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出现
国家的出现作为一种创新继而导致了大规模的文化适应辐射。早期国家在生态条件受限的河谷地区产生后仅1,000年内，国家在其他地方也开始出现了，很显然，这些地方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人口增长，且具备国家形成的金凤花生态条件。其间虽有起伏跌宕，但长期的发展趋势是国家社会在全球广泛传播，独立的农耕社群及采集狩猎者纷纷式微，后者大多被边缘化，甚至消失了。确切地说，凡有足够破坏力的大型部落社会——蒙古人可谓最恰切的例证，仍有实力战胜农业国家，但入侵者若想继续掌权的话，却根本无法一方面既保留其部落行为模式又能长久维持其对农业国家的统治。征服者若要巩固自身的权力，就必须采纳被征服复杂社会的生活方式。
大国变得愈发规模庞大且日益复杂，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人为复杂实体。虽然不同国家在具体细节上有诸多不同，但在一般原理上却颇为相似，都是由军队、官僚机构、道路及其他交通通信系统组成，说明各地精英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提出的解决方案也颇多雷同。比较著名的例子在旧世界有罗马帝国、中华帝国以及规模最大的蒙古帝国，在新世界有位于今天墨西哥的玛雅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位于南美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契姆帝国（Chimú）及位于秘鲁安第斯山脉地区的瓦里帝国（Huari）和印加帝国。
大国的出现促进了思想、人员和物品在更大范围的交流。其中不乏长途贩运的象征身份地位的物品，如宝石、丝绸，当然也有大宗日用消费品，如谷物和葡萄酒等，颇为有利的是，此时已经有了货船运输。由于这种互动的不断增多，欧亚非大陆的人类之网变得越来越复杂。类似的过程在美洲也有发生，虽然后者的步伐要慢一些，而在大洋洲则根本没有国家出现。然而，即使在世界的这一部分，人类之网也朝更复杂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大无畏的远洋航海者足迹遍及整个太平洋，终于导致了大多数岛屿被殖民。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如夏威夷群岛，欧洲探险家一落脚，酋邦就出现了。显然，夏威夷群岛周围浩瀚的海域为国家的出现提供了足够的生态限制。
大约在迄今4,000年至500年间，全球各地的人们都能更好地适应周围的环境了，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改造环境，以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惬意。然而，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仍对人类行为施加着重大影响，恰如美国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强调的那样，包括在尤卡坦（Yucatán），一场严重的干旱曾致使玛雅诸国走向衰微。[46]荷兰气候学家巴斯·范加尔（Bas van Geel，1947— ）曾提到过一个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社会发展的有趣的例子，当时他正领导一个荷兰和俄罗斯的研究团队从事相关科研。据称，太阳活动在公元前850年左右曾出现下降，随后出现的湿润生态条件造成荷兰西北部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而与此同时，东部亚洲地区骑马的斯基台人也出现急剧扩张的态势，后者是因为湿润的气候为欧亚大草原的动物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当然，这里的少许例证只是历史大势的冰山一角，虽然针对这一人类史的主题目前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即变化中的生态条件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可能企及的复杂程度。[47]
国家社会发明或改进了许多技术，如金属加工、纺织和制陶、建筑、航运和战争等。然而，这些都只是在决定着物质和能量获取的生态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所以，所有传统国家都是由农民捕获的可再生的太阳能驱动的。也许此间最具革命性的发明是统治者控制平民所需的新的军事技术和社会技能，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防卫和进攻。这就使得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如军队和官僚机构，变得特别有必要。
作为帝国建立过程的一部分，此时就发明了更有效的交通和通信手段，如供军队、接力信使、税官及官僚使用的长距公路和运河，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利用声音和视角信号——包括火、烟和击鼓——的长距离信息传输设施。与此同时，从事贩运者、孤独的流浪者、传教士和商人也都在利用这种新的交通通信线路。[48]连接不同国家的道路、河流和海洋也被愈加频繁地使用。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物品和信息交换的日趋加速，强化了集体知识过程的正反馈回路，而集体遗忘的过程则有所减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