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国家的形成
迄今6,000年至5,000年间，全世界的总人口已增至2,500万至5,000万，此时，最初的国家出现了。有的社会不过5,000人上下，但也同样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且能制造出史无前例的各种复杂实体。这种进展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南美太平洋沿岸地区尤为明显。此后不久，印度河流域（约4,500年前）、中国（约4,000年前）及中美洲地区（约3,500年前）也出现了国家。国家的形成可能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原则上，新的农耕生活方式已能够产出足够多的物质和能量。然而，最初的国家并不是在农业社会诞生后立即出现的。与此正相反，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全球各地一直星罗棋布着无数个规模不大、相对独立且不受任何外界控制的自治的村庄。显然，农业是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但却不是其形成的直接和根本的原因。
从社会学角度看来，国家就是行使两种垄断权的大型社会。依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念，国家最重要的垄断权是有权使用暴力以维持社会秩序。国家行使的第二种垄断权，依据诺伯特·埃利亚斯所言，是有权征税。缺少了两者之中的任何一种，国家就将崩溃。当然，这两种垄断权不是凭空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长时期历史演变的过程。虽然垄断权也不是绝对就能做到，或不存争议，但只有在这两种垄断权都足够强劲有力时，政府才能够维持下去。[41]
上述两种垄断权之所以涌现，是因为人类业已开始系统地将他人当作物质和能量加以利用，而且在此过程中，为这种体制创造合宜的条件。为争夺人的资源，人类创造出多种新式的复杂实体，国家即为其中的一种，其特征是形成愈发紧密的相互依赖网络。这一进展继而导致一种新型的路径依赖，因为由此获益者很难或根本不再可能脱离国家而生存下去。显然，要取得并维持国家层面的复杂性，其成本也不能高于收益，至少对那些享有社会权力者肯定如是。而经过过去5,000年的历史洗礼，国家已成为相当富有活力的社会架构。准确地说，在历史的某个节点，确有众多国家轰然解体，但不久之后，通常在原地，国家会再度涌现。久而久之，涌现出的国家自然要比解体的多。结果，国家统治的形式至今已传遍全球，几乎已不存在没有国家统治的哪个角落了。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国家的出现通常被冠之以“文明兴起”（rise of civilizations）之类的美誉。然而，长久以来，能够享受这种文化成就的人却只是少数，通常不超过总人口的10%。在所有国家，直到工业革命之前，其余90%的民众都是农民，国家要不断地从周围的环境中求得必需的物质和能量。农民提供了国家运转所需的能量，但自身从国家中获得的收益却甚微。国家精英可能保护农民不受外国人的侵害，但后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必须缴纳沉重的赋税。
在某些方面，早期国家可能更像是生物界的一种共生（symbiosis）关系，就是说所有的生物体都参与会产生一种互惠的关系。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国家社会内部成员之间互换的平衡相当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剥削农民的人往往认为，最好是在政策上让他们仅能维持生计，而不让他们保留任何剩余产品。此外，不时的歉收、战争、虫害和疾病，以及赤裸裸的掠夺，都会使农民陷入更悲惨的生活境地。[42]因为农民被绑缚在土地上，所以他们通常都逃不出这一境遇。
在大历史中，非常简单的提取能量的一般过程常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农业兴起时的社会分工颇似复杂细胞出现时的分工，同理，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很像是捕食者出现后生物体系的变迁。那时候，生物界的食物金字塔开始由大量收获太阳能及部分地热能的植物和微生物组成，而这些植物和微生物又为少数有特权的物种提供食物，也就是后者的口中食。同样，农民在不断提取太阳能的时候，却有一小部分人在直接或间接地转移他们的资源以为己用，虽然他们给农民的回报是什么并不总是很清楚。这样，一种社会性的食物金字塔就形成了，其中一小部分人在收集其他更多人生产出的资源（食物、劳动及其他形式的人工复杂实体）。
从相对独立的农民社群过渡到早期国家，这一切并非是在短时期一蹴而就的。伴随时间的推移，人口压力逐步加大，资源利用也逐渐加深，于是出现了酋邦。在此阶段，地方强人能够统领更大的联盟，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但也包括大型的社交聚会。酋邦制是这一过渡期典型的组织模式，当地的头人会大摆筵宴，相当多的产品被集中到一个核心地带，强悍的头人往往大张旗鼓地为其追随者重新分配财物。但随着地方酋长权力的增长，他们就有能力把更多的物质和能量留作己用。这样一来，税收的垄断就出现了。为控制新近产出的盈余及当地的生产者，地方强人往往会组织武装团伙，为需要的人提供保护，条件是必须提交一部分物质和能量。而这正是合法使用暴力垄断权的开端。总之，剩余产品的出现标志着能流总量的增加，使社会复杂性的提升成为可能。
农产品和种子都有必要储存到下一个季节，如何成功做到这一点也可能有助于国家的形成进程，尤其是当地头人要在其治下的核心地带建立中央仓储的情况下。头人不时地就要把一些物质和能量储藏起来。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权力把自己的愿望化作现实，就有可能促成税收和暴力的垄断。
要成功做到这一点，所有条件都必须“恰到好处”。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1927— ）1970年曾精准地指出，早期所有的国家都是在具备特定金凤花条件的区域涌现的，即肥沃的河谷地区，周围是人几乎无法居住的地带，多为沙漠。用卡内罗的话说，周围地带“在生态环境上多受限制”（ecologically circumscribed）。在肥沃的河谷地区，收获物质和能量相对更容易，而周围沙漠地带的生存概率相当有限。结果，在山谷中务农的人就比其他地区的人受到更大的限制，因为他们还被大沙漠包围着。时间既久，这种生态状况就使得强人更容易支配弱势群体。近来，卡内罗还特别强调资源集中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也有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有丰富的资源可供利用，如肥沃的河谷地区，就更容易吸引人来而成为定居点，而周围的贫困地带人口通常要少得多。[43]
有助于早期国家形成的生态变化还有许多。最后一季冰川结束后海水上涨了约120米，人们被迫向上游转移，尤其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尼罗河谷及南美的太平洋沿岸地区。[44]此外，早期国家是在全球温度相对较高的一个时间段涌现的，即所谓的全新世适宜期（Holocene optimum），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上述的生态限制。加之在北半球，肥沃河谷地带受米兰科维奇循环带来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开始雨量减少。这一点同样加剧了生态环境的限制，却有助于外来人口的迁入及早期国家的形成。加强灌溉以促进农业生产的需求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因为要有效实现大规模治水就必须有一个总体组织，能够有效地协调或压制地方和区域的竞争对手。
所有的早期国家都是在亚热带山区涌现的，那里的农业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显然，靠近早期动植物驯化的中心地带是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前提。然而，丘陵山地本身却几乎从来不是早期国家的核心地带。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些地区都处于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之外，因为军队和官僚都很难在这样的生态条件下运作，这些地方反倒更适合游击战。
在欧亚大陆地区，国家的形成开始得更早，而且其发展的程度也比新世界高得多。这是因为欧亚大陆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更丰富，所以这里的农业见证了无与伦比的开端。此外，在欧亚大陆的大平原上，远距离交换各种各样的物品及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展开都相对更容易，这都有助于维持其领先地位。
从超然的角度视之，新兴国家与邻国之间的互动可被看作是多个复杂适应体系在不间断地相互作用，有时试图彻底毁灭邻国，而有时邻国被彻底驯服了。历史上虽有许多国家业已崩溃，但其作为社会实体却从未完全消失。恰恰相反，尽管有跌宕起伏，但“国家化”（statification）的进程却从未停止过，且一直持续至今，以至于到今日整个地球上几乎没有任何一块地盘不从属于国家，至少在陆地上是这样。显然，国家是相当有活力的社会体系。
早期国家靠暴力得来的剩余产品创造出一种新的能流，于是就有可能生产更高复杂度的社会和物质产品。在早期国家，这种新获取的大量物质和能量被用于投资兴建各种新奇的建筑，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字形神庙（ziggurats）、埃及的金字塔（pyramids）、秘鲁被称作瓦卡斯（huacas）的众多寺庙，等等。欧洲包括巨石阵（Stonehenge）在内的巨石结构也属于此类发展，虽然后者的建筑据说是更早的酋邦而不是后来的早期国家建立的。宗教和象征权力的巨型建筑都属于早期国家社会的显著特征。
很有可能的是，除了服务于农业的需求之外，新兴国家的宗教往往还致力于在居民之间培育社会凝聚力并为统治者的地位赋予合法性。[45]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出现了地方与国家层面宗教需求和约束的分化。根基尚不稳定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并使新兴国家团结稳定，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就是用宗教约束地方强势派的作为。大多数甚至所有早期国家的宗教都采用了超自然力的套路，统治者被描绘成太阳和月亮的后裔。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早期国家的宗教遂成为公共崇拜的主要形式，但既有的农业宗教信仰在地方层面仍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后者还能满足地方的需要。这种对国家宗教和大众宗教的分化将伴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分化，成为一个公共的、男性主导的领域和一个男女共同发挥作用的私人领域。国家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分野就这样形成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生活也分化成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及两性均有作为的私人领域。
图7.2 这是否是早期国家形成时期留下的宗教政治遗迹呢？中国北京的天坛（坛字本义为祭坛），明清两朝的皇帝每年会在这里参加祈丰仪式（由本书作者2011年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