法有“Quemoy”、“Jinmen”、“Kinmen”或“Ch'in-men”，马祖的英文拼法有“Matsu”和“Mazu”。
[3]. 当时西方媒体对厦门和福州的称呼为“Amoy”和“Foochow。
[4]. 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的年度国情咨文：1953年2月2日”，《美国总统公开文件》第6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0年），第17页。
[5]. 约翰·路易斯·加迪斯，《冷战新史》（纽约：企鹅出版公司，2005年），第131页。
[6]. 苏葆立，“美国对三次台海‘危机’的管理”，载于迈克尔·D·斯温、张沱生和丹尼利·F·S·科恩编，《中美危机管理：案例研究与分析》（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6年），第254页。
[7]. 同上，第255页。
[8].“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955年1月28日”（这是毛泽东在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教于北京递交国书时谈话的要点），载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152~153页。
[9].“保卫台湾的联合决议：1955年2月7日”，载于《国务院简报》，第32卷，第815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5年），第213页。
[10]. “编者的话”，约翰·P·格伦农编，《美国外交关系》，第19卷，《国家安全政策：1955~1957》（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90年），第61页。
[11]. 苏葆立，“美国对三次台海‘危机’的管理”，第258页。
[12].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编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74年），第263页。
[13].“赫鲁晓夫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9年10月2日于北京”，载于《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公报》第12/13辑（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2001年秋/冬季号），第264页。
[14]. 张戎、哈利代，《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纽约：兰登书屋，2005年），第389~390页。
[15]. 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载于陆伯彬、姜长斌编，《重新审视冷战：中美外交，1954~1973》（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16]. 史蒂文·戈尔茨坦，“聋子的对话：1955~1970年中美大使级会谈”，载于陆伯彬、姜长斌编，《重新审视冷战》，第200页；夏亚峰，《与敌人谈判：冷战时期中美对话，1949~1972》（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6年），采用中美双方的资料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中美会谈的那一段历史。
[17].“腊斯克对众议院关于共产党中国政策小组的讲话”，取自ProQuest历史报刊数码数据库（1851~2007），《纽约时报》（1966年4月17日）。
[18]. 同上。
[19]. 塔尔博特编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49页。
[20]. 吕德良，《中苏分裂：共产世界的冷战》（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页。
[21]. 十月革命指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
[22].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23]. 同上，第149页。
[24]. 吕德良所著《中苏分裂》第50页引用了作者对1956年中文“内部参考消息”的研究及吴冷西（前新华社社长）所著《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的内容。
[25]. 同上，第62~63页。
[26]. 塔尔博特编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55页。
[27]. 同上。
[28]. 同上，第260页。
[29].“豪赌：赫鲁晓夫谈毛泽东、肯尼迪和古巴导弹危机”，载于《生活》杂志，1970年12月18日，第25页。
[30].“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谈话，1958年7月31日”，载于《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虚拟档案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ww.cwihp.org。
[31]. 同上。
[32]. 同上。
[33]. 威廉·陶伯曼，《赫鲁晓夫全传》（纽约：诺顿出版社，2003年），第392页。
[34].“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谈话，1959年10月3日”，存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52，目录1，案卷99，第1~33页，弗拉季斯拉夫·祖波克译，《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虚拟档案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ww.cwihp.org。
[35]. 同上。
[36]. 吕德良，《中苏分裂》，第101页；吴冷西，“炮击金门的决策内幕”，载于《传记文学》1994年第1期，译文见李小兵、陈兼和戴维·L·威尔逊编，“毛泽东对1958年台海危机的处理：中方的回忆和文件”，载于《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公报》，第6/7辑（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95年冬季号），第213~214页。
[37]. 吴冷西，“炮击金门的决策内幕”，第208页。
[38]. 同上，第209~210页。
[39]. 宫力，“50年代的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及中国采取的对策”，载于陆伯彬和姜长斌编，《重新审视冷战》，第157~158页；陈兼，《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
[40]. 陈兼，《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第184~185页。
[41].“国务卿的讲话：1958年9月4日”，载于哈丽亚特·达希尔·施韦尔编，《美国外交关系（1958~1960）》，第19卷，《中国》（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6年），第135页。
[42].“驻苏大使馆给国务院的电报，莫斯科，1958年9月7日晚9时”，《美国外交关系》，第19卷，第151页。
[43]. 艾森豪威尔，“就台湾局势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信：1958年9月13日”，《美国总统公开文件》第263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0年），第702页。
[44]. 安德烈·葛罗米柯，《回忆录》（纽约：双日出版社，1990年），第251~252页。
[45]. 吕德良，《中苏分裂》，第102页。
[46]. 同上，第102~103页。
[47].“驻苏大使馆给国务院的电报，1958年9月19日晚8时”，载于《美国外交关系》第19卷，第236页。
[48].“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谈话，1959年10月3日”。
[49]. 夏亚峰，《与敌人谈判》，第98~99页。
[50]. 1958年9月30日，第二次沿岸岛屿危机爆发6周后，杜勒斯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在金门和马祖驻扎大量国民党军队提出质疑，并指出美国“不担负保卫沿岸岛屿的法律责任”。蒋介石在第二天作出回应，说杜勒斯的话是“单方面谈话”，台北“没有义务遵守”。同时，台北继续在沿岸岛屿加强保卫力量。见宫力，“50年代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及中国采取的对策”，第163页。
[51].“谈话备忘录：1972年2月24日下午5∶15~晚8∶05于北京”，载于史蒂文·E·菲利普斯编，《美国外交关系（1969~1976）》，第17卷，《中国：1969~1972》（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6年），第766页。
[52]. 塔尔博特编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