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的全球化浪潮
大约500多年前，也就是从现在倒推地球绕太阳转了500多个圈儿的时候，人类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也就是哥伦布横跨大西洋触发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截至那时，全世界的人口已经增至约5亿。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欧洲人学会了利用储存在风和洋流中的能量，所以能够扬帆远航，将自身及货物带到此前从未到过的异域他乡。欧洲人的技术和知识是从阿拉伯世界及亚洲等地学来的，但在更恶劣的西欧气候条件下不间断的海上航行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第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欧洲人开始乘全副武装的船只在七大洋（Seven Seas）上航行，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找利润。在前后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扩张导致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征服；世界海洋贸易路线也因之建立起来，其中包括欧洲主导的设在非洲和亚洲海岸的贸易站和生产中心；还有主要来自北欧人对北美洲东海岸的殖民。在个人有限的一生中围绕整个地球走上一圈，这在人类史上还是第一次。显然，这一次创造并维持全球复杂性的预期利润超过了投资成本。
上述事件导致世界三大主要区域最终连成一片，形成人类之网，其中，西欧突然间已不再身处欧亚大陆的边缘，反倒成为跨大西洋交流网络勃勃兴起的中心。[60]与此同时，活字印刷术被引进到西欧，于是在新兴的中产阶级中间引发了数据储存和交流的革命，这一点对上述进程也产生了极大的助力。这一创新还在集体知识过程中造成正反馈回路，从而加速了集体知识，减缓了文化遗忘的过程。[61]
欧洲扩张的一个主要而直接的诱因是土耳其15世纪的扩张，后者先是在145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继而又导致奥斯曼帝国在欧亚陆路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格局造成贸易产品在西欧愈发昂贵，于是刺激后者在海外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在无意中发现了美洲。不过即使没有发生上述事件，横跨大西洋的密集接触也迟早会发生，以下事例足以说明这一点：早在1430年，来自巴斯克（Basque）地区的水手已到过纽芬兰岛沿岸捕鱼，而欧洲的水手们也发现大西洋还有其他的风流和水流可加利用，同样能够到达遥远的目的地。
伊比利亚人征服美洲标志着一个传统帝国最终建立，但这一次帝国横跨大洋的状况此前从未有过。16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急于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并为此不惜代价，而此时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则全力维护其在欧洲的产业。在西北欧，新兴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商人和工匠，正好利用帝国扩张的大好形势脱离原有统治者的控制。
因此说，人类史由此步入了一个新阶段。此时，新的国家出现了，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全由商人和新工业精英统治的国家，首先是在乌得勒支七省联盟的荷兰，然后是大不列颠，其次是美国，随后在欧美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竞相效仿。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新兴中产阶级都努力创造并维持对自身福祉有利的社会和物质条件，包括颁布私有财产保护法，制定相关贸易惯例、金融交易规范等。[62]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诞生的过程。
从那以后，全球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都在加速。商人成为早期全球化的主角。相对于传统的精英和农民，商人的特点是他们没有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增加物质和能流的方式只能通过贸易。就这样，他们开始在世界各地贩运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及高附加值的人工复杂实体，往往在短时期内——通常只有几年——就获利甚巨。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弗林（Dennis Flynn，1945— ）及西班牙裔美国史学家阿图罗·希拉尔戴斯（Arturo Giráldez，1952— ）特别强调白银在全球化进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全球化发展的早期，欧洲商人在与中国人进行贸易时除了白银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应付后者，因为中国人觉得自己已经应有尽有，根本不需要欧洲的产品。那时，明代中国在技术水平上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而且是当时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中国人生产的许多东西在欧洲简直供不应求，尤其是茶叶、瓷器和丝绸。
明代中国花费了大量资源，用于建设紫禁城、加固长城等重大项目，而资金来源的一部分是加印大量纸币。结果毫不令人惊讶：中国发生了通货膨胀，给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商人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因此，从15世纪中叶起，这些商人开始愈来愈多地以白银交易结算。公元1570年前后，经过约一个世纪的抵制，中国政府开始以商人为榜样，从此征收税银。
中国对白银的需求由是出现剧增，继而世界的这一地区就出现贵金属价格上涨的局面。而此时恰值美洲发现特大银矿山，先是1545年上秘鲁的波托西（今玻利维亚）地区，后有1548年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附近。因此，大量美洲白银经欧洲飞越太平洋，穿过菲律宾的马尼拉流向中国，马尼拉也由此成为西班牙贸易在东亚的主要枢纽。弗林和希拉尔戴斯认为，正是白银贸易驱动了第一波的全球化，因此他们把1571年作为全球化的诞生之年，因为是年，西班牙殖民者建立了马尼拉城，马尼拉连接着太平洋贸易与东亚，整个世界遂因远洋航运联成一体。
颇令人称道的是，早在19世纪，洪堡就对全球白银贸易最终流向中国的状况做过详细的描述。洪堡当时获得奖学金，正是因为他在1803年底对墨西哥的档案进行了深入研究，再结合他对墨西哥采矿情况及前一年在安第斯秘鲁探险收集到的数据。这位普鲁士人特别好奇：为什么这么多的白银最终都到了中国呢？但他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回答。在洪堡富于开创性的研究几乎被世人遗忘之时，弗林和希拉尔戴斯开始了自己的研究。洪堡的研究之所以险些被遗忘，可能是此时民族国家史占据主导地位，而研究全球的关联被视为无足轻重。[63]
总之，受白银贸易的驱动，截至1580年，一个由欧洲主导的全球贸易网络终于建立了起来，建立的过程是和平与军事手段并用。由此导致的全球分工又进一步刺激了全世界范围内提取物质与能量活动的加剧，手段更为精致、交流日趋广泛，许多地区和区域的生存条件被重新改造。把人口（通常是奴隶）、植物和动物从一个大陆转运到另一个大陆，也就是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所谓的“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遂导致了多个大陆生态条件的整体改变。整个世界的生物物种经由一个单一的物种就可以实现再连接，因此之故，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沃尔夫·沙弗（Wolf Schäfer，1942— ）极力称道人类作为的巨大效应，堪比所有的板块再次突然碰撞，形成了第二个潘吉亚。[64]鉴于上述进展，全球文化的复杂性开始再次上升，许多地方和区域的复杂实体受制于全球化的巨大势能，要么屈服，要么被边缘化了。
正如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1976）一书中所说，欧洲人推动全球化的作为，实际上得到了欧亚大陆既有的传染病的助力。欧洲人在北美能够取胜，是因为新旧大陆经过一万年的发展出现了疾病免疫力不均衡的现象，欧亚大陆的微生物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了灭顶之灾，而欧洲人面对墨西哥或秘鲁的微寄生虫却能安然无恙。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人还拥有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然而，直到19世纪，欧洲人的优势在现代卫生及现代医学兴起之前却并未使其突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内陆，而只能在沿岸附近逡巡，而且即使这样，非洲的西部和中部仍被认为是“白人的坟墓”。至于南亚和东南亚的大帝国，欧洲人则只能等到第一波的全球化及后来的工业化产出了真正的技术优势以后才能够加以征服，而在免疫能力方面，欧洲人与当地人却大致相当，只能平分秋色。
不过从17世纪开始，美洲抵御疾病的平衡发生了转变。2010年，美国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在《蚊子帝国》（Mosquito Empires）提出，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大陆定居之后，经历了来自非洲的重大传染病的折磨，后者是搭载运奴船随奴隶一同来到新世界的，因此这些移民已部分具备对此类微生物的抵抗能力。与那些从旧世界后来的欧洲人相比，前者明显获得了流行病学上的优势。初来乍到的欧洲人通常不到几个月就大批落病，只好匆匆败退。这种对疾病抵抗力的新的平衡也构成1776年北美殖民者成功脱离大不列颠并获得独立的部分原因。
长期以来一直有学者主张，西欧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上述殖民化及全球化进程的启动。[65]当时的西欧分裂成多个国家和采邑，且彼此征战不已，缺少能够赋予秩序或决策如何协调合理地使用欧洲资源的中央权威。例如，土耳其人1683年围攻维也纳，当时的欧洲根本没有一个能为欧洲人撑腰的统治者站出来，果断决策利用全欧洲的资源替维也纳解围济困。与此恰恰相反，就在中欧各国奋力抗击奥斯曼土耳其的300年间，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们正忙着征服美洲呢。
欧洲内部的争斗不已需要越来越多的物质和能量才能支撑，所以就刺激欧洲人到外部去寻找。用艾伦、坦特和胡克斯特拉的话说：[66]
对于靠太阳能驱动的社会而言，更不要说超出自身技术能力极限的疯狂滥用由此得来的能量，要增加财富就只能是控制阳光所能照到的更多的地面。因此，欧洲人就有必要获取他乡的财富以补贴内部斗争之需。这样，新式的能量和非本土的资源就可以集中到世界一小部分的土地上。集中使用全球的资源就可以让欧洲的争斗达到前所未有的复杂程度，其费用绝不是欧洲本土的资源就能够支撑的。
欧洲内部加剧的竞争导致大批新的发明创造问世，又借助加速的集体知识向外界迅速传播，欧洲社会也因此变得愈发强大。这一进程的重要特征，用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话说，就是愈来愈多的“量化现实”（quantification of reality）。[67]也就是说，此时的欧洲人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域的人都更乐于用数字来计量世间万物的特征，举凡时空、记账、绘画、音乐，等等，都是数字说了算。不过，这一做法也使得欧洲人能够更有效地掌控物质和能量。不用说，对现实愈来愈多的量化为后来的科学革命以及再后来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相比之下，在中国，却依然是中央集权对商人实施严密的控制。当然，15世纪初期，郑和（Admiral Zheng He，1371—1433）率领的巨型船队也曾几次出海探险，最远甚至到达东非。还有一些颇有争议的说法，称郑和的船队甚至有可能到过美洲。不过，郑和的远洋探险还是被朝廷叫停了，可能是因为朝廷觉得更明智的做法是将资源投入把蒙古人驱赶出北方领土的事业上，而不是耗巨资到遥远的南方诸国去游历，因为后者根本得不到明确的投资回报。[68]
如同此前国家的出现一样，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同样是社会体系的转型。当然，此时也有许多技术上的改进，特别是远洋航运大大方便了人和物品在全球范围的移动。但第一波的全球化不同于此前的农业革命或后来的工业革命，因为此间并未出现获取物质和能量方式上的重大技术突破，所有的社会都还依赖可再生的太阳能。此时最伟大的创新是把所有的生产方式都纳入一个单一的全球贸易网络之中，而这一网络由相对少数的人或国家主导。
阿姆斯特丹即使不是最早的，也是最早全球化的城市之一。在这座城市的“黄金时代”，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和物品在这里的大街小巷穿梭不停。颇有名望的制图产业就是在这座城市诞生的。阿姆斯特丹生产世界地图、普通地图和地球仪，在市政厅最大的房间，也就是后来达姆广场上的皇宫，里面大理石的地板上镶嵌着一幅地球全图和天穹全图（这些图迄今还在，只不过后来又经过装修）。换言之，当地人骄傲地认为，他们可以实实在在地走在地球上，也能够脚踏整个天穹。此外，这里还生产多种寓言式的地球图章（我称之为“地球偶像”），以此说明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人是具有全球视野的实干家，就像最近20年多家公司和大众传媒热衷采用的那种图章一样。比如，当时颇受欢迎的一款地球偶像是阿姆斯特丹的处女像，她手握地球，俯瞰着水手们把来自世界各地的财富运到这里。虽然当时“全球化”这个词还不存在（大概是20世纪才创造出的词汇），骄傲的阿姆斯特丹市民已有多款象征全球化的图章。可能在同期其他主要城市，如伦敦和巴黎，情况也大同小异。
作为全球化第一次浪潮的一部分，现代科学方法出现了。这一进展与当时的技术进步有密切关联，比如海洋导航、制图和枪炮技术。其中还包括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借助这类发明，人类看到了以前用肉眼根本无法看到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还学会了借助无数新式的人工传感器以探索整个电磁频谱范围内的所有存在物。这在整个生物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洞见，人类获得的有关自然界的知识也迅速增加。比如，人类对太阳系第一次有了相当准确的认识，那时对所有生物的分类则延续至今，人体解剖更为精确，对组成万物的众多微小粒子也有了更客观的了解。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成就为现代大历史奠定了基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至少在短时期内使人类得以更牢靠地掌控大自然的许多方面。[69]
1776—1825年期间，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大多已摆脱旧世界皇室的控制。殖民地的居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已不再依赖来自欧洲的人工复杂形式，尽管欧洲的统治者竭力试图保持这种复杂性。美洲率先获得独立的国家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新国家由富有的社会成员控制，特别是拥有大量土地者和中产阶级。
后来，受大西洋彼岸历史发展的启发，法国大革命为整个欧美的社会转型奠定了基调，于是导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后一独立能够实现，还在于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从而削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所以崛起中的中南美洲中产阶级便从殖民统治者的掌控中挣脱出来。不过，许多新兴国家却很快又回到了当地封建地主精英的掌控之中。结果，即使到了今天，许多拉丁美洲的中低阶层仍在努力摆脱传统统治精英的掌控，而在印第安人看来，欧洲人的统治从未结束。类似的事情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生，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大洋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中产阶级与科学、艺术和哲学
大多数的科学、艺术和哲学工作者都属于中产阶级。农民通常很少或根本没有时间做这类事情，因为他们要忙着种地。农民常渴望改善自身的处境，但对超越自我的观点或不能直接带来好处的技艺通常都没有热情。
但对城市里的居民而言，超越自我的认知却变得愈发重要，尤其是那些依靠贸易和产业过活的人。如前所述，这类人往往觉得形成准确的世界意象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的生计有赖于此。因此，科学、艺术、哲学和大历史都是率先在城市发端的。
但要做到这一点，还要看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这类思想的表达以及如何表达。在那些没有明显霸主或王室统治比较薄弱的城市，市民通常会有足够的空间培养此类兴趣。因此，毫不奇怪，希腊的城邦、中国战国时期的市民群体，以及后来从早期全球化至今欧洲及北大西洋的城市，都成为此类观点公开表达的中心。
如果这类城市从属于更大的帝国或较小的领主自治区，那就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假如统治者自身依赖贸易，就有可能允许甚至鼓励其中某些观点的表达，而对那些有损其权力基础的观念则采取压制政策。相关的例证有很多，包括希腊化国家，尤其是亚历山大市，罗马（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欧洲中世纪的城邦等。统治者自然会鼓励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得到发展，例如军事和建筑艺术，以及有助于巩固其地位的其他技艺等。这就刺激了中产阶级从事相关产品的生产，而在这一过程中，中产阶级本身可能还会半明半暗地发展其他兴趣，比如科学和哲学（此二者曾长期被视为一体的两面）。
但只是到最近，才有民主国家将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教育加以制度化，也就是当今大多数市民所熟知的那些制度。在此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哥哥——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他为现代大学奠定了一系列基础性的体制，如注重教学科研、培养博士生从事研究等。威廉·冯·洪堡是柏林大学——现在的洪堡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所以有机会率先在这里贯彻上述新思想。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在相对开放的民主社会中不断崛起，从而使上述追求也全球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