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纸上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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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技术受到欢迎，是因为几乎人人都认为这种技术的运用势所必然，它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无法抗拒的选择。但这种技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宣传炒作与实际效果的差距中，可以看到公众不知不觉地被深刻评论所吸引，有了强烈抵制的迹象。

杰夫·贝索斯于2007年推出首款Kindle电子书时，我马上订购了一个。作为终身都将书籍奉若神明的人，这本电子书总让我感觉有些不对。在阅读的蜕变中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我经受住了由此而生的负罪感。说实话，这个设备是我梦想中的发明。书店和书籍是我的最爱，如今这两样融合在一个硬件设备中。亚马逊承诺，现有的任何一本书，都只需要一眨眼的工夫就能下载到手中。

装置本身有些毛病。这本电子书配备的键盘几乎没法用，粗劣的操纵杆也十分考验手的灵活性。翻页的时间总是不对。然而，Kindle还是很神奇。我在上面花了好多钱——跟去书店扫荡不一样的是，在Kindle上疯狂买书不会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告终，也不会有那么多从未读过的书在书桌上瞪着我，让我如芒在背。有一年的时间，Kindle都在我手提袋的外侧口袋中随我漂泊，要不就是在我手边的桌子上安眠。我的脏手在Kindle的米色外壳上留下了一丝污迹。

在亚马逊的网站上可以找到你曾注册用来访问Kindle应用的设备清单，这是个人的硬件历史。这些年，我有过三个Kindle、三个iPad、六个苹果手机iPhone，足以造成一起小小的环境灾难了。我得声明，那些废弃不用的小玩意我都放在地下室的一个盒子里了，也许有一天能有合适的回收设施把这些玩意全收走。

但如果科技以其魔力蒙住我们的双眼，那么魔力也会渐渐消失。第三个Kindle到手时，我发现自己回归了纸书阅读。我的回归并不是有意识的，而是个缓慢、渐变的过程。我从未真正停止购买纸书。我为杂志社工作，因此要写书评的书会跟着邮递员来到我的办公室。也有些旧书我在Kindle上找不到，只好从二手书商那里订购。纸质书开始召唤我。对自己回归到纸书的这一转变，我没有想太多。只是因为纸书的吸引力而已，自然而然。

我原则上并不反对屏幕，也没有科学上的反对意见。一天当中大部分时候，互联网就是我的老巢。推特吸引了我大部分注意力。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信息洪流，这种微观方式让我能跟上政治、足球、诗歌和新闻方面的各种小道消息。但是，回顾一天当中我都读了些什么，感觉却挺奇怪。我当然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电脑并得到一份精确记录，但如果我只是坐在桌前试着列出今天在我屏幕上出现过的所有推文、文章和帖子，我真正能记起来的肯定少之又少。网络阅读是一种狂乱、简化、随意的活动，并非总能全神贯注。

互联网的辩护者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互联网这种媒介极为不同，有自己的节奏，也有自己的知识偏好。纸张是固定的——白纸黑字不会有变化；图书有头有尾——但互联网是流动的。凯文·凯利曾经写道，数字世界证明了“美好的事物未必得是静止不变的”[1]。互联网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对话，所有论证都会被反驳、分享、修改和拓展。这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实时延伸，令人兴高采烈，也令人精疲力竭。

我想，我最终放弃Kindle是对这种精疲力竭做出的反应。并不是说Kindle很糟糕。实际上跟社交媒体上刺耳的号角和风钻比起来，Kindle完全可以说是静如止水。但上网那么多个小时之后，我渴望逃离屏幕，回归纸面。

如果我打算证明我的选择很有道理，我大概会说，Kindle并没有提供完全离开网络的喘息空间。Kindle或许可以把噪声压低，但仍然并非全然隔绝的状态。亚马逊会追踪电子书上的所有活动。公司利用从Kindle收集到的数据，预测所售图书的商业效益。亚马逊追踪我们画线的每一个段落，并把这些记号分享给同读一本书的小伙伴。亚马逊仍然是科技巨无霸的堡垒，与一家专有商店密不可分。Kindle是对书本的精彩模拟，但总归只是模拟而已。

据预测，电子书会赶超纸书，最终成为出版业的全部。2010年，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精确指出了纸书死亡的时间：“会在五年之内发生。”[2]好吧，世界末日到了，然后又过去了。纸书还是屹立不倒，电子书销量没能按照预期的速度增长。实际上，电子书已经一落千丈。2015年，电子书收入下降了11%[3]，同时实体书店的收入则增加了近两个百分点。我将Kindle束之高阁并不是个人取舍问题，而是大趋势。我的直觉是，很大一部分平民读者想逃离互联网的信息洪流，他们想要默读，想一个人静静思考——有一种感觉我们无法摆脱，就是纸书能带来这样的状态，也只有纸书才能做到。人们普遍都想回到纸面上——不是比喻意义上的纸面，而是你可以在手指间摩挲的含有纤维的纸面——这种引力实际上也在召唤我们回到阅读史上的根本教训。

我很抱歉要告诉你们下面这么一件事，而我并未打算强行植入任何咄咄怪事：我最喜欢拿来读书的地方是浴缸里。全身浸泡在温暖中，身心敞亮、放松，处于柏拉图式的状态，只不过水有可能会把书打湿。如果浴缸被家里别的人占据，在床上读书我也能接受。臃肿的枕头垫在背后，明亮的灯光照亮了文字。

以上披露其实平淡无奇。这些阅读场所十分平常，也许是最平常的。实际上，印刷文字的整个历史都指向在这样私密的环境中消磨图书，指向在我们的避难所中独自阅读。我们选择僻静之处读书是为了不受打扰，也因为不受打扰的状态有可能产生灵感的火花。

中世纪早期，书籍简直可以说是神迹。牧师借由书籍传达上帝的话语。有读写能力的人非常少见。在欧洲，也许一百个人当中才有一个人能阅读。正如历史学家史蒂文·罗杰·费希尔（Steven Roger Fischer）所说，“读书”就是大声读出来。[4]默读这种做法极为罕见。见于记载的默读寥寥无几，值得记上一笔是因为看到的人都觉得惊世骇俗。阅读或许也算是终极的社交活动。说书人在市井中读书，牧师读给自己的会众，学者读给大学生，识字的人则大声读给自己听。中世纪的文本总是会要求听众“洗耳恭听”。

尽管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相对来讲黯淡无光，识文断字的能力还是慢慢超出了一小群精英的范围。商业增长带来了新兴的商人阶层，随之而来的还有满足商人需求的专业文本。文本——原本只是壮观的一大堆字母，一个单词紧挨着下一个单词，彼此之间并没有空格作为区隔——在新的句法规则下驯服了。单词之间的间隔越来越多，甚至都有了句读。阅读变得不那么费劲，更加平易近人了。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完整记录下来这个变化，公众朗读让位于默读的变化。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深远的变革。阅读不再是被动、集体的经验，而是积极、私人的活动。默读改变了思维方式，把个人推向前沿。私人阅读行为——在床上，在图书馆里——带来了异端思想的空间。费希尔描述了这一变化：

积极的默读如今盛行起来，这种阅读方式需要投身其中。读者由此变成了行动者，因为作者如今只是引导者，他看不见自己那些默读者，只是指给他们各种路径。如果说中世纪早期的靠听的读者听到的几乎总是基督教连祷文整齐划一的大合唱，那么中世纪晚期的“人文”学者则是在默读整个世界的声音，每个声音都有不同的曲调，唱着不同的歌……在摆脱口读耳听的束缚好几代人之后，才有无数读者终于能像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àKempis）在《效仿基督》一书中那样承认：“为了寻找幸福，我已经找遍了所有地方，但除了拿着一本小书待在一个小角落里，别的地方我都一无所获。”[5]

我们的文化里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逃离这个小角落。总有人跟我们说，人生赢家是那些跟其他人一起建立联系、合作、创造并制定战略的思想家。我们的孩子被教导要以小组的形式一起学习，要以团队的形式一起做项目。我们工作的地方拆去了隔离墙，因此整个组织运转起来就会如臂使指。大型科技公司也在推动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公司给我们提供了热门话题；它们的算法会建议我们去读的文章、推文和帖子，跟世界上别的地方一模一样。

对话中的创造力，谦恭地向朋辈学习带来的智慧潜力，团队合作解决问题的必要性，这些都毋庸置疑。但这些全都不能取代沉思，也不能取代独处的时刻，因为在这些时候，心灵会跟随自己的步伐，得出自己的结论。

我们在自己的小角落里读书，在床上、浴缸里或书房里读书，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地方最适合我们思考。我已经花了大半辈子时间去找有没有更好的地方，我也会在咖啡厅、在地铁里读书，在这些地方我会尽全力集中精神，但从来都无法完全奏效。我只要意识到房间里还有别人，就没法完全沉浸。

当我们全身心都深深沉浸在阅读中时，就会进入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外面的世界仿佛都静音了。书页上的文字和我们脑海中跳动的想法之间的距离消失了。跟那些最早的默读者一样，异端思想在我们脑海中来来去去；我们的思想不再受到任何束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带着我们的书退回私人空间，在那里我们不用担心社会传统，那个世界也不可能越过我们的肩膀偷看。这也是我们不能抛弃纸张的原因，尽管科技公司已经用尽全力想让我们抛弃。

如果科技公司想要把人类的存在整个吸收到它们企业的褶皱中，那么纸上阅读是少数几个它们无法完全整合的生活碎片之一。科技公司会把这个问题当成是有待解决的工程挑战。除了他们，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时不时在纸张避难所里避避难。这是我们从一直在侵蚀我们的体系中暂时脱身的喘息之机，是我们应该自觉占领的避风港。这种抵抗的榜样人物，是一位捷克小说家。

米兰·昆德拉是他那个时代最“下流”的小说作家。他是纵欲狂欢的桂冠诗人，是卧房秘事的伟大造型师，也是各式各样出轨私通的文学阐释者。当然，痴迷于这些事情很难将他与同一时期的其他捷克作家区分开。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和伊凡·克里玛的作品中也有大量关于性的描写——猖獗的性、淫乱的性、逼真的性。他们写下了蓄意挑逗的杰作，尽管挑逗并不是他们作品的全部意义。极权社会试图消灭私生活，但小说家却试图栖身于私生活中。他们痴迷于性，是因为面对全知全能的国家，性似乎提供了一种对抗手段。这是独立王国，是真实的人类体验，不受国家控制。

互联网上的监控与极权国家的监控大相径庭。极权国家的最终目的是让一小部分精英得以掌控政权，远离民主。互联网上的监控则是为了让公司更有效地向我们推销产品。

然而，互联网上的监控虽不是极权主义，但并不意味着就对我们无害。互联网监视着我们，于是也就可以操纵我们了。有些操纵我们很欢迎。我们也许会沉湎于算法推荐的音乐，也会乐于看到运动鞋的广告，我们也需要电脑帮我们筛选海量信息。但还有一种方式描述机器带来的方便，那就是放弃自由意志——算法替我们做了选择。这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我们很大程度上是自愿接受操纵的。然而我们还是能正确感觉到，我们真正放弃的远远多于我们想要放弃的，我们被操纵的程度也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深得多。

我们的数字化未来也许会和宣传的一样辉煌，但也有可能是个反乌托邦地狱。然而作为公民，作为读者，我们有充分理由往机器里“掺沙子”。只有政府政策才能真正削弱把思想世界攥得越来越紧的垄断。但总有些时候，我们会有意离开这些公司的势力范围和生态系统。这并不是自绝于社会，而是找回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

捷克小说家在这个国家中寻找隙缝，在这样的隙缝中，他们或许能躲过监视的目光。纸张——以图书、杂志和报纸的面目出现——就是我们可以栖身的隙缝。这个地方在垄断之外，我们不会留下数据踪迹，也不会被追踪。读着纸上的文字，我们就从种种通知、提示音和其他紧急情况下解脱出来，而不至于受到这些紧急情况的召唤，远离自己的思想。纸张让我们在一天当中总算有个时候跟机器分离开来，回归我们人类的核心。

本书的中心议题对美国人来说尤为棘手。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自认为是一场双重革命的先锋，一方面是科学革命，另一方面是政治革命。我们装腔作势，把自己当成世界上的重要科技孵化器，也是最重要的发明人——这种姿态完美代表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我们实验性质的共和政体，以及我们之中那些冒险进入未知领域的边疆人。当然，这场工程革命与美国革命有紧密联系。二者都是同一场启蒙运动的产物，在理性方面也有同样的信念。早期那些伟大的技术专家——富兰克林、杰斐逊——都极力倡导政治自由。美国大声宣扬科技和个人主义的福音，狂热鼓吹将这些理念传播。在这两方面，我们的革新都源源不断——我们发明了灯泡，也有了隐私权；我们造出了流水线，也保护了言论自由。

革命的这两方面互相煽风点火。两者一起向前推进，偶尔有些稍纵即逝的紧张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自由创造了一种经济形态——活跃、反传统的经济——这大大激发了发明创造活动。而发明创造也促进了自由，让个人意见有了新的表达方式，让行动更自由，也让我们能更好地实现自我。

这也是为什么当前时刻会让人感觉极不舒服。我们对科技的信念和我们对自由的信仰不再完全一致。我们越来越接近这一时刻，我们不得不牺牲革命的一方面以挽救另一方面的时刻。按照目前的科技发展态势，隐私将不复存在，我们关于市场自由竞争的理念也岌岌可危。谎言和阴谋在社交媒体上四处泛滥，我们共同的事实基础也日渐消散，这都是在为威权主义创造条件。长期以来，人与机器的合并对人类来说一直有相当好的效果。但我们正在迈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中，合并会威胁到个人。

人性是可塑的，并不会一成不变。人性当中有个临界点，过了这个点，我们的本性就不再属于真正的人类了。我们可以主张愉快地跨过这个门槛，但对于代价，我们也必须诚实面对。当前我们的航向并不由我们自己掌握。我们在随波逐流，但并没有来自政治系统、媒体或是知识阶层的压力与这股浪潮相抗衡。我们正漂向垄断，漂向因循守旧，漂向制造它们的机器。

在这个快速自动化的时代，这个互联网连接起了几乎所有人、所有的事物，想掌握我们的航向，似乎不仅愚不可及，还会徒劳无功。法国哲学家米谢·赛荷（Michel Serres）认为：“我们最能掌控的事情似乎也脱离了我们的掌控。我们怎样才能统治我们的统治地位？”[6]这个问题让人烦恼，但也仿佛意味着人类还有尚未利用的能力。科技公司亟欲仿造我们的生活和习惯，但生活和习惯仍然是我们的。或许作为社会整体，我们会突然觉醒过来，实施明智的国家政策，保护文化、民主和个人不受这些公司的侵蚀。与此同时，我们也得保护自己。

我们曾自欺欺人，更为关心方便和效率，而不是持久的事物。沉思默想的生活和对文字的全心投入会带来持久的滋养，与此相比，网络上鱼龙混杂的乐趣转眼就会消失。只要我们选择，我们仍然可以自由进入沉思默想的生活状态——选择读什么、买什么，选择如何休闲、如何自我提高，放弃空洞的诱惑，保留安静的空间，下决心努力成为自己的主人。

[1] Kevin Kelly, The Inevitable (Viking, 2016), 81.

[2] MG Siegler, “Nicholas Negroponte: The Physical Book Is Dead In 5 Years,” Tech Crunch, August 6,2010.

[3] “U.S. Publishing Industry’s Annual Survey Reveals Nearly $28 Billion in Revenue in 2015,”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July 11, 2016.

[4] Steven Roger Fischer, A History of Reading (Reaktion Books, 2003), 27.

[5] Fischer, 202–3.

[6] Michel Serres, Conversations on Science, Culture, and Time, trans. Roxanne Lapidu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171–72.

第十章 有机思想致谢