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革命的社会效应
农耕体系的问世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首先，儿童对农业生产有了更多的贡献。在狩猎采集社会，儿童通常只是一种社会负担，但在农业社会中，他们很小就可以帮助播种、除草、收割和饲养牲畜，从而为家庭做出不小的贡献。这一改变消除了对人口增长的限制，实际上造成多子多福的局面，尤其是在年幼的子女能够照料年迈父母的情况下。结果，人口数量迅速增长。据估计，大约一万年前，人类总人口已达到100万至1,000万，而到了5,000年前，这一数字已增至约500万至2,000万。[22]
根据美国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1923—1999）的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虽然还依照亲缘关系组织实施，但整个社会体系的各个方面早已面目全非。[23]也许最重要的是，早期耕种者被牢牢地绑缚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结果，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于是，他们的村庄就成为“社会牢笼”（social cages），人数比从前增长了许多，也更密集紧凑。[24]这种农耕社会似乎在相当长的时间还保持着相对平等的传统，但后来慢慢地，也是非常肯定地，朝等级制的道路迈进，逐渐发展为文化人类学家所谓的“酋邦”（chiefdoms），即社会强人愈来愈多地凌驾于广大群体之上。
复杂动物的崛起与农业社会的出现之间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多细胞生物体内的细胞变得日益相互依赖，后来还出现了细胞间的分工，这正对应人类之间愈发强烈的相互依赖，人类的社会分工也逐渐形成。复杂生命体和农业社会均收获了更多的物质和能量，在生产性、建设性增强的同时也变得更具破坏性。另一种相似之处，在人类史的这一阶段，文化进化出现加速，而人类文化体系的寿命却缩短了。
作为正在形成中的分工的一部分，农民和牧民之间出现了更多的相互依赖，因为游牧民族需要农民生产的碳水化合物，而农民也需要牧民掌控的部分牛肉蛋白质及其他产品，如羊毛。虽然新定居的农民相对早先的采集狩猎者要强大得多，但也更容易遭受攻击，因为他们被绑缚在固定的土地上，连同不断增加的财物。相比之下，游牧牧民仰仗的食物来源可以随时迁移。牧民还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劫掠他者，不成的话还可以逃跑，尤其是在马匹被驯服之后。因此，毫不奇怪，游牧民族往往试图通过掠夺获得农产品，因为他们更善于流动，所以掠夺起来很容易。作为回应，农民们也逐渐学会了自我保护，因此形成了大致平衡的交换体系。
新兴的社会性农业体系又进一步刺激了土地开发的加剧。布鲁斯·史密斯对此有如下解释：[25]
在较大定居点新定居下来的人们自然需要新式的社会整合及互动机制，而且还需制定土地和资源产权控制的新规则。这种变革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更多的收获和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又可以用来建立和维持各种合同关系：亲戚或邻居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借用他家的剩余产品，还可以用来搞一些社区的庆祝活动，或在婚嫁之时当作嫁妆和彩礼支付，从而形成新的家庭联盟。除了灯红酒绿的比拼，实际上还有各种社会力量在发生作用，敦促家庭联盟花费更多的时间筛选调试种子以提高产量，或使剩余产品能够更持久地储存。
虽然原则上农耕体系能够生产出剩余产品了，但数千年来，这种剩余产品除了用来满足人们的日常所需之外并未带来人为复杂性的大量累积，也未见社会复杂性出现迅速增长的局面。如果说当时的传统农业社会为历史发展提供了某种合理的模式，我们完全可以说：当时剩余产品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剩余产品，都用来从事灯红酒绿的大比拼并履行其他社会责任或义务，这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均平效应。[26]这种形式的物品交换造成了一种社会义务的网络，特别有助于饥民度过青黄不接的年景。鉴于这种情形，剩余产品累积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更繁复的社会或技术复杂性的出现，而后者正是所谓“文明”社会的标志。当时的人们似乎更喜欢把社会复杂性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这种趋势很可能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特征，之所以如此进化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要提升复杂性就必须获得更多的能量。事实上，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人们宁愿付出更多的艰苦劳动去创造更高程度的复杂性，也不甘于过相对简单而快乐的生活呢？[27]
总之，在经历了一个富于革命性的开端之后，一种农民的生活方式最终成形且保持了惊人的连续性，从8,000年前左右一直持续到不久以前。直到20世纪，这种由农民主导的农耕体系才开始被改造成工业性的农耕生产方式。然而，即使在今天，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上述历经数千年的农耕体系还依稀可见。
基于农耕文明的宗教的出现
人类社会过渡到农耕体系就需要新型的社会行为规范。比如，早期的农民已不再像更早的采集狩猎者一样把获得的所有食物都消费掉，因为在下一个收获季到来之前就吃掉种子或用尽食粮会带来灾难。此外，农民们还需调整自己的劳动节奏，以适应农业周期，包括播种、除草和收获。但这样做就要求发明出确定农时的适当方法，于是就有了依照天体运行——如太阳、月亮和较突出的其他星座，如昴宿星（Pleiades）——编定的周期性历法。很可能就是这样，早期的农业社会开始定义了最初的时间观念。[28]
畜牧业要获得成功也需牧民制定出新的自律规范。新兴的牧民还要学会管理不断增加的牲畜群，而不是随意屠宰。因此，他们也需要新的远见并培养纪律意识。这种行为规范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逐步学会。与此同时，早期的农耕者也抛弃了此前采集狩猎者的行为规范。
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曾强调指出，要学会某种形式的自律，就必须同时加强来自外界他者的约束。埃利亚斯举例说，农业社会的行为规范是正在形成中的农民领袖借助宗教信仰和习俗灌输给农民的，这样，就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约束力的解决方案。这一假说可以说明早期农业社会的领袖为何多是强大的牧首（priest-chiefs）的缘故。由此推测，这些农民领袖可能是从更早的“巫师”或“萨满”演变而来。[29]
并非所有的早期农民都需要祭司预言或强迫行为。至石器时代，聪颖且善于观察的农民就能够准确预测季节的更迭，他们对大自然的方方面面都悉心观察，包括太阳和主要星座周而复始的轨迹、植物的花开花落、动物的出没规律和行为习惯、雨季的肇始与终结等待，甚至至今依然如是。基于这种观察，天才的农夫完全可能自觉地规范自身行为，而根本不需要祭司的干预。
不过，依据诺伯特·埃利亚及紧随其后的约翰·古德斯布洛姆的观点，要实现农业和畜牧业的成功发展，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人成功合作，包括那些也许不是很有才华的人，以及那些只想搭顺风车者。显然，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对所有参与者都是有益的。这也正说明了为何有牧首的早期农业社会往往比没有牧首领导的社会更成功。如果大多数甚至所有的牧首都是男性，也就不难猜测这些人对男权主导的公域世界的形成产生了何等重大影响。[30]
很有可能的是，基于农耕文明的宗教常以“超自然力”（supernatural nature）的语汇传达出来，[31]其中包括大地上的各种神灵，如大地母亲（Earth mother），各类山神，各种风神，雷鸣闪电之神，太阳神、月神、星宿、星座，等等。如同更早的采集狩猎者一样，早期的农民也相信自然界充满了超自然力。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毕竟时人对周围自然环境有强烈的依赖感，而后者有时又那么地不确定。这种具自然主义倾向的宗教至今仍在自给自足的广大农牧民中间盛行。借助这种宗教表达和习俗，现代农民仍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无法用寻常手段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证明这一结论，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类宗教是向农耕体系过渡时期最终成形的。[32]基于农耕文明的宗教与更早的采集狩猎时代的宗教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前者的组织程度要高得多。
颇值得注意的是，坐落于现今土耳其的已知最早的人类遗址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大约是在11,500年前建造的。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最初的建造者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才构建如此宏大的建筑物——这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庙宇，他们可能在这里上演繁复的宗教仪式，而这正是人类向农业社会过渡的最初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