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近期人类史：已知最复杂实体的演进
对于一个高高在我们的地球之上、从天空的高处俯视人类的一切进步和变化的存在来看，人好像并没有什么不服从自然法则的地方，无论当他们赤裸裸地徘徊在森林里艰难地寻找食物的时候，还是当他们已生活在文明的社会中，就是说，当他们拥有最丰富的经验、终于沉浸在奢华之中，他们仍然日新月异地发明千百种新的用品、创造千百种方法来满足自己需要的时候，都是一样。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第11—12页
（System of Nature，2001，p. 11；原法文版，1770，p. 3）
引言
在本章，我们从“地球升起”视角审视过去1万年的人类史，此时的历史，文化变革已超越基因变化成为主导的适应机制（dominant adaptive mechanism）。在过去的1万年里，人类从靠采集狩猎为生的少数几个毫不知名的物种种群——总数大约100万个左右——发展成为今日地球上有70亿居民的大邦社会，从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民到服务经济无不应有尽有。在此期间，人类对整个地球生物圈进行了如此深刻的改造，以至于1800年以来的时段愈来愈多地被称作人类世（Anthropocene），即人类主导的时段。相比之下，同样是在这一期间，除了太阳风的侵蚀和少许的天体撞击之外，月球表面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1]
伴随文化变革在过去的1万年变得愈发重要，人类的生物变化（biological change）当然也从未停止过。事实上，文化变革与生物变化彼此之间一直在相互影响，虽然影响的具体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澄清。比如，养牛并喝牛奶曾导致人类社会发生遗传基因方面的变化，变得更适合吸收畜乳产品。而遗传基因的改变又带来多种文化效应，比如传统的农耕生活愈来愈多地接受了畜乳产品，而近来还出现了世界范围的畜乳生产产业。另外，下文要讨论的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对传染病的不同抵抗能力在塑造人类史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只是人类共同史一个重要方面的两个例子。不过，由于现在还缺少过去1万年间基因变化的总体概述，所以本章主要关注人类史上的文化变革。[2]
攀登复杂性的金字塔（5）：文化
于贝尔·雷弗将文化置于复杂性金字塔的顶端，他是这样表述的（1991，pp. 75-76）：
黄色的太阳光子不会直接转化成地球上的红外光子。例如，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时会截获并储存太阳能，以此实现自身的成长和组织。生物学家所谓的“食物链”实际上不过一个事件序列，即植物吸收太阳能，草食及其他动物吃植物，食肉动物吃以植物为生的动物。从物理学的角度看，这一序列可被看作是越来越高效的系统回收少量太阳能的过程。人类因为有意识、智力和思想活动等能力，所以就需要高度组织化结构——大脑——的生长和维持。人类的大脑能够储存并处理大量的信息。语言、艺术和科学均是熵量极低的创造性活动。……人类能够充分利用太阳光子转化而来的地球红外光子，于是创造出越来越有组织的结构，愈发远离了宇宙之初自然界的混沌状况。科学研究和艺术创造是人类朝这一方向努力的最好例证。
按照雷弗的思路，文化（或集体知识）乃迄今人类所知最具多样化、最繁复也是最脆弱的复杂存在，文化是大脑储存和处理的软件，虽然其传播不过是空气波（音频）和电磁波（光）的流动而已。大脑需要相当多的能量才能运行，产生的熵也更多，这是因为大脑内部有大量且繁复的化学机制，能够表达全部文化选项。但表达单一的文化选项需要的能量并不多。这样就可以造成各式各样的人类行为，从最微妙、最温柔的表情——包括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同情——到最残酷的战争，等等。
所有这些塑造世界意象、历史记忆、未来愿景和行动计划或已在执行中的计划的神经网络均异常复杂、多样且脆弱。正因为蕴藏在大脑中的人类文化异常脆弱，所以我们对已经死亡的动物——包括已死的人——的文化无从了解细情，除非后者能够借助集体知识继续产出更富有活力的人为复杂性。更确切地说，已经死亡的动物虽然自身的复杂度已经降低，但其骨骼和躯干还多少具备一些活力，所以能够相对持久地保存下来，还能“告知”我们此类物种曾存在过。
对于已死去的人，我们只有在其产出更富活力的人为复杂性之后才能了解他们究竟思考过什么，又做了什么。早期人类用易腐烂的材料制造出的更为脆弱的人为复杂性早已消失。从那时起，在制造人为复杂性的同时，人类不得不权衡效率、脆弱性与耐用性之间的收益和成本，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基于其各自不同的社会和生态条件及其既有的技术水平。
在制造复杂性的过程中，人类学会了利用电磁力和引力，比如制造出尖利的石块并投掷出去。其实在整个人类史上，人类一直在不断提升其利用这两种力的能力，有时取得惊人的结果。炼金术士也利用电磁力以把贱金属锻炼成黄金。其实，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找错了力。直到20世纪，物理学家才发现化学原子核是被强力绑缚在一起的，人若想改变它，就必须先控制这种力。这一根本的洞见遂导致一系列全新的人类操控自然的惊人之举。
从“地球升起”视角审视人类史，意在考察宏大历史格局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共同的历史。这样的视野当然容不下过多的历史细节。在谈论宇宙史的时候，人们很少关心是否所有已知的星系、恒星、行星、彗星、小行星及尘埃云团都一个不漏地交代过了。但谈到人类史，听众则通常期待某些个别事件——尤其是关乎“自身”社会的历史事件——有没有详细交代。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认同的情感作祟，而后者来自历史书写的传统，无论如何，自己人的历史总要置于历史叙事的核心地位。
从“地球升起”视角看待人类史可能培养不出上述的情感认同，但却能激发另外一种认同，即全人类属于一个很特别的动物物种，我们诞生于宇宙某个角落的一个很特别的星球，我们最近的近亲是灵长类动物，我们事实上与所有的生命体都有亲缘关系，而从宇宙的大视角看，甚至石头、流水和星星都是我们的同门远亲。如果说大历史叙事对既往的一切做了合理准确的描述的话，那么万事万物都是大爆炸后的微小粒子在“火雾”中造就的同门子孙。
上述在特定金凤花条件下能流过物质造成复杂实体起落兴灭的思路同样适用于最近的人类史。只不过据我所知，迄今只有极少数学者不那么明确地采纳这一思路，但明确使用者尚付阙如。[3]然而，我们似乎有理由假定：人类文化本质上是以人类自认为更好的方式改变自身行为及周边自然环境的一种努力。这其中包括如何获取足够的物质和能量以保持人自身的复杂性并同时创造适宜的金凤花条件。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通常会选择获取比现实需求稍多一点儿的物质和能量。事实上，正如前面第五章所述，包括人类在内所有形式的生命体在遗传基因上都有这样的倾向，目的是为度过青黄不接的时期。此外，某一人群成功收获物质和能量并创造适宜的金凤花条件往往意味着其他人群就无力做到这一点。正因如此，人类史有自身的动力机制，绝不是任何人可以计划操纵的。[4]
如果上述略显抽象的话，那我们尝试一下将这些原则应用到下面的实例，看看古罗马将军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前44年）是如何书写古代战争的，其中还交代了他征服高卢的过程。[5]以下是近人对这段故事的综述：[6]
恺撒的军队驻扎在比利时各地过冬，但在公元前53年春，这些营地遭当地部落袭击，损失严重。是年大部分时间，恺撒的军队都在与这些部落作战，并消灭了其中一部，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高卢各部落组成联盟，在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的领导下，奋起反抗罗马人。他们试图饿死罗马人，所以烧毁了自己的多个城镇，并把所有的部队和物资集中在几个戒备森严的据点里。恺撒的军队占领了其中的部分城镇，但未能拿下其他城镇。最后，所有的罗马军队集中围困阿莱西亚（Alesia）城，但却久攻不下。于是恺撒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方法饿死高卢军队，后来维钦托利率高卢人投降了。据估计，整个战争中有100万人丧生，另有100万人被卖为奴隶，整个高卢人口因战争之故损失了近1/3。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把上述叙事理解为一场争夺控制权的战争，双方均试图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改变当前的条件，均试图通过直接的杀戮或破坏对方的物质和能流及适宜生存的金凤花条件以达到毁坏对方复杂存在的目的。罗马军队大规模杀戮高卢部落的族人，造成后者人员复杂度严重降低，而高卢部落则心甘情愿地毁掉自身的人为复杂性（烧毁城池，而那本是其生存的金凤花条件）及其累积的大量物质和能量，目的是让罗马人也同样得不到，以造成罗马人的复杂性也因此垮掉。但高卢各部落不会把自己全部的人为复杂性或自身的全部物质和能量供给都毁掉，因为那样的话，自己一方的人为复杂性也都没有了。可这种安排还是让罗马人获得了足够的储备供应，并最终保证了自身的复杂存在，在战争中赢得了上风。罗马人通过将高卢战士围困在后者自己建造的堡垒（阿莱西亚城）并待其物质和能量供给枯竭之时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结果终结了高卢作为独立复杂实体的存在。
我们现在归纳一下人类自身的普遍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才使得过去1万年的人类史充满了波澜壮阔。除了上文提到的使人类有能力制造出史无前例的复杂实体的精确抓握之外，所有现代人类还拥有一些其他动物没有的特殊的、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属性。其中最突出的是更复杂的大脑和喉咙，此二者使人类能够绘制出更完善的心理图谱以实现更有效的交流和社会协调。正如约翰和威廉·麦克尼尔在《人类之网》（2003）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极大程度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能流的能力，并因此编织出更大更密实的相互依存之网。威廉·麦克尼尔对此总结如下：[7]
使人类得以更大程度地控制能流的是人能在议定意义的基础上实现彼此交流并协调行动。当然这一切都仰赖语词和姿态方面的创意，而且消耗能量甚少，但其效应却堪比所谓蝴蝶扇翅掀飓风，造成地表能流流向的重大变迁。
威廉·麦克尼尔与人类史的技艺
美国世界史家威廉·麦克尼尔经常强调技艺在驱动人类史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尤其是与技艺更高超的外部世界实现交流常会导致新的发展，因为这种高超的技艺会威胁到当前社会的现状。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可选择去学习和发展新技艺，但也可以选择闭关自守。按照麦克尼尔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文明”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史发展的历程。麦氏的巨著《西方的兴起》（1963）正是这一观点的展开，且又在另一部不太出名但同样精彩的著作《欧洲史新论》（The 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1974）中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入探讨。美国世界史家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1949—2012）等则接受了麦氏的这一观点和思路。
20世纪80年代，麦克尼尔开始阅读诺伯特·埃利亚斯的著作，同时还接受了美国历史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 ）及德裔美国社会经济史家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相关著述的影响，后二者均强调人类社会的相互依赖，远不是民族国家和“文明”所能涵盖的。此后，麦克尼尔为1991年重印本《西方的兴起》撰写了一篇回顾性的文章，对自己原有的观点和思路进行了反思。为阐发这一新洞见，麦克尼尔联合自己的儿子美国生态史家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1954— ）共同撰写了一部新的人类史综合性著作，即《人类之网》（2003），上述反思也被纳入其中。这部著作还有其他一些新的洞见，在本书中也提到了一些。但麦氏强调技艺驱动人类史发展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
虽然现代人类早在20万年前就首次具备了上述所有这些特别的遗传特征，但却在许久以后才开始有系统地大量提取能量并编织更复杂的网络。显然，他们日益增长的灵活性以及他们的学习和沟通能力并未立即导致早期智人在获取物质和能量方面的重大变革。因此，文化和交流能力似乎只是过去1万年各项主要进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而不是直接和根本的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