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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科技巨无霸的吸烟室
算法是民主政治的新问题。科技公司总是大言不惭，说自己如何如何促使用户行为更加高尚——它们如何诱使我们点击、阅读、购买乃至投票。这些策略非常强大，因为引导我们的手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不知道信息是如何组织起来推动我们的。尽管硅谷人建设更透明的世界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他们的理想却总是止步于办公室的门槛之内。
在任何别的行业，这样子遮遮掩掩都不会有多大问题。但知识垄断对我们的民主来说有独特影响。他们不只是有能力决定一本书的命运，就连共和国的命运都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在给信息分类时做出的决定，也奠定了我们对政治问题和政治家的看法。即使是自由市场的保守派也会担心权力在能控制言论和思想流动的公司集中，因为这样的权力在过去曾被公然滥用——无论是遥远的过去还是不那么遥远的过去皆然。
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例子是电报，或者用某本书里的话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1]。如今已经很难想象，电报曾统治世界那么久。跟另外两种也被认为已经过时的通信方式——无线电和邮政不一样，电报已经宣告死亡，埋在了科技的墓地里。关于电报，没有任何东西——吸引力，或是必要性——能经得起变化，或是能成为对过往岁月的提醒与装点而继续存在。最后一封电报发送于2006年，没有悼词。
尽管死得悄无声息，电报辉煌的一生还是没法被掩盖。电报是电子通信最早的例子，瞬息之间，信息就能跨越国界，乃至跨越重洋。电报问世时，其速度和范围引燃了突如其来的狂喜，正如万维网到来时人们狂热的遐想一样。19世纪中叶的权威人士认为，这项新兴技术将令时间和空间消弭无形，将远在天涯的地理区域变成近若比邻的友好社区。1844年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从华盛顿发往巴尔的摩的著名消息，他在这项发明的重要性面前颤抖不已：“上帝创造了什么？”
这个世界花了数十年的时间——以及一场兵燹之灾——才得出莫尔斯这个问题的答案。亚伯拉罕·林肯在成为总统之前三年才第一次见到电报机按键，但他很快上了瘾。南北战争期间，他会坐在陆军部的地下室里，向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官发号施令，这是非常个性化也非常高效的指挥方式。在漫长的战争过程中，联邦军队架设了约2.4万千米的电报线路，相比之下叛军手里管辖的线路则只有约1600千米。事实证明，这在战争中带来了极大优势，让指挥官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在地图上调运军队和物资。这个国家从战争中走出来之后，电报系统变成了全国性的——主线和支线纠缠在一起，可以快速传递商业价格和新闻信息。一家叫作西联（Western Union）的公司处在了将这一网络私有化的最佳位置，接下来主导了电报行业一百年之久。
西联公司的垄断有很多帮凶。[2]这家公司有政府支持，甚至早在内战之前就已如此。国会为了将东西海岸用电报线连接起来，提供了非常优厚的奖励。出于这个目的，可以免费使用联邦土地；到1861年西联公司完成这项任务时，国会还奖励了公司40万美元。西联公司在技术上并不比自己的对手更擅胜场，只不过当机会来临时，它抓住了。这个行业挤满了注定薄命的竞争者，西联则将那些弱小的公司一一吞并，合并成一个无法摆脱的庞然大物。
这时候还是美国监管历史的早期，没有任何反托拉斯法案能约束西联公司。不过这家公司还是要不断躲开政治矛头。1870年，英国人将电报系统国有化，并入英国的邮政服务中。时任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一些政客公开表示，考虑在美国也如法炮制。1866年到1900年，国会议员提出了70项议案，想让邮政部门接管电报业务。[3]
因此，西联公司能否成功，取决于公司是否有能力掌控政治谈判的条款。对那些摇摆不定的国会议员，公司的策略堪称相当生硬。一直到20世纪头一二十年电报的价格都还相当昂贵，只有商人用得起这项服务。但西联公司给国会大厦的办公室装了电报线，让部分官员可以无限免费使用这一系统。根据西联公司档案中的备忘录，公司私下认为，这是安抚首都批评者“最惠而不费的办法”。
免费赠品只是第一道防线——相比西联公司的其他策略，这道防线可以说相当无害了。西联的金钟罩是媒体。具体来讲，西联公司跟美联社（AP）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同盟，而美联社单凭自身就已经实现了独霸一方。美联社为美国报纸源源不断提供文章，帮助这些报纸经济地充实自己的版面。大部分美国报社都负担不起派驻通讯记者到华盛顿或欧洲的费用，美联社的记者网络就填补了这些报社的空白。根据某项调查，西部报纸有80%的内容都来自电报通讯。[4]报社依赖于美联社，美联社也利用了这种依赖。美联社要求其成员不得使用其他电报服务，更糟糕的是，它还要求其成员不得在公开场合说组织的坏话。
这种商业模式让人好生羡慕。当然，西联公司也对分一杯羹的前景垂涎三尺。但是，一家独裁者还要获得更大的权力，想想就好可怕。于是西联公司不经意间想到了另一个更加巧妙的解决方案。电报行业的两位垄断者合谋，狼狈为奸。西联准许美联社以极低折扣独家使用自己的电报服务，作为回报，美联社签署合约，声明其成员“不会以任何方式鼓励或支持任何与西联对立或竞争的电报公司”[5]。交换条件再清楚不过了。说西联公司坏话的报社会被美联社扔出大门——这种事在《奥马哈共和党人》（Omaha Pepublican）身上就发生了，这家报纸竟敢把西联公司描述为又“麻烦”又“令人担忧”的垄断者[6]，只好接受惩罚。垄断者的联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在其权威的媒体史著作中指出：“与英国电报公司不一样，西联公司有媒体站在自己一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个原因削弱了怀有敌意的舆论，也使西联公司得以避免英国同行的命运。”[7]
那些年里，在美联社的小九九中，公众责任感并不怎么显眼。美联社的档案中充满了共和党人渎职的案例，都是美联社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和别的各种报道渠道发现的。但掌管美联社的就是共和党中的老顽固。美联社的高层承诺掩盖共和党领导人不当行为的任何证据，而没有任何罪恶感，良心也不会痛。
毫无疑问，很多政治专家和记者都曾梦想造就一位候选人——抓住一团政治烂泥，用他们在新闻上的影响力来扶上墙，塑造成赢家。但只有美联社才有能力完成这种神话般的任务。1876年总统竞选期间，美联社西部分支的领导人威廉·亨利·史密斯（William Henry Smith），一个形容枯槁的小个子，准备把他来自俄亥俄州的朋友，州长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推进白宫。但海斯并没有被共和党提名锁定，更重要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有个记者说海斯是“三流无名之辈”。[8]但还是有些原始材料可资利用，同样也有些野蛮的新闻力量可以部署。史密斯利用美联社，给这位候选人描绘了一幅光辉灿烂的形象。他要求著名共和党政客为海斯的一流品行写下一封封充满溢美之词的私人推荐信。这些信函不知怎的出现在电报网络中，随后也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纷纷露面。只要有针对海斯的潜在指控一触即发，美联社就会动用压倒性的资源优势来驳斥。（史密斯精明过人，他会小心翼翼地把对海斯的对手不利的流言蜚语透露给跟自己没有明显关系的报社。）这样的宣传过于露骨，以至于有人开始管美联社叫“海斯门下媒体”。[9]
海斯的竞选活动是美国政治史上最吃力的活动之一。经过七次无记名投票，海斯才成为共和党提名候选人，这也预示着更大的苦难即将到来。在选举之夜，海斯落后自己的民主党对手塞缪尔·蒂尔登（Samuel Tilden）25万票。候选人自己差一点就要承认败选，但最后还是没有。《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传出该报从南方的民主党情报人员那里悉心收集的情报，说蒂尔登阵营私下里长出了一口气，因为海斯对南方三个州的选举结果并没有检查得更仔细，否则计票结果说不定会按海斯想要的结果走，让选举人团倒向另一边。要阻止海斯承认败选，这条情报已经够了。有四个月之久，选举结果一直保持着激烈的胶着状态——激烈到有人开始担心，矛盾将激化为暴力，并引发第二次内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中，西联公司让史密斯无限制接触民主党谋士发出的电报，史密斯则将窃取到的信息转给海斯，让共和党人最终战胜了蒂尔登和他的盟友。
两个阵营中精明、善良的人展开了谈判，美联社管理层则在幕后帮助引导这一谈判达成公平结果——他们就是这么描述他们之间大起大落的讨价还价的。回想起来，最后达成的结果简直糟透了。共和党只有同意从南方撤走联邦军队，才能让海斯得到承认。实际上，海斯阵营已经放弃了以种族平等精神重建南方的梦想——为了让美联社的人入主白宫，这笔糟糕的交易不过是个小小不言的代价。
害怕这种阴谋诡计会再次重演，也许有点儿偏执狂——如今政治演习的首选场所已经成了吞云吐雾的吸烟室，跟一百多年前相比，要在这样的地方耍同样的花招肯定要容易得多。尽管如此，仍然有些经验教训对我们这个时代同样适用。实力公司的老总，总是有自己的兴趣和日程安排。如果他们有办法促进和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信念，那就需要强大的自制力才能让他们放弃这样的机会，而这样的自制力并不是生来就人人都有的。如今科技已经可以暗中干预政治进程而不被人察觉，诱惑就变得更加强烈了。这一切已经发生，如果还要去相信这种事情不会发生，那就太天真了。
我自己跟垄断的小摩擦是我在《新共和》杂志当编辑的时候发生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也是个时机不大好的节点。一百年来，这份杂志从来没有过执行总裁。我们的老板是带着一种公众使命感和个人的虚荣心来管理这家杂志的。（终于扭亏为盈的那一年，我们来了一顿比萨大餐以示庆祝，而这顿大餐就把我们又打回了赤字。）但杂志社老板克里斯·休斯，当然也是我的老板，却想让杂志赢利。他老老实实承认，赢利需要比他自己更精明的商业头脑，要么就得用更大、更诱人的头衔招徕新人。
关于公司总裁，麻烦之处在于他们的头衔里有“裁”这个字眼，意味着他们有权裁撤编辑。我发现，指挥部里发生了令人不安的变化。（在执行总裁从天而降之前，我都是直接向克里斯报告工作的。）新任总裁走马上任之后，等了差不多两周才跟我第一次碰面，这似乎有点儿不祥之兆的意思。不过也有机缘可以让局面缓和一下。我在华盛顿工作，这里也是这份杂志的主要办公地点，而这位总裁在纽约工作，我们的商业部门就部署在那里。我紧紧抓着这一想法，希望自己能在新人统治下苟活。
在跟总裁首次会面之后，我没那么确定了。他的名字是盖伊·维德拉（Guy Vidra），是多家科技初创公司的毕业生，手腕上总是戴着一块Fitbit智能手表，方框眼镜，胡子精心修剪过。在来我们这儿之前他在雅虎干过几年。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就感觉这里突然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星球。
我坐在一把低矮的皮椅上，身体前倾，摆出一副非常亲切友善的姿态，希望能听过聊天互相认识一下。我的任务是迷住他，说服他相信我的商业理念。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献媚，他就从栗木金属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抓起一只记号笔，走向挂在墙上的白板。“我想的是这样……”他边说边开始描画重塑杂志编辑结构的计划。我只看到一大团无法理解的箭头和圆圈刷刷刷地出现。但随着他的讲述，我明白了。吸引维德拉的，是将《新共和》杂志转变为有初创风格的技术公司的念头。这需要把我们的使命和核心特质完全推翻，另起炉灶。
我在公司是个出了名的怀旧、传统的人，我喜欢讲这么一个故事：我父亲把他看完的每一期《新共和》杂志都从我卧室门底下塞进来，就这样把我变成了这份杂志的忠实读者。而且我刚刚从这本杂志的往期目录中编选了一本百年纪念文集。这种名声加深了我自己也很讨厌的一种印象：维德拉认为我对赚钱的紧迫性不敏感。我当然不想坐实这种印象。但这期杂志的封面阵容还有一些空白，于是我迅速攒出来一篇关于亚马逊的文章。
这时是2014年秋天，亚马逊和出版业巨头阿歇特集团之间的合同谈判变得又臭又长。这场冲突让垄断和寡头针尖对麦芒，但头几个月我并没有特别关注。随便哪一方我都不觉得有多么值得同情。但不久之后，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很令人不爽。我眼睁睁看着亚马逊惩罚阿歇特的作者，完全只是为了让出版商感到痛苦不堪。书籍，多少年呕心沥血的产物，却被关在市场的大门外。亚马逊摆出霸王的架势，延迟发货，把读者引向类似主题的其他老书，还有一系列别的报复策略。作家只能对他们所能想到的自身遭遇的不公做出反应，这是道德想象的失败。但我在阿歇特出过书，因此很容易就能对那些销量在亚马逊暴跌的作家感同身受。
我的文章被冠以颇有冲击力的标题。封面大声疾呼：“必须有人阻止亚马逊！”文章描述了为何政府应当对亚马逊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予以严惩。文章有了读者，但我也很快将这件事抛诸脑后。显然还有更多事情需要我去关心。我在办公室里苟延残喘，以求一线生机。有一天下午，我坐在电脑前，收到六个不同媒体的记者发来的电子邮件，向我求证我即将被解雇的传言：“请恕冒昧，但我听说……”
正是这个棘手的时刻，亚马逊决定惩罚《新共和》。我们的广告销售部门收到一则通知，说亚马逊将撤下政治讽刺新剧《阿尔法屋》（Alpha House）的广告。这封信函没有留下任何回旋余地。“鉴于贵社所登有关亚马逊的封面文章，亚马逊决定终止目前在《新共和》杂志为《阿尔法屋》进行的宣传活动。请确认收悉此邮件，并确认宣传活动已终止。”署名是“亚马逊团队”。
我问克里斯·休斯，我可不可以就这事儿找亚马逊干一架，克里斯写给我一张冷冰冰的字条，让我保持沉默。但是，我已经把亚马逊的通知转给了我一个朋友，他看到通知觉得很激动，于是紧接着又不假思索地转给了《纽约时报》。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事儿收回来捂住，就有个记者给克里斯写了信，问他对这场冲突的看法。我老板因为我不听号令大光其火的时候，我正坐在从旧金山起飞的跨国航班上，飞机上的无线网慢得令人发指。我发了封措辞激烈的邮件，请我的朋友帮忙把这事儿盖过去。我能听见刽子手正扬起鬼头大刀。
对于知识垄断，我们不应过于夸大其词。19世纪美联社的例子是个极端。多数传媒巨头并不渴望操纵总统大选，他们的兴趣要狭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和别的大型企业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想避开监管机构和税务官员，想保护自己的事业不受政府侵扰；如果有利可图，他们也会希望能让政府慷慨解囊以中饱。
但是，知识垄断与别的任何行业又都不一样。所有作家、媒体和图书出版商都要仰赖这些公司才能生存。因此，这些公司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可以扼杀针对自己的批评。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赶走那些唱反调的人。由于它们规模庞大，在这个传播思想的市场上它们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批评它们往往无异于自杀。
写下关于亚马逊的文章之后，我从批评家变成了活动家。我陪同作家协会的人去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讨论亚马逊的规模会带来什么危险。这些会议都是非公开的，这给那些作家提供了安全保障，让他们可以前往华盛顿提交他们跟亚马逊之间的过节。我以为，任何愿意向美国政府诉苦的作家，也都会愿意在公众面前表达同样的态度。
我明显低估了杰夫·贝索斯的能力，这就是表现之一。当我和同事们在一个中左翼智囊团组织关于亚马逊的会议时，有些同志突然泄气了。他们有著作即将出版，没办法拿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冒险，将自己的名字跟这次会议联系起来。泄气的不仅仅是些个案。我们邀请华盛顿的一位律师在这次活动上发言，尽管他长年累月都在跟大公司交锋，这回却不一样。他回复道：“出于个人原因，我想我还是算了。我女儿一直在写一本书，她的代理人很快就要送去给出版商了。所以你的活动进行的时候，大概就正是出版商考虑这部手稿的时候。出版商都神经质得很，会去想亚马逊会拿这本书怎么办，我觉得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取舍。因此在这个时候，我想我得对这件事保持低调。”其中的逻辑令我瞠目结舌。我打给一位文学经纪人，说了这件事，多年来这位经纪人曾站在反亚马逊的立场向记者发表过不少妙语，但他的宿命论令我惊讶万分。挂断电话前，他告诉我：“该做的你都已经做了，现在更重要的是，该考虑一下你自己的利益了。”
公众的强烈抗议并不会放过亚马逊。《纽约时报》对这家公司做了严密报道，而且他们有强大后盾，人多势众。不少积极分子群体广为散发批判亚马逊的公开信，大量作家都在上面签了名。尽管如此，按照目前走向垄断的发展态势，我们还是可以看见未来不容乐观。就算亚马逊迹近圣洁，其规模还是会令人望而生畏。要是你看一眼《华盛顿邮报》，可不会让你的勇气增加半分。自从贝索斯收购邮报以来，这份报纸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纽约时报》那种强硬的新闻报道。贝索斯大可以声称，这份报纸怎么批评这个世界，就应该也怎么批评他；但与此相反，邮报只是围着他打转，这似乎也是他喜欢的方式。
这似乎只是个小问题。但随着亚马逊继续前进，其野心也在不断膨胀。它想让天空布满无人机，想为各国政府提供必需的基础技术设施；它将为未来的工作场所、未来的经济乃至未来的文化定下基调。对公众来说，亚马逊的影响力可不是个顺带提及的话题，而是一个根本问题。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乔纳森·齐特林（Jonathan Zittrain）曾经假想过下面这样一番情形。[10]这是一场不到最后一刻不会见分晓的选举。马克·扎克伯格强烈支持他希望获胜的候选人。我们已经知道，脸书宣称自己能提高选民投票率，方法是在投票日那天的信息流中巧妙提醒人们要去履行公民义务，产生社会压力，让人们前去投票。这个实验已经成功了，而且这成功不只是公共关系的结论，更是社会科学已经确认的发现。在齐特林假想的情形中，扎克伯格发起了又一场“出去投票”的运动。只不过，这一次的提醒是有选择的。根据用户点过的所有的赞，脸书非常了解每一个用户的政治倾向，也能分辨出每个用户都会在哪个选区投票。因此，脸书并没有敦促所有公民都去履行投票义务，而是精准指向能拉高扎克伯格理想人选胜选概率的选民，只向这些人发出行动呼吁。
科技公司会偏爱某个候选人，这种想法可不是什么异想天开。谷歌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在2012年的大选中就在全力支持巴拉克·奥巴马。他不只是大笔一挥签发支票，还让自己深陷竞选活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琐细工作之中，招揽人才，帮助建立技术组织。他招来的人得到了海量数据，从而可以锁定选民，精准程度前所未有。奥巴马竞选团队的经理戴维·普劳夫（David Plouffe）说：“大选之夜，施密特就在我们的电话间里。”[11]这些努力确实让结果有所不同。竞选结束之后，彭博社报道：“两度参与奥巴马竞选团队的资深人士表示，对5亿美元媒体预算采取了严格措施，使效率提高了15%，节省了数千万美元。”
这可不是自由职业者努力就能做到的。关于在奥巴马再度当选的过程中自己扮演的角色，谷歌发表了一份案例研究，题为《为了美国，奥巴马利用谷歌分析使数据驱动的快速决策民主化》。这份报告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其中包含的谷歌对选举结果的核心作用的言论十分自以为是。“早前，奥巴马竞选团队向谷歌分析求助，以帮助网络、电子邮件和广告小组了解，是什么让新的支持者逐渐变得越来越直言不讳地去大声倡议，并定期捐款。”[12]谷歌吹嘘自己帮助了奥巴马，当选民想要确认辩论期间做出的断言时，以及当选举日临近，选民在反复考虑自己的选择时，谷歌的数据如何帮助竞选团队对选民呈现的信息形成概念。“谷歌分析中的实时报告给竞选团队提供了一个了解选民问题和所关心内容的窗口，也让他们能够通过搜索广告在竞选活动中直接给出回答。”在评估自己对竞选成功的贡献时，谷歌可一点儿都谈不上谦虚：“选举日的结果不言自明——隆重胜利，几乎所有的摇摆州都掉进了总统的口袋。”
我们都不用去设想最坏的情况，就能对科技公司左右投票结果的能力感到恐慌了。在爱德华·斯诺登的传奇故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捣乱的程序员就能找到办法破坏高度安全的系统。谷歌工程师马里厄斯·米尔纳（Marius Milner）滥用了他对谷歌街景地图车辆的访问权限。[13]这些汽车走遍美国的大街小巷，拍摄照片，谷歌再将这些照片拼接到一起，形成连贯视图。米尔纳给谷歌这些汽车编了程，好利用这些车辆所路过的家庭发出的无线网络信号，把私人数据乃至电子邮件通信数据都一锅端。谷歌并未配合政府调查，而是“蓄意阻挠和拖延”，在此过程中还从联邦通信委员会那里吃了张罚单。事实上，公司并未解雇米尔纳。这个案例让人很难相信谷歌对透明度的承诺，也很难对谷歌防止滥用的保障措施产生信心。
对搜索引擎来说，让公众舆论倾斜不是什么难事儿。有一项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研究，就在试图模拟谷歌的运作方式。研究人员草草搭建了一个名为Kadoodle的假搜索引擎，用假候选人模拟了一场假选举。在实验中，作者不断对搜索结果重新排序，然后要被试者透露他们的意见。结果表明，搜索引擎中的位置非常重要：“随便按什么衡量标准来看，意见都向在排名中更受青睐的候选人倾斜。信任、喜爱和投票倾向都有可预见的变化。”[14]
以前我们对媒体暗中想要改变我们的企图非常不能容忍，即便在商业背景下也是一样。1973年，有一款名为Hūsker Dū？的棋盘游戏打了广告，想推动圣诞季的销售。[15]“买买买”这几个字在电视屏幕上飞快闪现，甚至都没有人能注意到这几个字出现过。但是，当买断这一时段的广告代理商发现他们的手下竟然未经任何授权就偷偷进入了潜意识信息的领域时，他们惊慌失措，把这件事告诉了电视网。这个花招一暴露，全国人民都惊呆了，暴怒接踵而至。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类型的潜意识信息真的有效，尽管如此，政府还是决定不再容忍对潜意识信息的利用，因为这是一种欺骗，将破坏公众信任。这场骚动过去之后没多久，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这种做法“违背公众利益”。随着大型科技公司兴起，我们已经抛弃了这种观点。我们接受了通过潜意识操纵我们的行为的一种全新方式。但是，尽管电视里的潜意识信息最终没有任何意义，新的行为主义却非常有效，因此恐怕相当危险。
透明度是新技术的重要承诺，有了透明度，我们就能进入一个更有责任心的新时代。然而，知识垄断者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方向。这些垄断者身上也有开放性的标志——顾客可以对公司大喊大叫，有空间让你发泄不受欢迎的意见，这个世界看起来没有人类守门人。但如果你盯着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看得够仔细，这些公司就会变得有点儿像意大利，那个国家的权力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人们从来没有完全弄清楚过。规则是有的，但从来没有让人心服口服地阐明过。我们有点儿感觉到自己正在受潜意识影响，但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影响的。我们看到某些类型的信息受到优待，但并不知道有什么明明白白的原因。尽管科技公司都在宣扬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它们也都渴望进入威权国家的市场，在那里，向政权妥协是做生意的必然代价。脸书已经证明，高尚的情操并不妨碍配合审查。它们会在这里干同样的事儿吗？对我们民主的威胁可能永远也不会超出纸上谈兵的范畴。但是，我们哪里会知道呢？
未能将它们自己关于透明度的言论的含义内化——或是理解清楚——是这些公司的典型特征。美国民主以相当理所当然的恐惧为基础，这也是一种焦虑，担心权力会集中到一个机构，并令其他所有人付出代价。科技公司没有这样的恐惧。它们越能悄无声息地潜入我们的生活，对它们来说就越好。没有什么限制。当然，担心它们的权力也不是它们的事儿。这种焦虑落在了剩下的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应当有更清楚的认识：漠视民主的那些公司，已经在民主生活中扮演了太过重要的角色。
[1] Tom Standage, The Victorian Internet (Bloomsbury, 2014), 215.
[2] Paul Starr, The Creation of the Media (Basic Books, 2004), 171–73.
[3] Starr, 176.
[4] Menahem Blondheim, News over the Wir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viii.
[5] Blondheim, 151.
[6] David Hochfelder, The Telegraph in America, 1832–1920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44.
[7] Starr, 177.
[8] Wu, Master Switch, 22.
[9] Starr, 187.
[10] Jonathan Zittrain, “Facebook Could Decide an Election Without Anyone Ever Finding Out,” New Republic, June 1, 2014.
[11] Joshua Green, “Google’s Eric Schmidt Invests in Obama’s Big Data Brains,” Bloomberg Businessweek,May 31, 2013.
[12] “Obama for America uses Google Analytics to democratize rapid, 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Google Analytics Case Study, 2013.
[13] Steve Lohr and David Streitfeld, “Data Engineer in Google Case Is Identified,”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12; David Streitfeld, “Google Is Faulted for Impeding U.S. Inquiry on Data Collection,” New York Times, April 14, 2012.
[14] Robert Epstein, “How Google Could Rig the 2016 Election,” Politico, August 19, 2015; Robert Epstein and Ronald E. Robertson, “The Search Engine Manipulation Effect (SEME) and Its Possible Impact on the Outcomes of Elec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 no. 33(August 18, 2015): E4512–21.
[15] Les Brown, “Subliminal Ad Pops Up in National TV Promotio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